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云端的一万公里》叨叨捞

4、第 4 章

　　老马的唱片行也提供洗影碟的服务，我把DV机拿到他店里，刻了二十份碟。上台表演的每人一份，一份彦良要来保存，一份交给学校做展示用，我自己也留了一份。

　　我看着老马在电脑上操作，好奇地凑过去半个头，问他：“这玩意贵不贵啊？”
　　他抬手就把我往外赶：“贵，你买不起，也赔不起，离远点。”
　　这我就不服了：“你怎么知道？我家挺有钱的。”
　　他愤愤道了一句：“败家子。”

　　但当我听到具体价格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来毫无基础，怕用不上手。二来，我出国的第一年，实在是敞开了手脚花钱如流水，银行账单吓到了我爸妈，最要命的是染上了酒瘾。
　　后来被我爸妈发现，狠心停了我的信用卡，改成按月给我打钱，依照正常开销范围给，多一分都没有。我现在戒酒也是被这逼的，要是我说想要台电脑，他们准以为我是酒瘾犯了，又会逼我回国。

　　我把刻好的碟交给彦良，他负责分发给那些他聚起来的艺术家们。彦良抽出一张递给我，美其名曰给我创造机会，“那个Randy的就你去送给他吧。”
　　我也不推脱：“行啊。我怎么找他？”
　　“学校里找呗。”
　　……我被他的话深深折服，合着他都是这么蹲到他的吗？

　　但说真的，我也不是特地去找，就随随便便在图书馆里遇到了。杨千瑞站在一排标注着“古典乐”的书架前，聚精会神翻着一本谱子。他一手捻着纸张，换页的速度很慢，一手辅助性地点着节拍。
　　我从后头拍了拍他的肩膀。他似乎很容易受到惊吓，耸肩猛地转过身来，看见是我，又蓦地笑了。
　　“你好，Jack。”他这样对我说。
　　“你好，杨千瑞。叫千瑞可以吗？还是小瑞？阿瑞？”
　　他笑了：“随便啊，你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
　　我说：“那我叫你Rose。”

　　杨千瑞噗嗤一声笑了，又连忙捂住了嘴，左右环顾。
　　其实没必要顾虑。伯克乐的图书馆和其他广义上的图书馆不同，不强制轻声细语，到处都是交头接耳的谈论声，也没人觉得不妥。
　　馆藏的架子上只有谱子，谱子，和谱子。什么曲的谱子都能找出各式各样的版本，但要想阅读一份当月的报纸杂志，反而成了难事。

　　杨千瑞到前台登记，借了几份乐谱。他出示学生卡时，我瞄了一眼，证件照上比现在还青涩几分，头发短短的，像颗小杨梅。还是留长好看些，遮住光洁饱满的额头，更显稚嫩。

　　当然，再长也没我的长，我伪艺术家的气息，从我齐肩的鬈发上也能窥探一二。我高中毕业后便蓄起了长发，各种张扬的颜色染了个遍，现今的淡金色还算低调了。

　　我们走在校园小道上，说是小道，其实就是大街马路。伯克乐教学楼分布在街道四周，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严格意义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校区这一说。但看一眼，就能分辨出路人是否同学，大多都抱着乐器乐谱，步履匆匆。
　　只有游客才会慢慢悠悠的在这条街上闲逛，看什么都一脸新鲜。

　　我提起碟片的事，杨千瑞跟随着我回了公寓，一路闲聊。
　　我说：“那袋糖瓜是你挂我们家门口的？”
　　“嗯。”他单薄地应了一声，没多做阐述。
　　于是我又问：“你从哪儿买的？”
　　杨千瑞说：“不是买的，家里寄的。”
　　我下意识倒吸了一口气，“寄的？从国内寄到这儿来？”
　　“嗯，我爸妈硬是要寄，拦也拦不住。”杨千瑞十分无奈地说。

　　跨洋邮费能买一百斤糖瓜了吧，但重点并不是钱的问题。对供得起出国留学的家庭来说，这点钱自然九牛一毛。我只是想起了我爸妈，除了钱，什么都没给我寄过。不过我也只需要钱而已。

　　我说：“你不是说不来吗？早知道你要来，我们会在家里等等你。”
　　杨千瑞淡淡地笑了一下，“没事，我也就只有那么一会儿空。敲门没人应，挂到门上我就回家了，家里做了年夜饭。”
　　我诧异道：“家？你家里人在这边？”
　　杨千瑞点点头：“嗯，一个阿姨，我住她家里。所以要和他们一起过年。”
　　“哦……那挺好的。”

