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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2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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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的冬天特别冷,出租屋的暖气片烧不热,摸上去只是温的。
何丞从便利店下班回来,推开门,屋里没开大灯,只有书桌上那盏台灯亮着。
贺简行坐在灯前,盯着电脑屏幕,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一明一暗。
“回来啦。”他没回头。
何丞嗯了一声,把工服挂进门后的挂钩上,换了拖鞋。
屋里冷,他穿着那件旧毛衣,袖口有点脱线,他走过去,把羽绒服披在贺简行肩上。
贺简行的视线没离开电脑,只握住肩头上的那只手放在嘴边吻了吻,“没事儿,我不冷。”
“不冷也披着。”
贺简行没再说话,继续看盘。
何丞去厨房烧水,厨房很小,转不开身,灶台边堆着两箱泡面,箱子是贺简行从超市扛回来的,打折,买一箱送一箱。
水开了,何丞拆了一包面,打了一个鸡蛋进去,盯着锅里翻滚的面条。
面煮好了,他把锅端到书桌上,碗不够大,就直接用锅。
“吃点东西吧。”
贺简行看了一眼屏幕,又看了一眼锅,“你吃了没?”
“吃了,吃的工作餐。”
贺简行把椅子往后挪,拉着何丞的胳膊让他坐下。
“那也再吃点,我们一起吃。”
何丞看着贺简行仰着脸,台灯的光从侧面打过来,把他的睫毛投成一小片阴影。
‘他瘦了。’何丞想。
这些日子天天熬夜,吃饭也不按时,脸还是那张颇为英气脸,却更棱角分明了一点。
何丞坐下来,拿过另一双筷子,把锅里的荷包蛋夹成两半,大的那半放进贺简行碗里。
看着何丞给他自己留了鸡蛋,贺简行满足地笑了起来,极快的凑上去亲了何丞一口,随后又飞快的低下头吃面。
何丞摸了摸他的后脑勺,也低头吃。
屋外北风刮着,窗户有点漏风,窗帘被吹得一鼓一缩,屋里很安静,只有吸溜面条的声音和电脑风扇嗡嗡的轻响。
贺简行把面吃完,汤也喝干净了,他放下筷子,没有马上看盘,而是看着何丞。
“今天有支涨了。”
何丞把锅收起来,“嗯。”
“赚了一百多。”
何丞没停手,“还能继续涨吗?”
“估计够呛了。”贺简行说。
何丞把锅端进厨房,水龙头哗哗的响,他背对着贺简行,“那就抛了吧。”
何丞的手在水里泡久了,手指泛了红,厨房没有热水器,他一直用冷水洗碗。
贺简行站起来,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何丞。
何丞继续洗碗,贺简行的下巴抵在他肩上。
“我以后赚更多给你花好不好?”
何丞嘴角扬了一下,把碗放进沥水架,水龙头关了。
他转过身,看着贺简行,捏了捏他的耳朵。
两个人很近,近到何丞能看见贺简行眼睛里熬夜熬出的血丝。
“好。”他说,“我要的可多啊,你得使劲咯。”
贺简行笑得更灿烂了,环着何丞腰肢的手臂紧了紧,随后把脸埋进何丞颈窝。
何丞也抬起手,慢慢拍着贺简行的背。
一下又一下,像小时候那样。
那天晚上贺简行还是熬到凌晨五点。
何丞先睡了,他躺在床的里侧,面朝墙壁。
这张床是一米二宽,他们两个人睡有点挤,贺简行说要买个大的,何丞说不用,等搬家再说,于是就一直没买。
贺简行看完盘,关了电脑,轻手轻脚爬上床。
被子薄,他刚躺进来,带进一股冷气,何丞往墙边挪了挪,给他腾位置。
贺简行从背后抱住他,何丞的脚是凉的,贺简行把脚伸过去,贴着他的。
“你脚怎么这么凉。”
何丞没睁眼,“冬天就这样。”
贺简行吻着他的后颈,把何丞的脚夹在自己两脚之间,又把他整个手拢进怀里。
他捂了一会儿,何丞的呼吸变沉了,贺简行看着黑暗里他的后脑勺,十分幸福。
第二天下午主板收盘后贺简行去了一趟商场,他看到一件羽绒服,深灰色,中长款,充绒量够,打折后一百二。
他在那件衣服前面站了二十分钟。
然后他走了。
一百二够他和何丞吃半月了。
出了商场,门口有个卖烤红薯的大爷,贺简行买了一个最大的。
红薯揣在怀里,到家的时候还是烫的,何丞还没回来,他把红薯放在暖气片上捂着,自己坐回电脑前继续复盘。
晚上何丞回来看见那个红薯,高兴又心疼,但他没表现心疼,只剩高兴了,“你买了烤红薯呀?”
