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路》有无斋

5、第 5 章

　　五

　　主动要求下放这件事，母亲一直瞒着父亲，就像藏着一个沉重的秘密，压在她的心头。事后的好多年里，母亲都深陷在悔恨与自责的泥沼中，难以自拔。她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叹息，总觉得是自己害了父亲，那些话语里满是愧疚与痛苦。

　　在乡镇府办不成手续，老家的落户也成了泡影。父亲望着远处的山峦，眉头紧皱，思索片刻后说：“先回到村子里再说吧！” 那语气里带着无奈，却也有着一丝对故乡的眷恋与期待。

　　于是，我们沿着蜿蜒的山间小路，一步一步向老家走去。山路崎岖，两旁的野草在风中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两年前，我上一年级时，在暑假期间，奶奶曾带我回过老家一次。那次回老家，是因为全国上下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 “大办钢铁” 运动。

　　当时，“大办钢铁” 的热潮席卷全国，我们老家也未能例外。村村都建起了土法上马的炼钢炉，滚滚浓烟从炉中升腾而起，仿佛要将天空都染成黑色。

　　我们村后的满山大松树都被砍光用作燃料。

　　家家户户都积极响应号召，把铁做的东西都捐献出来，希望能为大办钢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有人专程到麻城找到我家，说我家里一定有很多铁制物品，都应该捐出来。

　　奶奶向来热心，毫不犹豫地积极响应，带着我回到老家，准备为这场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奶奶在家里翻箱倒柜，清理出了一大堆东西，装了满满两大萝筐。

　　我至今都记得非常清楚，那些东西稀奇古怪，却并非铁制，而是铜的。

　　有青铜的，散发着古朴的气息；有红铜的，泛着温润的光泽；还有黄铜的，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它们形状各异，有的像酒壶，仿佛还残留着岁月的酒香；有的像香炉，似乎还萦绕着袅袅的香烟；有的像某种动物，栩栩如生；还有一些，形状奇特，难以言表。

　　两个大萝筐上分别盖着一面大铜锣，在阳光下闪烁着冰冷的光。

　　最终，这些东西全部被捐了出去！

　　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孩子，看到这些有趣的东西，只觉得好玩，心里想着，要是留着做玩具该多好啊，便想要几个留下来玩。

　　奶奶却对我说，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我们家的，是别人寄放在我家的，等了这么多年，那人也没回来拿，或许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回就都捐出去，让它们为国家作贡献吧。

　　后来才知道，那些东西的来历真的不一般，捐出去实在是太可惜了！

　　说起这些东西的来历，就不得不谈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想必各位看官一定很奇怪，这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有什么关联呢？这听起来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国民党桂系白崇喜部大兵围剿。

　　当时，围剿大军有一个团驻扎在中馆驿，团部就设在我家。

　　奶奶回忆说，那个团长文质彬彬的，戴着一副眼镜，说起话来温文尔雅，一点也不像当兵的，倒像个教书先生。

　　有一天，团长集合部队，准备到山里面去打仗。临走时，他神色凝重，把自己毕生收藏的这些珍贵物品寄放到我家，还再三叮嘱要保密，说打完仗就回来拿。

　　我爷爷奶奶一直信守承诺，等他回来取，可是时光流转，始终没等到他的身影。

　　解放后，我家在中馆驿多次搬迁，从北街搬到新街，从新街搬到小西门，又从小西门搬到东门外新农村。爷爷怕把这些东西弄丢，对不起寄放的人，就把它们转移到了老家存放。毕竟城里的房子狭小，而老家的房子宽敞。

　　我家做丝线工坊里的一些器材、工具和设备，也都一并搬回了老家。那些珍贵的物品，就是随着这些设备一起被运回去的。

　　奶奶是个朴实的人，根本不懂这些东西的价值。这些东西究竟值多少钱，真的难以估算啊！或许那位团长早已不在人世了，否则，他一定会回来取走这些宝贝。

　　当时，收走这些东西的人，如果也不识货，真的拿它们去炼钢了，那可真是暴殄天物，太可惜了！但如果收走这些东西的人识货，却把它们据为己有，那他可就占了大便宜了，这也让人感到无比的愤懑。

　　天快黑的时候，暮色如墨，渐渐笼罩大地，我们终于抵达了古家田。一路上，疲惫与期待交织在我们心中。

　　我们先来到村最南头的外婆家。外婆正在院子里忙碌，看到我们突然到来，手中的活计一下子停住，脸上满是吃惊的神情。

　　我们回不了自己家，因为我家已经变成了村里的粮库，堂屋里、厢房里都堆满了粮食，连落脚的地方都难找。当晚，我们只好在外婆家过夜。

　　外婆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破产了，城里那曾经生意兴隆的棺材铺也没能逃过战火的侵袭，倒闭关门。

　　外公又得了重病，身体每况愈下，无奈之下，一家人只好搬回古家田。

　　外婆家的房子很小，只有两个小房间，显得格外局促。

　　妈妈跟外婆睡一间房，我则挤到舅舅房里睡。我的舅舅只比我大三岁，正上三年级，和我同级。后来我转到他们学校，我们还成了同桌，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