　　原来我瞎操心了，他不是形单影只孤零零地过年，我才是。他在这儿有归属有港湾，不像我寄人篱下，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杨千瑞忽然说：“你可以教我做作业吗？”
　　我犯了懵：“啊？我也不懂小提琴啊。”
　　杨千瑞说：“不是。公共课的，编曲还有和声的一些作业。”
　　我紧张地皱起了眉，“你认识五线谱吧？”

　　我的脑海中自动唤起了给彦良补习的痛苦回忆。那家伙凭吉他考进来的，只认识简谱，连音符都要一个一个教他认，实在将我耐心耗尽，对他大吼大叫，差点砸了地板。

　　杨千瑞有些诧异：“当然认识啊，不认谱怎么拉琴。”
　　哦，这么一说，反倒我成了个傻子。可能是那时被折磨出走的理智，还有部分未归。我没有诲人不倦的精神，所以在未来的职业规划中，“老师”这两个字被我早早划去。
　　但教他嘛……我勉强能答应。

　　我问：“现在？”
　　杨千瑞眼中闪烁着动人的神采，小鸡啄米般点头，“可以呀，你有空吗？”
　　“有。”我说。
　　他笑着跟上我的脚步。

　　彦良不在家，又不在，不知道去哪儿鬼混了。不过我也没资格指责他，要不是被缩减开支紧衣缩食，估计我也不怎么着家。
　　我领着杨千瑞在客厅坐下，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接过后，搓着暖手，不喝。
　　这房子的制暖系统实在是难以启齿的简陋。杨千瑞上次来时，人声鼎沸，拥挤的体温盖过了地板的潮湿阴气，才感受不到。这会儿只有我们两个，说句话呼出口的气，都成了阵阵冷风吹过。

　　杨千瑞不懂的地方很多，也很基础，但我不用太费口舌，给他讲解两遍他就懂了。他握着铅笔的手冻得发红，我从房间里拿了一条毯子，给他披着。
　　他一边哼着，一边用笔在五线谱上记录。这些课程，我大一都上过，但对我来说没什么难度，直接参加考试就跳过了课程。也正因如此，才有大把时光寻欢作乐。

　　他为什么会连这么基础的东西都没学过呢，想着，我就问了出来。
　　杨千瑞自然而然地答：“我只学过怎么拉小提琴，乐理啊编曲啊这些，都没接触过。”
　　那我就好奇了：“那你怎么不去茱莉亚或者科蒂斯？没考上？”那两所都是更顶尖也更专注于培养专业乐手的殿堂。

　　杨千瑞放下笔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不知道，没试过。”他的目光不知何时暗淡了许多，“我爸本来不愿意我一个人出国学音乐的，好说歹说，有亲戚在波士顿，可以拜托他们照顾我，才松了口。”

　　这理由……我眼前这人是温室里的花朵吗？还是养尊处优的小少爷？
　　我感觉说不出来的奇怪，没来得及细想，彦良就回来了。

　　他推开门，看见我们两个，“哟”了两声算作打招呼。彦良放下背上的吉他琴盒，大概是又去街头演出了，这也是他的爱好之一。在广场卖唱一个下午，最丰厚的一次收获是五美元巨款。我很担心他的前途。

　　彦良在我们对面坐下，直勾勾地盯着，打趣道：“你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
　　杨千瑞紧张的目光投向我，大概是期冀我给出回答。他脸皮薄，惯不会应付这些。
　　我说：“还不是给你跑腿，什么活都交给我。”
　　彦良故意拆台：“不是你主动……”
　　赶在他说下去之前，我冲过去捂住了他的嘴，和他扭打在一起。闹了一阵，他投降道：“好了好了，晚饭吃什么？”

　　“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就做些什么。”我说。
　　一般我们一起在家吃饭时，总是他下厨比较多。他说我的厨艺，只能喂喂广场上的白鸽，还得落得被那些胖鸽子啄头逃跑的下场。

　　彦良拉开冰箱门，“只有两个蛋了，该去采购了。”
　　“那就做个蛋炒饭吧，米总还有吧？”我说。
　　“有。”彦良应和道，突然又惊叹，“呀——这什么？大蒜？你买这么多蒜干嘛？”

