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微下的泪》白敬杨

66、人间褶皱

　　白宇手中的手术刀在无影灯下泛着金属冷光。刀刃抵住少年锁骨时，他罕见地停顿了三秒。

　　十三岁男孩的身体像一株未及抽穗的稻子，单薄，干净，肋骨在苍白皮肤下清晰可见。致命伤在颈部——一道深达颈椎的切割创，几乎斩断大半气管与左侧颈动脉。

　　但让白宇停下的，是那些叠加的伤口。

　　二十一处钝器击打伤。分布在后脑、肩背、大腿。挫伤形态显示凶器为……木制拐杖。

　　“击打力度逐次减弱。”白宇的声音在解剖室里显得过分平静，“前五次是全力挥击，第六到十二次力度下降约30%，十三次之后，更像是……机械性的重复。”

　　凌霄站在观察窗外，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窗框边缘。监控录像他已经看过七遍——老旧小区的摄像头角度刁钻，只拍到模糊人影：一个佝偻老妇，拽着一个挣扎的少年，走进单元楼阴影里。

　　路人经过，看了一眼，继续走路。

　　他们以为是“奶奶在教育不听话的孙子”。

　　审讯室里的织毛衣声

　　老妇坐在审讯椅上，手里竟然拿着一团毛线。灰蓝色的毛线，织针规律地碰撞，发出咔哒咔哒的轻响。她织得很专注，偶尔推一下老花镜，像任何一个在公园长椅上消磨午后的普通老人。

　　“李秀兰，64岁。”年轻民警念着基本信息，“退休纺织厂女工，独居，子女在外地。被害人王小磊，13岁，住同小区三号楼，经常在楼下玩滑板。”

　　“为什么杀他？”凌霄问。

　　织毛衣的手没停。咔哒，咔哒。

　　“他偷东西。”李秀兰终于开口，声音温和得像在聊天气，“我看见了。上礼拜，他偷了张奶奶家的晾衣架。这礼拜，偷了水果摊的苹果。”

　　“有证据吗？”

　　“要什么证据？”老人抬起眼皮，眼神浑浊却平静，“小孩子做坏事，大人看见了，就要管。不管，将来就是祸害。”

　　“所以你就‘管’？”凌霄的声音开始发硬，“用拐杖打死他？”

　　“我没想打死。”李秀兰放下毛线，很认真地解释，“我就是想教育教育他。谁知道他那么不听话，非要跑，还推我。我摔了一跤，腰疼，气不过，就多打了几下。”

　　“多打了几下。”凌霄重复这四个字，“二十一下？”

　　老人歪头想了想，点头：“可能吧。没数。”

　　然后她又补充：“后来他不动了，我才发现……哎，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经打呢？”

　　审讯室陷入死寂。只有老式挂钟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

　　创可贴与棒棒糖

　　现场勘查报告第17页，证物清单第3项：

　　“在被害人王小磊右侧裤袋内发现：

　　1. 草莓味棒棒糖一支（未拆封）
　　2. 印有卡通图案的创可贴三片（其中一片已使用过半，边缘卷曲）”

　　白宇用镊子夹起那个用过的创可贴。透过放大镜，能看到上面有模糊的字迹，是圆珠笔写的，稚嫩的笔迹：“给奶奶贴。”

　　他调出王小磊奶奶的询问笔录。老太太今年七十九岁，白内障，腿脚不便。笔录第三段：“小磊那孩子，前天还说要给我贴创可贴。我手裂了口子，他说学校发了创可贴，有药，贴了就好得快。”

　　棒棒糖是给楼下水果摊小女儿的。摊主说，王小磊常来帮忙搬箱子，摊主偶尔给他糖，他都留着，说“给小妹妹吃”。

　　一个偷晾衣架和苹果的“坏孩子”，口袋里装着给奶奶的创可贴，和给邻家妹妹的糖。

　　“动机调查清楚了。”凌霄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新的报告，“李秀兰的儿子，十年前因盗窃罪入狱，去年刑满释放，又因抢劫伤人被判八年。上个月她在狱警接待室哭诉，说‘都是小时候没管好’。”