“嗯,想着你爱吃甜的,顺手买了一个。”贺简行看他,“你如果爱吃,我以后天天给你买。”
何丞剥开皮,咬了一口,掰了半个,把剩下半个递过去。
贺简行说不饿。
何丞说不饿你也尝尝。
贺简行低头咬了一口。
很甜。
他把那半个吃完了。
何丞把皮收进垃圾袋,去洗手。
贺简行没有买新棉袄,他的羽绒服袖口去年就已经磨破了个洞,他拿黑色记号笔涂了一下,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何丞有一次摸到那个洞,他摸了一下,没说话,第二天下班回来就带了一卷深灰色的布贴。
他把布贴熨在贺简行袖口上。
严丝合缝,看不出是补的。
贺简行穿到现在。
那段时间贺简行在玩短线,每天早上九点十五准时坐在电脑前,晚上何丞回来的时候,他眼睛还黏在屏幕上看美股和欧股。
何丞把带回来的馒头掰成小块,蘸腐乳,喂到他嘴边。
贺简行张嘴吃着,眼睛没离开屏幕。
何丞也不催他,他自己也吃,吃完把桌子收拾干净,去卧室看书。
他披着一条旧毛毯,毛毯是福利院带出来的,洗了很多年,边角都起毛了。
他坐在小板凳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管理学原理》,书是从图书馆借的,快到期了。
他看的认真,笔记也做的认真,屋外突然传来贺简行的声音。
“哥~哥哥~”
这两声腻歪的快让人下奶了。
何丞放下书,走出去,“怎么了?”
贺简行没回头,指着屏幕上一根红线。
“这个!我上周买的!”
何丞凑近看。
他看不懂。
“涨了?”
“涨了!!”
贺简行握着鼠标的手指在轻轻发抖。
“赚了多少?”
“七百!!”
何丞看着那根红线。
七百块。
贺简行熬了好几个晚上,翻了几十个论坛,做了两页笔记。
七百块
“那——”何丞也高兴,“今天夜宵加个菜?”
贺简行转过头看他,眼睛亮晶晶的,随后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欣喜,起身猛的抱起何丞,大笑着转圈。
那笑容很真实,很踏实,像冬天云层里漏出的一线阳光。
何丞记住了那个笑。
那年年底,导师找何丞谈话。
何丞的成绩一直是专业前三,导师想让他读博,说自己手里有名额,硕博连读,还可以推荐何丞去国外交换一年。
何丞听着。
导师说,“你这样的学生,不做学术可惜了。”
何丞说,“老师,我再想想。”
晚上回出租屋,贺简行还在看盘,何丞放下书包,去厨房烧水,他看着水壶里的气泡从底部升起来,一个接一个,碎在水面。
他想起导师的话。
他这样的学生,不做学术可惜了。
水开了,他泡了两杯速溶咖啡。
一杯给贺简行,放在他左手边。
一杯自己端着,坐在床沿。
贺简行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烫的,他吸了口气。
何丞也喝着自己那杯。
“我今天去见导师了。”
贺简行盯着屏幕,“嗯。”
“他问我要不要读博。”
贺简行握着鼠标的手没停,滑动着屏幕,“嗯,你怎么说?”