　　猜都不用猜，我就知道他没看仔细，说的是那一袋糖瓜。他没见过那东西，这反应也很正常。
　　我说：“糖瓜，老北京小吃，蒜什么蒜。”
　　彦良听了，顺手拿起一个啃了一口，牙差点没被崩掉，揉着腮帮子说：“这什么玩意？纪晓岚发明的？”
　　“你刚从冷冻层拿出来，你咬冰块不崩牙吗？”我简直对他五体投地。
　　彦良抿着嘴唇，大概是糖块融化了，又嚼了半天，皱眉道：“怎么越来越粘牙？胶水做的？”
　　“麦芽糖啊麦芽糖……”我摇头感叹，无话可说。

　　彦良泄气地把缺了个口的糖瓜丢回袋子，扔进冰箱，“你买这玩意是不是就等着某天陷害我？”
　　我察觉身旁的人脸色红了又红，快赶上炸开的炮仗，于是就假装成是自己买的：“不吃拉倒，本来也不舍得给你。”
　　“你自己留着当宝贝去吧。”彦良单手掏出两个鸡蛋，把冰箱门一关，突然想到什么，转头对杨千瑞说，“Ran……，小瑞啊，你在这儿晚饭不？你也听见了，只有蛋炒饭。”

　　“呃……”杨千瑞左右为难。
　　我说：“统共两个蛋，你还想炒三碗饭，真不觉得寒碜。”
　　“问你了吗，你别吃，你的给他。”彦良呛了回来。
　　杨千瑞信以为真，慌忙摆手，“不用不用，我回家吃。”

　　厨房灶火声响起，杨千瑞收拾好随身物品，说不多打扰就回去了，我站起身送他。

　　“谢谢。”杨千瑞走出门，再一次向我道谢。
　　我半靠在门框上，随意地说：“不客气，以后还有不懂的，都可以来问我。”
　　杨千瑞立刻问：“你随时都在吗？”
　　“当然也要上课啊。”我长长地停顿了一会儿，在他不知所措的表情中，再度缓慢地开口，“大部分时候都在，不然就在琴房，你知道哪儿能找到我。”
　　“好。”他放松下来，笑得无瑕，踩着轻快的步子下楼了。

　　电影配乐是伯克乐的王牌专业之一。一所学校能成就多少歌手乐手尚未可知，但去好莱坞逛一圈，电影配乐工作室里一半都是我们学校出来的。
　　虽然最开始是抱着哪个都一样的心态选的专业，但也算误打误撞了。

　　除了公共必修课，诸如视唱练耳、和声、指挥、编曲这些以外，这个专业最大的不同，是上课时可以正大光明地看电影。
　　虽然很多时候播到中途，幻灯片上的画面就会被暂停，老师头头是道地分析起插曲音效，这几乎令我抓狂。经常是一节课上完，电影结尾还未播出。
　　等下节课？我等不了，我会自己去影片行租碟看完。我曾建议老马开拓这方面的业务，他一眼看穿我的小把戏，不留情面地拒绝了。

　　然而这门课最令我头疼的，是期末要上交的一份大作业，硬性要求我们每月至少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整理成一篇综合性影评。当然，考核的侧重点在配乐分析上。
　　班里一些同学会约好成群结队地去看，也问过我要不要加入，我拒绝了。
　　我不喜欢热闹地看电影，那种猛嚼爆米花吸溜可乐，时不时就和旁边的人扯上几句的看。一般我会挑凌晨的午夜场，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大厅里看。

　　二月末，我去看了《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海报上“原著曾荣获《雨果奖》《星云奖》”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原以为挑的场次够僻静了，但我进场后，意外发现竟然还有另外一个观众。目测，他的位置就在我票面位置旁边，正好是邻座。我默默地往后退了两步，坐到后排，隔出一段安全距离。

　　电影本身并不复杂，也不精彩。可能是开场那一段音乐，使我对它的印象先入为主。白鼠穿越迷宫时尚且算得上灵动，一旦人物开始对话，不分轻重的乐声就嗡嗡的喧宾夺主。
　　时光飞逝，幕布上只剩一片纯黑。我起身离座，在出口处直直地撞上了那个人，灯光打亮后，我才看清他的长相。两抹浓重的剑眉，突出的鹰钩鼻，下巴留着一圈淡淡的性感的胡茬，拉丁裔。
　　他回看了我一眼，然后我们从出口的两侧分道扬镳。