　　父亲则在堂屋里打地铺，简单地铺了些稻草，便将就一晚。

　　当时，村村都实行吃大食堂的制度，各家各户不得私自开火做饭。晚饭时间早已过去，我饿得肚子咕咕叫，仿佛在抗议。

　　村里人得知我们的情况后，从食堂拿来几个蒸熟的红苕。那红苕冒着热气，散发着香甜的气息，在饥饿的驱使下，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红苕，我便带着疲惫与满足，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舅舅和同村的孩子们便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上学去了。

　　父亲则早早起身，到村北头的瘫子爹家里去了。瘫子爹是父亲的忘年交，他曾经是中建三局因残废而退休的工人，年轻时闯南走北，见识广博，经历丰富。

　　父亲想去和他商讨商讨，下一步该如何走，在这迷茫的时刻，他希望能从瘫子爹那里得到一些建议和帮助。

　　母亲和外婆许久未见，有说不完的话。她们坐在院子里，时而欢笑，时而叹息，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分享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我则拿起一本书，打算到村前的大枫树下看书。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仿佛为我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地毯。

　　我们这个村子很特别，整个村子就像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建筑物。村子坐西朝东，从南到北有三个巷子，三个巷子呈 m 形，仿佛是大地书写的神秘符号。

　　三个巷子口都有对开的木门，那木门虽然陈旧，却透着岁月的厚重。巷子的顶上都是全封闭的，仿佛为村民们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每条巷子里的人家门对门，一边四家共八家，三条巷子就是 24 家，后面一排房子，有八家，共计 32 家，里面住的全是同族姓古的。整体建筑的南边只有一户人家，是外姓，那就是我的外婆家，在这个大家族中显得有些特殊。

　　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大最好的。别家的房子大多是土砖墙，在风雨的侵蚀下显得有些破旧。而我家的房子是 “线石封青” 的墙，所谓 “ 线石封青”，就是墙的下半部分是用长方形的大石料做的，石料上有一条条平行的线条，仿佛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墙的上半部分是大青砖做的，透着古朴与典雅。我家的房子也是全村最大最漂亮的，占了两户人家的地基，对着巷子有两道大门，显得格外气派。厅堂很大，厅堂前有一个天井，阳光洒下，为整个屋子增添了几分明亮与温暖。

　　据爷爷说，早先我们家的房子是两层的转楼，雕梁画栋，十分精美。后来被 “长毛” 烧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现在的房子是爷爷奶奶后来重修的，奶奶为修这个房子操了很多心，费了不少力。那些日子里，奶奶四处奔波，寻找材料，监督施工，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凝聚着她的心血，这也是奶奶要父亲回家搞土改的原因之一。

　　我们这个村子里的人的名字也很特别。我回老家好多年，大部分人的大名我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们的绰号。村里人的绰号都和 “苕” 相关，仿佛 “苕” 成了这个村子独特的文化符号。

　　老家会龙山一带，属丘陵地带 ，有很多山，但山都不高，连绵起伏，像大地的波浪。田少地多，田里种水稻，产量低，根本不够吃。于是，地里就大量种红苕。

　　红苕成了村民们的主食，要占口粮中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村里有个顺口溜：“早饭苕三碗，中午三碗苕，晚饭苕片汤。” 从这句顺口溜中，便能看出这 “苕” 在村民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前文介绍过，村里有三条巷子。南巷子里有六户人家，其中四户的人都以苕取名字，这六户人家属大房头，弟兄六人：大苕、二苕、三苕、四苕。（“苕” 在序数后面。）另两户，一户就是我家，因我家常住外地，所以名字里没有苕，另外一户，因男人常年都在汉口，家里只有女人，取名也没有带苕字。

　　中间巷子里的八家，左边四家：弟兄四人：苕一、苕二、苕三、苕四。（“苕” 在序数前面。）右边是两个房头，一个房头两家。其一是：苕老大，苕老二。（“苕” 和序数间加一 “老” 字。）其二是：大热窝、细苕货。（以苕的别名 “热窝” 命名。）

　　北巷子住着最大的房头，弟兄七个：大苕货、二苕货、三苕货、四苕货、五苕货、六苕货、七苕货（“苕” 后加一 “货” 字。）另外一户就是瘫子爹家，是从城里回来的，取名就没带 “苕”。

　　后面一排八家，住的比较杂；有一家是下放回家不久的医生，我叫他 “幺爹”；有一家是从湖南迁回的做酒的师傅；有一家是从武汉某建筑公司下放的木工师傅，我称他为 “赌博爹”；有一家是在外地开药店的，我叫他 “药铺爹”。那个被划成地主兼资本家的人家就住在这里，房子老是空着，没人住；还有一家是抗日烈士的家属，他家的老二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几家人的名称里也没有 “苕”。这里只有两户人家取名与苕相关，一户是 “大夹生” 和 “细夹生”，另一户是 “臭夹生”。（从 “夹生苕” 引伸而来）还有两间是公房，作为村里干部办公开会之用。

