《勃兰登堡的冬天》艾奥莉拉

3、序二：迪南

　　当我坐在面眺兰斯河的桌前，在软毯和脚炉的簇拥下续写这本书时，时间已经带我走到退隐之年。我像回到故乡一样弃身于这座布列塔尼的海上小城，听秋风一遍遍吹拂而过。这里没有明媚的阳光，熟悉的语言，所有这些都属于人生的夏天，而我垂垂老矣。
　　是什么让我把迪南作为最后的栖居？我生于德累斯顿，长于莱蒙湖畔，在海德堡度过最锐意的年华，然后在柏林陷身于世界。巴黎的岁月仿佛只在水上漂过，后来我有幸在狱中整理思绪，收拣一生的得失。但命运并没有允许我走向终结，现在我回到生活当中，带着所剩无几的钱财和心力，在半百之年，茫然四顾地寻找栖身之所。
　　我还记得那个忠实的旧仆弗雷泽先生，当我启程时，他带着孙子到巴黎火车站送我。川流不息的人群勾起他往日的惶恐：“少爷，您要到哪里去。”这个忠心耿耿的旧仆仍然对我年少时的出走而自责，时代仿佛从未在他眼前呼啸而过，他见我时还是穿着旧式西装，坚持称我为少爷。有一瞬间，我又变成身穿背带短裤的少年，扯着他的衣角四处游玩。那时我五岁、八岁、十一岁，弗雷泽总是忧心忡忡地跟着我，不准我去各种各样的地方。
　　“不会再去别的地方了，我会定居在迪南。”我握着他的手，感到这番孩子气的对话全然不适合我的年纪。当年我离家时，弗雷泽先生是否找遍了德累斯顿的每条街道。现在他老泪纵横，徒然听列车发班的铃声响起。
　　“到那里之后我会给您写信。”我跨上二等车厢，挤进嘈杂的人群。他驱使自己的孙子为我把行李送上车，那个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用一个迟疑的动作暗示这和他的身份很不般配，但是幸而，弗雷泽先生有一个很孝顺的孙子。
　　几个小时的火车带我来到现在的地方，它离巴黎不远，其实整个西欧也不大，人们只是太热爱故乡，便轻易地伤离别。我雇请短工洒扫房子，置办家具。这里没有一件画作或古董，英式房屋肃穆而寒酸，但是窗下的兰斯河水蜿蜒而过，在阴天下闪着灰光。

　　如果要以个人的一生作为历史，该从何写起。我摊开一叠黄烂的稿纸，它们经历过战争，跟随我走过许多地方，纸面仿佛还散着硫磺的气息。题目已经数度改变，如今我已羞谈它最初的赞助者。
　　它曾经是一部让撰写者享受政府津贴的官史。1938年，我供职于纳粹德国的一个中央文职部门，党卫队全国领袖私人参谋总部下属的文化研究办公室。当时他们有一个德国史编写组，丛书名为《德意志民族全史》，主编挂的是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名字，如今人们可以随意指称他的名讳希姆莱，捉刀者则是一些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这套丛书按断代和专门史分为7卷，如此芜杂的分类法全赖当时文化研究办公室有三位领导，外聘的四位专家，七人分别受学于世界上古史、德国近代史、汉学、社会学、美学、艺术史和古希腊考古学。丛书编排如下：
　　《第一卷：印欧雅利安上古史》
　　《第二卷：地中海文明视野下的日耳曼尼亚》
　　《第三卷：被日耳曼唤醒的地中海文明：德意志文化与南欧近亚考古》
　　《第四卷：德意志近代民族国家》
　　《第五卷：德意志人的社会组织》
　　《第六卷：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与日耳曼族美学》
　　《第七卷：德意志哲学家的美学思想》
　　置笔高阁的主编大人看过提纲之后，认为它应当补上一个贴合于当下时事的课题。于是他在立项报告上写出第八卷的名字，《万字旗下：帝国反闪族斗争历程》。
　　第八卷或许是最适合丛书的黑白红三色封面的了，希姆莱亦诗兴大发，决定亲自撰写。但这个小学教师很快发现，他从维也纳美院落榜生、法学博士、建筑系本科生那里学到的一点反犹思想远不足以支撑700多页的内容。然而此时七位专家已经各立门户，便奉行起均势政策和光荣孤立，表示无才兼领第八卷，且此卷主审除伟大领袖外别无人选。
　　于是伟大领袖光临文化研究办公室，在角落里找到一个由于疏懒和嘲讽过列位专家而未忝列其中，正在摸鱼的小办事员。
　　“我听说您曾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历史。”
　　那个小办事员扯了扯被风纪扣勒紧的领口，站在领袖先生的宽大而地毯陈旧，只摆着几尊赝品雕塑的办公室里，像一只刚刚搬了新家的老鼠那样怯生生地四处打量。
　　“是的，领袖先生，我的主攻方向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德意志版画。”