　　说实话，我闪过那么短暂一秒的其他想法，但转瞬即逝。此刻我只想赶紧回去洗个热水澡，捂被窝里睡了。
　　哦杨千瑞，也不是因为他，我才不勾搭别人的。

　　自从那天夸下海口，他的确也听话地那么做了。但每次都是真心实意地带着一大堆问题来了，解决完了就走，比流水还无情。我真觉得他把我当成什么家庭教师了，报酬不是美金，不是人民币，而是他带来的一些中西式点心，他说是他阿姨亲手做的。

　　我和杨千瑞，好像被框在了这层关系里，纯粹学术上的交流来往。这不，他又带着一叠五线谱来了。

　　我给他开门时，早上八点刚过几分。他抄了一份我的课表，特地挑我没课的时间来。但他无法预知我昨晚熬了夜，此刻并不清醒，心情也不好。
　　“这里上次不是讲过了吗，还不会？”
　　“啊……嗯，对不起。”

　　我一下没了脾气，只好又从头讲了一遍，越说越困，没忍住打了个哈欠。
　　杨千瑞小心翼翼地瞄了我两眼，“我是不是打扰你的睡眠时间了？”
　　“是啊，你也不看看才几点。”我往后靠在沙发背上，戳了戳并未戴表的手腕。
　　“我……我下午有课，抱歉。”
　　“有时间道歉，还不快点写完。”

　　杨千瑞在慌张中低下了头，奋笔疾书。但他每写一段，就纠结地转过笔杆，用橡皮头涂涂改改，我看着有种抢过来帮他写完的冲动。但他又不是那种会接受作弊的人。
　　真麻烦啊，我感觉脑袋越来越沉，不知不觉趴到了他的大腿上。
　　他一惊，低下头，圆溜溜的大眼珠不知所措地望着我。
　　我枕得理直气壮：“我睡一会儿啊，等会写完了喊我检查。”
　　他呆呆地看着我，欲言又止，可能自认理亏，最后不敢提出异议。
　　“啊……？啊，哦好。”

　　最后他也没敢叫我，我是自然醒的。他一开始没发觉，紧紧抿着唇翻阅书本，翻页的声响压到微乎其微。我躺着盯着他的眼睫毛看，乌黑浓密得不像话，怎么会有人天生就长着这般令人嫉妒的弯曲弧度呢？
　　想着，我就问了出来：“你种过睫毛？”

　　杨千瑞先是被突如其来的人声吓得一惊，又低下头来，一心一意地俯视着我，“什么？”
　　那一双眼里蕴含着温柔体贴，流动着单纯天真，反正净是一些我早已失去，或者根本就没存在过的东西。他一直都这样含情脉脉地看别人吗？

　　我揉着脖子坐起来，“没什么，写完没？”
　　杨千瑞说：“好了。”
　　“那怎么不叫我？”
　　“看你睡得挺香的。”杨千瑞微微笑着。
　　我平平地说：“还行。”
　　杨千瑞看我两眼，又轻声问：“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没干嘛，你很好奇？”
　　“没、没有，就随便问问。”他又连讲话都不利索了。

　　墙上的时钟显示接近午餐的点了。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问他：“你去食堂吃饭吗？还是？”
　　杨千瑞反问：“你呢？”

　　我走到厨房翻了翻冰箱，彦良已经把食材补足了，蔬菜生肉应有尽有。但我的厨艺，不太能上桌。
　　我若无其事地将冰箱门一带，转头对他说，“冰箱里没菜，我也去食堂吃吧。”

　　杨千瑞收拾好东西，我们一起去了食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张开嘴咀嚼些什么，吃相也挺雅观的，斯斯文文。
　　吃到一半，我突然想起一件事，猛地一拍后脑勺，急急忙忙甩下他走了。

　　我怎么给忘了，今天是莉莉两岁的生日，上次我答应了老马要来她的庆生派对。但眼下，我连礼物都忘了准备，只好冲进路边的一家小店，搜寻一圈，找到最合适的是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发卡。

　　到了地儿一比对，这发卡有莉莉半个头那么大，我担忧她稀疏的发丝不能承受。
　　也许将来等她长大，长到春心萌动的年纪，无意中再翻到这个又俗又艳的发卡，只稍微别在漂亮的金发试一下，就会立刻嫌弃地丢进垃圾桶里去。可幸好当下，她就只是个连话都说不明白的幼童，只能被迫收下这个敷衍至极的礼物。

