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微下的泪》白敬杨

59、1998年夏

　　1998年7月的那场暴雨，下了三天三夜。

　　凌晨两点，值班室的电话响了。凌霄从行军床上弹起来时，白宇已经披上雨衣——那年他刚从医学院分到刑警队，还住在宿舍。

　　“棉纺厂后巷，”老队长的声音在雨声里断断续续，“死了个女的。”

　　现场在棉纺厂老家属区后巷。那年月路灯稀疏，整个巷子就靠派出所带来的两盏应急灯照明。水已经淹到小腿，尸体半泡在水里，穿着碎花连衣裙，长发散开，像黑色的水草。

　　白宇蹲下去时，积水没过他的雨靴边沿。他打着手电筒检查，水光在死者苍白的脸上晃动。

　　“女性，二十五到三十岁，窒息死亡。”他的声音很年轻，但异常冷静，“颈部有索沟，呈水平状，但前深后浅——是从背后勒的。死亡时间大约在昨晚十点到十二点之间。”

　　他顿了顿，手电筒光照向死者的脚：“她没穿鞋。”

　　那年月监控还是稀罕物，整个棉纺厂片区只有大门有一个。调出来看，昨晚九点四十七分，死者打着伞走进家属区，之后再没出来。

　　死者叫陈秀英，二十七岁，棉纺厂挡车工。档案显示，她是返城知青子女，父亲早逝，母亲在厂幼儿园做临时工。

　　“她是个好姑娘，”老厂长叹气，“就是命苦。谈了个对象，是厂技术科的，本来要结婚了...”

　　“对象叫什么？”

　　“赵建军。不过三个月前，建军突然调去深圳分厂了。走之前，两人好像吵过架。”

　　调查从这里拐进一条泥泞的路。深圳分厂那边回电，赵建军确实在那边，但最近一周请假回老家了，还没回来。

　　“他老家哪里？”

　　“就是我们这儿啊。他父母都住城西。”

　　凌霄和白宇找到赵家时，是下午四点。开门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听说警察来找儿子，手里的茶杯“哐当”掉在地上。

　　“建军他...他怎么了？”

　　“他昨晚在哪里？”

　　老太太眼神躲闪：“在、在家啊...下雨天他能去哪儿...”

　　但屋里没有男人的痕迹。客厅的烟灰缸是干净的，卫生间只有一支牙刷。白宇在阳台的洗衣盆里，看见了一件湿透的男式衬衫。

　　“衣服是昨晚换下的？”他问。

　　老太太慌了神：“建军他...他昨晚是出去了会儿，但很快就回来了...”

　　“几点回来的？”

　　“十一点...不，十二点...”

　　审讯室里，赵建军三十岁，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他是棉纺厂最早一批大学生，原本前途无量。

　　“我昨晚去看秀英了。”他承认得很干脆，“她要跟我分手，说我在深圳有人了。我们吵了一架，但我九点半就离开她家了。”

　　“谁能证明？”

　　赵建军沉默。

　　雨还在下。第四天，技术科的报告出来了——在陈秀英的指甲缝里，提取到了微量皮屑组织。血型是O型，而赵建军是A型。

　　“不是他？”凌霄皱眉。

　　但更关键的是，法医在死者□□内检测到了□□残留。那个年代DNA数据库还没建立，只能做血型比对——是O型。

　　案件陷入僵局时，白宇在第二次尸检中发现了被忽略的细节。死者的右手掌心里，紧紧握着一枚纽扣——普通的白衬衫纽扣，但缝线很新，是手工缝的。

　　“她临死前抓下来的。”白宇把纽扣放在显微镜下，“看，缝线上有血迹，她的血。她在挣扎时扯掉了凶手衣服上的扣子。”

　　全队开始排查那几天所有买过白衬衫纽扣的人。那个年代，百货商店的纽扣柜台还保留着销售记录。

　　记录显示，暴雨开始那天下午，棉纺厂供销科的王采购买过一包白纽扣。理由是“衬衫扣子掉了”。

　　“王采购？”老队长眉头紧皱，“王德海？他可是厂里的老先进...”

