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想你的时候》冷山

3、第三章

　　大概一周的时间里，教室的上空笼罩着一片浓浓的乌云，我常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这股味道让我不自觉地想拥军在空中到底是什么感觉，会不会因恐惧而挣扎？或者因清风拂面而感到快乐？我希望他是快乐的，当晚的月光一定会照在他的身上，让他在空中感到光线。我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好好地活。
　　可那股腐烂的味道让我极其难受，我也因自责而压抑起来。我在学校的跑场上疯狂地跑，或者走很长时间的路，我常常想，如果那个晚上我多说几句安慰的话，拥军就不会选择死亡，他会考上大学，然后毕业、结婚、生子，他会组建一个满满的家庭，也许在空暇的时候会想起我。
　　漫无目的地跑和无聊的走路也没让我走出牢笼，独处反而让我的大脑停不下来，参与热闹的争论和活动，却让我感到惭愧，我感觉自己陷入一个怪泥潭。我很渴望春天的风和夏天的雨，渴望富含氧气的空气，渴望展开我的手和脚，大口地呼吸。
　　就这样，在我的等待中，春天姗姗而来。
　　春日的风将埋藏在学校里的阴霾一扫而光，暗角里的积雪也开始融化，三叶草成片成片地绿了起来，就连冬青也迫不及待地突破自己原有的造型，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来。没过多久，工人们开始推着割草机“哒哒”地修葺草坪，散在风里的草汁则一股脑地吹进教室，吹进人们的鼻孔里，少男少女们一个个像闻了振奋剂似的喜笑颜开。但对阿吉而言，更有重要的事情让他着迷，婉儿终于跟他有了交流，虽然没有答应作他的女朋友，但这已经让阿吉心满意足。我、阿吉和婉儿，三人的感情更近了，好像我们都因拥军的离开和高考的接近而倍加珍惜彼此。
　　很快，高考结束了。
　　在填志愿表那天，我向班主任道别。
　　也许是因为离别，我竟不自觉地仔细打量起老头子来。“老头子”真的被我叫成老头子了，在半年的时间里，他的头发由掺着黑色的花白变成炫目的纯白，黑色素在他的头上彻底消失了。老头子保持着一贯爱干净的作风，衣服一尘不染整整齐齐地穿着身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的，头发虽然全白了，但依旧理着端端正正的板寸头。我想拥军的事给他的压力太大了，听说他光写报告就写了一个本子，此刻我竟然可怜起这位与我为敌的人来，并为半年前顶撞他而感到惭愧。
　　我对他一番打量耗了不少时间，这导致我们之间有点尴尬。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他已经从上衣兜里拿出一串钥匙，哗啦啦地打开了一个抽屉，取出一叠信封。
　　老头子把这叠信端正地放在桌子上，“这是半年多来寄给你的信，你已经毕业了，我也不想隐瞒了，我遵从你父母的意愿将这些信私自藏了起来。”
　　我惊呆了！这些信是我的！是玲子寄给我的！是我这半年多来日夜渴望的东西！
　　“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犯法的。”老头子像一个在大人面前做忏悔的孩子，“原谅我吧！”
　　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回答！
　　老头子像一头倔强的野牛，在没有确保自己的牛犊长大之前，不允许任何可能具有伤害性的东西接近我们。
　　我是多么不忍心地去恨他，这种感觉就像一年后我对玲子的感情一样，爱与恨交错着，分不开也拿不掉。于是我没有说话，我紧闭起嘴唇，眼睛也像老头子的眼睛一样刻意地躲着对方。我什么也没说，起身把信塞到书包里，并跟他道别。
　　当别人正在热烈讨论该报什么学校时，我早早地把南昌大学写进了我的第一志愿。婉儿和阿吉看到后，很不理解，我的成绩比一本线高出50分，理应报一所更好的学校，“这个学校我去还可以。”婉儿说到。
　　我握着布包里的信，“我要去找玲子。”
　　婉儿看着我，“也许去了是个错误，即便你们在一起了，你们的父母也不同意。”
　　阿吉没有说话。
　　我很清楚从看到玲子的信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去找她，况且这也是我们在车站时的约定。我不是个赌徒，并不是拿着未来开玩笑。我只是希望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没有任何人干预的情况下，说出对她的爱。这是我的幸福，玲子就是我的幸福。
　　“去了再说。”我回答到。
　　9月初，我坐上了南去的列车。