　　但老马显然已经具备表达观点的能力，他说：“就你这样，还想着做别人干爹哪？”
　　“你不是不让吗？差不多得了啊。”我心虚地回嘴。

　　3月17日，街道上，随处可见穿着一身绿的爱尔兰人，到了圣帕特里克节。
　　我不禁想，要是他们知道戴绿帽在中国文化里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气得跳脚。听说在芝加哥，这一天会把河水染成绿色，幸好在波士顿，查尔斯河幸免于难。

　　到下课时，就更夸张了，游行的人群把主干道堵得水泄不通。我在一汪绿色的海洋里遨游，被挤得七荤八素，跌跌撞撞。只好认了命，退回楼内，找了个琴房练了会儿琴，外头的吵嚷声渐弱，才又下了楼。

　　我看见了杨千瑞，也被堵在门口，寸步难行。
　　我过去拍他的肩，指着那些脸上涂满了绿色颜料的人说：“这下你见到真正的怪杰了。”
　　他腼腆地笑了起来，把手上提着的小提琴盒抱到胸前。

　　我们静静地等人群散了，一起走出楼外。他最近很少找我了，偶尔我们在学校里碰上，也说不上两句话，就分开各自上课去。
　　我想他已经完全跟得上课程，不需要我的辅导了。白眼狼，没事就真不来找我了。

　　“最近在忙什么？”我问他。
　　“上课，还有排练，乐团要排一首新曲子。”杨千瑞回答。

　　伯克乐按照测验等级，将学生分配进不同水平程度的乐团。但并不强迫出席，总体还是靠自觉。
　　究其原因，交响乐团不需要钢琴手。就算极少的乐章需要钢琴点缀，供也远远过于求，所以我只挂名，派不上用场，也不热衷于这回事。
　　但小提琴就不一样了，它是交响乐中绝对最重要的主角，以及最众多的配角。

　　“怎么样？”我问他。
　　杨千瑞犹豫片刻说：“有些……不习惯，以前都是一个人。”
　　我开解他：“挺好的，这样你能认识一些新朋友。”
　　“好像并不是朋友。”杨千瑞微微摇头。
　　我说：“什么好像不好像的，你连是不是朋友都分不清吗？”
　　杨千瑞拿手指比划了下：“你，彦良，我能确定我们是朋友，但他们……不太一样。”

　　“朋友”这词如同晴天霹雳。我完完全全在想，他竟然把我当成是和彦良一样的朋友？！那他怎么不找彦良给他补课？！

　　我压下怒火，冷淡地说：“别搞种族歧视啊，交点外国朋友吧。”
　　杨千瑞立马接：“我也没见你有外国朋友啊。”
　　我冷笑一声，别有所指：“以前多得很，哪个国家的都有，法国、英国、意大利……”
　　杨千瑞打岔问：“怎么没有美国人？”
　　……因为我碰上的几个美国人都又大活又差还不愿意做bottom，能这么告诉他吗？
　　于是我冷声说：“合不来，你管好你自己。”

　　杨千瑞委屈地笑了笑，我们从岔路分头走。

　　彦良难得在家，还烧了一大桌子菜。我和他提起刚才的事，他说怎么不喊杨千瑞也一起来吃，火上浇油把我气得够呛。他们俩什么时候好到会处处想着彼此了？

　　气不打一处来，脑海中的回忆渐渐清晰，拨开云雾。我怒道：“我就没见他吃过咱们家的饭，喝过咱们家的水。你说，他是不是怕我们往里面下药？”
　　彦良满不在乎地说：“那也是防你吧，关我什么事？”
　　“去你大爷的。”我骂。

　　我对杨千瑞的好感，在旁人看来昭然若揭。但怎么好像他一点也不察觉？每当我觉得差不多到时候了，就被他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透心凉。
　　就像这次——“朋友”。

　　彦良说：“过两天我回国一趟，请了一周假，要帮你带什么吗？”
　　我立马高兴撕了一张便签纸，列下一长串清单。彦良摇着头教训我：“你就没什么要带回去的吗？光知道往外拿。”
　　我默声想了想，对他说：“等会儿我打个电话回去问问。”
　　“嗯。”彦良应了一声。