　　这个小办事员就是区区在下。如今他已在人群里学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暗中的反纳粹者，哪怕他在慕尼黑受学于一位激进的国社党人，学位论文题目是《论近代早期德意志版画的雅利安性》。信或不信，我也写过一篇不合时宜的论文，刊载于巴塞尔大学学报。但所有这些辩词都没有意义了，在1938年11月9日这天，这个吃空饷的小办事员对领袖先生点点头，答应成为不落款的捉刀人。
　　“以愚见地浅陋，时下的确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能担纲此卷。”我对希姆莱说道，“几位专家说的都是实在话，因为学者是从助手的调查报告里获得信息的，但助手尚未把报告写成。真正能够写出这部著作的只有您，尊敬的领袖先生，您的亲身经历就是第一手资料，您过硬的理论知识则是全书构架。当然了，每个杰出的历史撰述者都会有一些助手，为您的思想添加一些例证——换言之，一些秘书性质的工作。”
　　秘书的工作是什么？起草文书，给出建议，像厨子一样做出满桌菜肴，主管只需拈着自助餐夹，选取他们所需。希姆莱点点头，“当我需要招募助手时，您是否能为我把把关？奥芬菲尔德先生。我这里正好有一个二等秘书的空缺，不知您会否考虑一下。”
　　小办事员克制着自己的笑容，“铭感您的赏识，可是我想，我得尊重我的主管的意愿。”
　　“我会亲自跟他说，并且给他一个满意的安排。”希姆莱摇晃着脑袋，圆形眼镜的反光一晃一晃的，试图使自己看起来真的像这座大房子的主人。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起源。它最初只是一部官修史书，且这个官方在它执掌权柄时便已声名狼藉。在我接受这一工作的第三天，德国全境爆发了反对犹太的暴力活动，“碎玻璃之夜”。我曾备受心灵的煎熬，但也的确豁免于灾祸。我的父亲是犹太人。
　　我为何要写它？在三十多年后解释这个问题，其可信度已经几近于零。但即使摆出当时留下的一些文字，人们还是可以审判其前言后语、说话对象和场景。1945年来，人间已经变成了一座法庭，诞生过《论法的精神》的西方世界居然也有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人都自居为法官，对他人轻下判词。
　　如果您的确想知道被告本人的辩词，我将在本书正文里循序说来。这是一本被赋予了作者的人生热忱的书，字句不差，过去和现在皆然。它有过许多名字，《万字旗下：帝国反闪族斗争历程》、《纳粹排犹史》、《一个御用文人的第三帝国回忆录》，我在柏林奥布莱希特亲王大街8号撰写它，在游击队员掩护下的布列塔尼的荒地撰写它，在异乡客云集的德累斯顿轰炸前夜撰写它，在战后德法两国的交通线上撰写它，在中道崩殂的德意志统一运动后的牢狱之灾中撰写它。这些名字见证了其撰写目的和行文内容的变更，它已经远不是一本官修史书。如今我在重获自由而孑然一身的异乡，面对人生晚境而撰写它，我已经走过旧时代，赶上了前往未来的末班车。
　　而这本书也终于尘埃落定，名为《勃兰登堡的冬天》。它相随我的一生，作者打算用自我剖白的手法，以一个经历者的所知，和旁观者的研究视角，去写一段发生在日常当中，牵系到普通人的命运与悲喜，个人选择与人生轨迹的历史。
　　这本出自前纳粹党人之手的书是否会有愧疚、忏悔、改过自新？是的，我曾经走错了路，如今浪子回头，愿意成全妇人之仁的宽恕。这本出自集中营的犹太幸存者之手的书，是否会再度背弃他的族人，放下民族偏见？是的，没有国家的人的最后归宿，理应是世界。

　　1968年12月于迪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