　　最南边的一家是我舅舅家，大概因为是外姓，所以没资格以 “苕” 命名吧。

　　村里人互相称呼，也从不称学名，都称浑名，晚辈称呼长辈更不能称学名，但是必须把绰号带上。在这个村子里，这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

　　我们家的辈份在村里是最低的，在同辈里年纪又是最大的。我祖父是他那一辈人中年纪最大的，被村里人称为 “老大哥”，他的为人和威望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我父亲在他那一辈中，只有 “苕一哥” 比他大一岁，也是 “老大哥”。我在我这一辈中，年纪也是最大的。

　　我们这里把祖父称做 “爹”，把祖母称做 “大”。村里人大多人是我的 “爹”、“老爹”，少部分人是 “伯” 和 “叔”，我没有 “哥” 和 “姐”，只有很少的几个 “弟” 和 “妹”。

　　我称呼他们，必须这样：“三苕爹”、“苕五爹”、“大苕货爹”、“细苕货爹”、“大热窝爹”、“细苕货爹”、“苕一哥伯”（因为 “苕一哥” 是他的浑名，所以要这样称呼。）每一个称呼里，都饱含着我对他们的尊重与亲近。

　　每到要吃饭的时候，村头就热闹起来了！各家各户的女人都在村头扯着嗓子喊自己的男人回来吃饭。那一声声呼喊，在村子里回荡，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

　　“大苕货！快回来吃饭啊！”
　　“苕老二！饭熟了，回来吃饭啊！”
　　“三苕！今天有好吃的，快回来啊！”
　　“苕四！家里来客了，快回来啊！”
　　“臭夹生！快回来吃晚饭啊！”

　　我刚回老家的时候，是村子里人口最多的时期，大约有 160 多人。听老人们说，几百年来，这个村子总是这么大，三十几户人家，一百多人，仿佛时间在这里凝固了。

　　因为村里的田地只能养活这么多人，土地是有限的，人口也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限制着。

　　读书读得好的人，考上县里的中学，然后考上武汉的大学，就永远离开了村子，去追寻更广阔的天地。留下来的基本上是文盲半文盲。还有些人到外地学手艺，做生意，做得好的，也大多不回来了，村子里只剩下那些坚守的老人和孩子。

　　我们村的地理环境非常好，村里人都说我们村风水好。村子的东面、北面、西面都是山，山上长满了松树，四季常青，像一个个绿色的卫士守护着村子。南面是两个很大的水塘，一个叫大塘，一个叫门前塘；水塘下面是一道冲，越向南越宽；东西两边是塝田，冲里面是冲田，都是肥沃的良田；北边山腰上还有一个大水塘，叫上塘，上塘下面也是良田，所有的良田都能得到很好的灌溉，这也为村子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们村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一千年前差不了多少。耕田的犁耙锄锹，和一千年前的一样，依旧是农民们最得力的工具；提水灌田的水车，也和一千年前一样，吱吱呀呀地转动着，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研米的研子，舂米的碓臼，磨面的磨子，也和一千年前的一样，散发着古朴的气息。

　　没有脱粒机、抽水机、轧米机之类的机械，生活简单而质朴。没有电，我们村是 80 年代初才通电的。我们这一带唯一有点现代气息的东西就是那几根搭电话线的木头柱子，但离我们村还有几里路，仿佛是现代文明与这个古老村子的遥远连接。

　　打谷打麦子全靠人工，舂米磨面也全靠人工。每天晚上，村前大枫树下的研子和碓臼都忙个不停。村民们在月光下，辛勤劳作，脸上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

　　我们村引以为傲的就是门前的四棵千年古枫。母亲说本来是六棵，不知怎的被锯掉了两棵，这成了村里人的一大遗憾。

　　剩下的这四棵，从村北到村南，高高地挺立着，像四位巨人。每棵枫树上都有上百个鸟窝，乌鸦窝、喜鹊窝、麻雀窝，满树都是，鸟儿们在这里安居乐业。

　　常有人上到枫树上掏鸟蛋，一掏就是一篮子，上百个。

　　我们每天早上上学都是被鸟叫声叫醒的，那清脆的鸟鸣，仿佛是大自然最美的乐章。

　　四棵树都好高好高，离村二十里都能看得见，它们成了村子的标志性景观。

　　非常可惜又可恨，在□□期间，这四棵大枫树都被锯掉拿去做了大队加工厂。如果它们还在，一定会受到国家的重点保护，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见过神龙架神龙坛景区里那棵被称作 “枫王” 的枫村，比我们村里的这四棵枫树可小多了啊！每想到这里，心中便涌起无尽的惋惜。

　　有族谱为证，我们村古时候曾出了一位探花郎，巷子口还有旗杆石，大塘边还有 “探花花园” 遗址。这村子的建筑设计不知道是不是出自这位探花郎之手，岁月的尘埃掩盖了真相，不得而知。但那些古老的遗迹，仿佛在诉说着村子曾经的辉煌与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