　　我半躺在车铺上，透过窗的看着外面的风景，有山，水，树，还有偶尔出现的小村庄，和隔壁孩子纯净的笑声混在了一起。晚上，除了地灯，所有的灯都暗了下来，车厢顶部变成毫无距离感的黑暗，抬头望去，似魔鬼的大口慢慢地吞噬地灯所发出的微弱的细光。车厢里的欢声笑语不见了，换成悉悉簌簌的低语声，反而更显出车厢的寂静。而星光趁此寂静穿过无边的天际，被夜空推到车窗，赐予车窗朦胧的苍白。冷风从上面的空调喷出，又直直地吹到我的脸上，感觉冷丝丝的。我盖紧被子，迷迷糊糊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上午八点钟。睡在对面床铺的阿姨正在吃早餐，她一手拿着面包片，一手握着剥了皮的香蕉，我还是第一次见人把面包混着香蕉吃呢。她见我醒了，跟我打了一声招呼，我也回了声“早”，于是我们俩漫无目的地聊了起来。现在想想是关于什么内容呢？哦，我记得她跟我说了一个绑架案来着。一个年轻人，嗯，年龄大概像现在的我吧，他被一个朋友骗去给一个绑架团伙开车。“当那富家小孩被抱上车塞住嘴巴，他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
　　“那后来呢？小孩子怎么样了？”
　　“小孩子没事，很快就被救出来了。那群人是初犯，没经验，第二天就被警察抓住了。我倒是可怜那个年轻人，他可是我的邻居。”
　　“他开始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应该不会判刑吧？”
　　“按说是这样，可那个人被吓糊涂了。法官问他做了什么，我那邻居迷糊了，说抱了那孩子一下。我的妈啊，就凭这一句话法官就给他判了个绑架罪，要做十年牢呢！ ”
　　“十年牢，出来都三十多了吧！”
　　“可不是嘛，他才结了婚，孩子才一个月呢。唉，命太贱了！就为了两千块钱。”
　　“你是说那个团伙就给他两千？”
　　“可不是嘛，是一个朋友让他去的，那个人从小跟他玩到大的，用两千块钱把他坑了。你们小年轻的千万要多个心眼啊，现在这个社会什么都不靠谱！”
　　这时列车员推着早餐车走过来，对面的阿姨买了一份早餐，吃了几口又跟我说了起来。可她的谈话转到另一个话题上，是关于鬼神的。我记得玲子也讲过类似的故事，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在我认识玲子不久的事。玲子对我经常重复一个故事，是关于井底妖怪的故事。当我们一起放学经过路边的一口井时，她就会用一种神神秘秘的声音跟我说：“这井里的肯定住着一只妖怪，它会模仿人的声音，当你对着深井喊一声时，妖怪就会在井底重复一遍。”
　　玲子把右手贴到我的耳边，靠近我，“千万不要对它说三遍哦，不然它会变成你，跟你一模一样，然后把你拉下井去。你的爸爸妈妈会被这妖怪抢走，到时候你就是个无依无靠、不死不活的孤儿啦！”
　　“真是可怕呢！”我战战兢兢地说。
　　“是啊，很可怕。所以千万不要对着井说三遍话。”
　　这就是玲子的妖怪故事，这个故事使我整个童年都对这口井有恐惧感，经过此地时总是绕半个圈躲开它。
　　其实在我离开家去南昌之前，玲子所说的这口井早就枯了，井口的大理石之间的缝隙里长出长长的野草。我曾经有好几次到井边，弯下腰向下看，里面黑漆漆，往日偶尔发出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也没了，听玲子说那滴答声是妖怪在伸展胳膊和腿。我对着井底喊了三次，“喂喂喂”，可一次回声都没有，只有几只受惊的蟋蟀慌张地从石缝里爬出来，一转眼又爬进另一个石缝。
　　玲子的妖怪已经死了。
　　对面的阿姨讲完鬼神的故事，又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咧着嘴笑着说没有。“那你心里一定喜欢着一个人吧？”她将最后一口面包吃下，用纸巾擦了擦手指和嘴巴，“心里有个人是件幸福的事儿。”
　　我又裂着嘴，笑嘻嘻地点了点头。
　　之后，我就戴上耳机听我的CD，男歌手苍凉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外面的世界》、《狂流》、《原来的我》，我觉得有点悲凉，又换上罗比威廉姆斯的CD。《She Is The One》、《To Be A Better Man》、《Angels》，这几首歌倒让我昏昏欲睡，穿窗而过的阳光把我的背晒得痒痒的，于是我又躺在被空调吹得凉凉的床铺上，用被子蒙上眼睛，很快睡了过去。
　　列车在下午三点到站，我提前一个小时醒了，对面的阿姨在我熟睡时已经下了车。我开始整理行李，把CD机收起来装进包里，把大大小小的食品袋扔进垃圾筒，又在窗前洗了把脸，然后端坐在床上，看着窗外晃动的景象打发时间。
　　即便到了九月份，南昌的热气依旧没有散去，而南面的山峦将南亚季风彻底阻隔在市外。我下火车后，几乎感觉不到风的存在，抬头望去，水气浓厚的空气让太阳的轮廓变得模糊了。我坐上学校的班车，经过两个小时到达学校，流着汗办完手续，又提着重重的行李奔向宿舍楼。等我拿着钥匙牌到了寝室时，衬衫已经被汗浸湿了一大半，我推门进去后，三双眼睛盯着我，他们是我的新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