　　我下楼走了一段，抵达那个熟悉的红色电话亭，搓了搓手，艰难地按下铁锈斑斑的数字键。标着数字8的按键失灵，摁不动，我用力狂戳，又反应滞后地跳出一大堆，骂了一声将听筒挂回原处，再拿起重拨。这通电话还没开始打，就已经像在上刑了。

　　响了没几声，被朱阿姨接了起来，我家的保姆。
　　她一如既往地啰嗦：“哦哦，阿杰啊，你爸妈都没在家，你打电话过来是有什么事吗，事情急吗？要是急的话你先告诉我，等他们一回来我就告诉他们。”
　　我有些烦：“没什么，就有个同学要回国，问问他们有没有想带的东西。”

　　朱阿姨说：“这……我也不知道啊，要不然你明天再打一趟？”
　　“好，阿姨你有什么想要的吗？”我顺口一提。
　　电话那头的人显然大吃一惊：“我？阿杰你别开玩笑啦，国外东西都可贵了，我哪买得起什么。”
　　我开玩笑地说：“我送你呀，你想要什么？”
　　“别别别，我可承受不起。再说你哪来的钱买东西，我晓得他们给你打钱都紧巴巴的，别自己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哪儿能啊，您想太多了，怎么说也是亲儿子。”我皮笑肉不笑地回。

　　朱阿姨咯咯笑了两声，如长辈般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你在国外照顾好自己，你爸妈都挺好的，别太担心。”
　　“我干嘛担心他们，他们有您照顾能不好吗，可怜了我，一个人，想吃什么都吃不着。”
　　“瞧你这话说的，等你放暑假回来了不就能吃上了，快别矫情了，都多大个人了。”

　　第二天的同一时间，我又去了电话亭。这回是我妈接的，不等我问，就自动往外蹦词儿了：“香奈儿的包，迪奥的香水，古驰的皮带。”
　　我不耐烦地打断了她：“我哪有这么多钱？”
　　她沉默了一会儿，再开口时带了点怨天尤人又悲痛欲绝的味道，“小杰，你是在怪妈妈给你的钱太少了吗？”
　　那可不是？但忌惮着她的性子，我只好搪塞：“没有。”

　　“你知道，妈妈都是为了你好。”她在电话那头抽泣了起来。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很平静，“我知道了，你挑一样吧，我估计卡里的钱只够买一样的。”
　　她立刻转悲为喜：“那就香水吧。”
　　我挂了电话，心烦意乱地去了商场。

　　我自然不能怪我妈，或是我爸，或者任何人。我只有我自己可以责怪。

　　去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在垃圾箱旁醒来，头顶是新鲜散着味的香蕉皮，脚边是破碎不堪的空酒瓶，身上的钱包往往会被掏的比脸还干净。幸运的时候，会留下我的ID卡和学生证，更多时候是不幸，我就一次又一次去学校和市民中心补办。

　　我泡在酒吧里，五光十色的泡沫将我淹没，矫健美好的□□使我沉迷。那一段时间，我甚至忘了什么是时间。它好像从我混沌不清的视线里溜过，从我空空荡荡的指缝里逃走，没有礼貌地告诉我一声。我压抑了太久，从我意识到与周围同龄人的格格不入开始，痛苦地压抑着、东躲西藏着，直到出国后，被爆发的洪水反噬。

　　加上酒精，罪恶的源头是酒精。

　　人不能对某样事物痴迷上瘾。如果无法自主地停下，那意味着，一旦失去或者得不到满足，将会变成另一个人——一个跳出当下从旁观者视角审视，只想避而远之的败类。
　　我成为了那种人。

　　还是应该通俗点说，那段时间，我过得挺不像个人的。酗酒使我无法集中精神，手不受控制地抖，连期末的钢琴测试都挂了。收到第一次退学警告时，我才醒悟过来。
　　其实也并没有，我只是假装悔过自新，苦苦恳求教授给我再一次机会，勉强通过了测试。然后又一次喝挂，被送进急诊室，这是最严重的一次，生死一线。严重到国内的我爸妈收到了通知，远赴重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找到了病房里的我。