　　白宇放下镊子。

　　窗外暮色渐沉，城市灯火次第亮起。某个窗户里，也许有另一个王小磊，正在给奶奶贴创可贴；某个水果摊前，也许有另一个摊主，正准备收摊回家，给女儿带一支棒棒糖。

　　而解剖台上这个十三岁的少年，再也回不去了。

　　“路人看见她拖着孩子，为什么没人制止？”白宇忽然问。

　　凌霄沉默了一会儿。

　　“我问了当时经过的三个人。”他说，“第一个说‘以为是祖孙闹脾气’；第二个说‘老人管孩子，外人不好插手’；第三个说……‘现在小孩是难管，打几下也好’。”

　　最后一句话，他说得很轻。

　　轻得像一声叹息，却又重得能压弯人的脊梁。

　　一审判决后的毛线团

　　三个月后，一审宣判：死刑。

　　法庭上，李秀兰依然在织毛衣。灰色的毛线已经织成一件小背心，婴儿尺寸。法官宣读完判决书，她抬起头，很困惑地问：“我教育孩子，为什么要判死刑？”

　　没人回答她。

　　法警带她离开时，那件未完成的小背心从她膝上滑落，毛线团滚到凌霄脚边。他弯腰捡起，发现背心的内衬口袋里，缝着一张照片——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笑得很甜。

　　照片背面有字：“宝宝百天照。奶奶永远爱你。”

　　那是她孙子的照片。孙子今年应该十三岁了，和王小磊同岁。

　　但孙子从没见过她。儿子入狱后，儿媳带着孩子改嫁，不许她探望。她说，那孩子一定也“需要教育”，不然将来会像他爸爸一样。

　　所以她先“教育”了王小磊。

　　因为那个陌生的、需要“教育”的孩子，不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

　　而王小磊在。

　　警徽上的指纹

　　案件归档前，白宇做了最后一件事。

　　他把所有证物重新检查一遍。在王小磊那枚用过的创可贴上，他提取到了不属于死者的半枚指纹——很淡，但足够清晰。

　　比对结果：李秀兰的右手拇指。

　　她曾接过这个孩子递来的创可贴。也许是在楼道里偶遇，孩子看见她手上有伤，热心地掏出自己的创可贴。她接了，也许还说了声谢谢。

　　然后几天后，她用拐杖打死了他。

　　因为“他偷东西”。

　　因为“要教育”。

　　因为自己那个没见过面的孙子，“可能也需要教育”。

　　白宇把创可贴装回证物袋，封口，贴上标签。标签上需要填写“物证性质”，他停顿良久，最终写下：

　　“善意与恶意的交界处。一个孩子最后的温柔，和一个老人全部的扭曲。”

　　窗外下起了雨。秋雨细密，打在窗玻璃上，汇成一道道水痕，像皱纹，像泪痕，像人间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褶皱。

　　凌霄走进来，手里拿着结案报告。看见白宇对着证物袋发呆，他问：“想什么呢？”

　　白宇摇摇头，没说话。

　　他在想那个创可贴。在想王小磊掏出它时，是不是笑着说的“奶奶，这个给你贴”。在想李秀兰接过它时，有没有一瞬间，想起自己从未抱过的孙子。

　　也许有，也许没有。

　　但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死了。死在一个“为你好”的借口下，死在路人“教育孩子”的误解中，死在这个看似井然有序、实则充满褶皱的人间。

　　“收工吧。”凌霄说，“明天还有新案子。”

　　白宇点点头，脱下白大褂。衣架上的警服挺括，胸前的警徽在灯光下反射着金属光泽。

　　他伸手摸了摸。

　　冰凉的。

　　但曾经，这枚警徽见证过一个孩子口袋里的创可贴，见证过一个老人织到一半的婴儿背心，见证过所有善意与恶意纠缠不清的褶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