　　王德海，五十二岁，供销科副科长，党员，连续五年先进工作者。妻子早逝，独子在外地上大学。

　　抓捕王德海时，他正在办公室整理账本。看见警察，他愣了愣，然后缓缓摘下眼镜。

　　“我知道你们会来。”他说。

　　审讯室里，这个半老头子供认不讳。那晚他喝了酒，去陈秀英家“谈工作”——实际上是威胁她，如果不跟他好，就把她母亲从幼儿园辞退。

　　“她反抗，骂我老流氓。”王德海的声音很平静，“我慌了，从背后勒住她...她挣扎，抓掉了我的扣子。”

　　“然后呢？”

　　“然后我跑了。回到家才发现，我的伞忘在她家了。”

　　那把伞，后来在陈秀英家的门后发现。黑色长柄伞，柄上刻着“棉纺厂1988年度先进工作者留念”。

　　案件似乎可以结了。但凌霄总觉得哪里不对——王德海的血型是AB型，和现场□□血型不符。

　　再审王德海时，这个老男人突然哭了：“人是我杀的，但那个...那个不是我干的。我去的时候，她已经...”

　　他终于说出真相：那晚他九点四十到陈秀英家时，门虚掩着。推门进去，看见陈秀英衣衫不整地倒在客厅，已经死了。他吓坏了，转身就跑，伞都忘了拿。

　　“那你为什么承认杀人？”

　　王德海低下头：“因为我确实想对她做坏事...我觉得，这是我应得的报应。”

　　真凶还在逍遥。而唯一的线索，是那不属于王德海的□□。

　　那年月的刑侦技术有限，案件搁浅了。陈秀英的母亲在女儿死后第三个月脑溢血去世，临死前抓着老队长的手：“一定要抓住那个畜生...”

　　时间跳到2008年。DNA技术普及了，市局清理积案，重启“98·7雨夜杀人案”。

　　当年的□□样本还在冷库里。比对结果出来那天，凌霄和白宇都在。

　　电脑屏幕上跳出一个名字：赵建军。

　　抓捕赵建军时，他已经是深圳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见到老家来的警察，他愣了整整一分钟，然后笑了。

　　“十年了，我以为你们忘了。”

　　审讯室里，这个四十岁的男人异常平静：“那晚我确实去了秀英家。我们吵架，我喝了酒，强迫了她...她骂我要告我，我慌了，从背后勒住了她...”

　　“为什么杀她？”

　　赵建军沉默很久：“因为她怀孕了。我的孩子。但我在深圳...已经结婚了。”

　　他说，杀完人后，他躲在家属区外的巷子里呕吐。这时看见王德海鬼鬼祟祟地进去又跑出来。他就知道，有人替他背锅了。

　　“所以你这十年，一直看着王德海替你坐牢？”

　　赵建军没有回答。

　　案件重审，王德海无罪释放。出狱那天，这个六十二岁的老人站在监狱门口，看着天空，看了很久。

　　“十年，”他喃喃自语，“我女儿大学毕业了，结婚了，都有孩子了...我都没见到。”

　　而赵建军被判死刑。执行前，他提出一个请求：想看看陈秀英的墓。

　　凌霄陪他去了。墓碑上的照片已经泛黄，但女孩的笑容依然清澈。

　　赵建军跪在墓前，说了最后一句话：“秀英，那年我说带你去深圳看海...对不起，我食言了。”

　　回来的车上，白宇忽然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什么？”

　　“如果当年DNA技术就像现在这样，”他望着窗外倒退的街景，“王德海就不会失去十年，陈秀英的母亲就能活着看到凶手伏法，而赵建军...”

　　他没有说完。但凌霄知道他想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