　　那次其实很险，如果不是那个人还有点良知，可能我就凉在浴室后台，成为一具不堪入目的裸尸。如果我爸妈是在那儿找到的我，估计连替我收尸都不愿意。
　　我爸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恨说要带我回国那一下，我才真正开始慌了。回国，隐瞒我的性取向，被逼着结婚生子，我无法和那样的未来共处。
　　于是我痛定思痛，浪子回头，抱着我爸的裤腿，声泪俱下哀求他们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虚情假意，我和他们都是。
　　我无法脱离他们，他们也无法放弃我。所谓亲情的桎梏，大抵就是如此。

　　专柜的柜姐没拿正眼瞧我，大概归咎于我的性别与郎当的穿着打扮。直到我刷卡付钱，她立刻换了一副面孔，热情似火地向我介绍，这款香水的名字是“J’adore”，用蹩脚的法语念了一遍，又用英文解释是“真我”的意思。
　　我妈收获了一瓶“真我”，却永远嗅不到我的“真我”。
　　我给彦良留了地址，托他回国后寄过去。

　　彦良不在的这段时间，杨千瑞来过一次，邀请我和彦良一起去唐人街吃饭。不巧，他计划中的三人行只能沦为双人晚餐，还是没有烛光的那种。
　　我们点了一份四喜丸子、一份炒合菜、一份三鲜酿豆腐，一份三不粘，我和他饭量都不算小，两个人将将吃饱。走出店门时，他从迎宾桌上抓了两个签语饼，将其中一个递向我。我摇了摇头表示婉拒。

　　“你不喜欢吃吗？”杨千瑞眼里闪着好奇的神色。
　　我说：“我不信鬼神。”
　　杨千瑞哈哈笑了，语气中颇有那么一分示好，“那我帮你看，你吃就好了。”
　　说完，他就撕了塑料包装，掰开饼干，将其中的纸条抽走，再抬手将饼干举到我嘴边，喂食似的“嗯”了一声。
　　我只好低头将那块饼干叼进嘴里，囫囵咽下后，又问他：“写了什么？”

　　“你不是不信吗？”话是这么说，杨千瑞展开那张小小的纸条，嘴唇微动默念上头的英文，最后用中文和我说：“你即将遇上这辈子最重要的人。”
　　“债主啊？”
　　杨千瑞忍俊不禁，笑出了声。

　　我问他要了另外那块，照葫芦画瓢也拆开包装，翻阅他的运势。
　　【小心被亲近的人背叛】
　　这不是胡说八道么？搞哪门子的间谍战呢？他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拉小提琴的留学生吗？
　　我既然不信这些鬼话，自然也不想毁掉杨千瑞此刻的好心情。只是想不明白，商家怎么会往里装这么不吉祥的话。

　　“它说什么？”杨千瑞等不及了。
　　我将那张纸条搓捏成一小团，朝下水道孔丢了进去，“没什么，就几个数字而已。”

　　杨千瑞“呀”了一声，往那儿追了两步，又跑回来抓起我的手看，确定空空如也后，遗憾不甘地说：“也许是下一期□□的开奖号呢，你还记不记得具体是哪几个数？”
　　我抖开他的手，弹了他脑门一下，“财迷，少做点梦吧。”
　　杨千瑞捂着额头，傻乎乎地笑。

　　彦良回来时，带了一只南京烤鸭，专门等杨千瑞来做客时才从真空袋里拆出，用微波炉加热，挤出些许不太新鲜的香气。我吃着很不顺口，这皮又不脆又不甜，还缺少大葱和面皮配菜。杨千瑞在一旁附和，我和他土生土长的口味差不太多。
　　只是话语间，我与他又产生了不小的分歧。

　　我对彦良说：“下回来北京我带你去吃正宗的烤鸭，四季民福就不错。”
　　杨千瑞立马反驳：“哪有全聚德的好吃啊？”
　　我转头皱着眉瞥他，“你是不是北京人啊，怎么和那些被骗的游客一样。”
　　“我全家的北京人都觉得全聚德的好吃！”杨千瑞气鼓鼓地搬出人数优势来支撑观点。

　　我们被他蛮横又空洞的吵架方式逗得笑了出来。
　　杨千瑞又说：“早知道我从家里带点甜面酱过来了。”
　　我打趣道：“你家里东西倒是一应俱全，小北京超市啊。”

　　杨千瑞边啃鸡腿边傻笑着。话都说到这分上了，也不知道喊我们去做一次客，都不数数来我们这蹭吃蹭喝几回了。
　　我真是觉得杨千瑞，一点也不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