何丞看着他的背影,喝了一口咖啡。
“我拒绝了。”
他说。
贺简行滑动鼠标的手停了,转过头看着何丞。
何丞也看着他,说:“不读了。”
贺简行看了何丞很久,“为什么?”
何丞把咖啡杯放下,“不想读了。”
贺简行还是看着他,何丞也没有躲他的目光。
“我读书读够了,”他说,“想工作了。”
贺简行张了张嘴,刚想说什么,就见何丞站了起来。
“晚上吃什么?”
贺简行没回答,他看着何丞的背影走进厨房,听见何丞打开冰箱,取出那两棵青菜。
随后是水龙头的声音,再然后就是切菜的声音。
他转回头,屏幕上的K线图还在跳动,但他一条都看不进去了。
那年春节,他们没有回福利院。
除夕那天下午,何丞把出租屋打扫了一遍,擦窗户,拖地,把堆在角落的旧报纸捆起来卖掉。
卖了三块二。
他拿着这三块二,去菜市场买了只鸡腿,一把蒜苗,两块姜。
晚上他做了一锅鸡汤。
贺简行关了电脑,把折叠桌支起来。
两个人对坐着。
窗外有人放烟花,砰的一声,碎成满天星星。
贺简行给何丞夹了一个鸡腿。
何丞夹回去。
贺简行又夹过来,“你吃,你太瘦了。”
何丞看着碗里那个鸡腿,低下头,咬了一口。
贺简行给自己倒了半杯超市买的散白。
他喝了一口,呛得直咳。
何丞把他杯子拿过来,喝掉了剩下半杯。
他也咳。
两个人都咳,咳完看着对方。
贺简行笑起来。
何丞也笑了。
电视里在放春晚,主持人在倒数。
五,四,三,二,一。
新年到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几年他们真的没有钱,但他们真的很快乐。贺简行很幸福,何丞很满足。
***
贺简行真正翻身是2009年。
那年比特币刚进入中国,只概念传入,还没有规模化,也不被大众所知。
贺简行从外网论坛上看到这个词,研究了两天,跟何丞说,我想投这个。
何丞问风险多大,贺简行说不知道。
何丞没再问,他把存折拿出来,夜班、家教,加上奖学金,还有贺简行这两年玩短线赚的加在一起一共攒了四万六。
贺简行看着那张存折很久没动,“你不怕我赔光?”
何丞正在叠衣服,“赔光再赚。”
贺简行走过来,从背后抱住何丞,何丞手里还拿着那件衬衫,举在半空,没动。
“你怎么什么都信我。”
何丞顿了一下,随后把衬衫放下,“没都信。”
他转过身,看着贺简行,“你只能动四万五,要留下一千块我们生活。”
2013比特币进入大众视野后价格一路飙升,年底涨到一千多美元,二人手上实在没钱了,贺简行虽然感觉可惜,但不能没饭吃,最后他选择抛了一点。
他把钱取出来,存进何丞的卡里。
何丞去银行打流水,看着那一串零,站在ATM机前愣了很久。
他给贺简行打电话,“你抢劫了?”
“我是那种人吗?”电话那头说,“这是你的钱,是我们钱。”
电话那头很安静,贺简行没解释,何丞站在银行门口,十二月的风刮在脸上,他攥着那张回执单。
我们。
他过了很久才开口。
“嗯,我们。”
次年,贺简行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名字是何丞起的,叫“平行”。
工商登记那天,贺简行问他为什么叫这个,何丞说没有为什么。
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
相交线只会越走越远。
他只想和他平行。
走同一条方向,永远隔着伸手就能碰到的距离,谁也不会丢下谁。
2014年开春,贺简行说公司得融资了。
何丞正在煮水饺,水开了,他把散装的速冻水饺下锅,用筷子搅拌着以防粘锅。
“想好了?”
“想好了。”
贺简行靠在厨房门口,手里攥着一本翻烂了的《创业融资手册》。
何丞把火调小,他把鸡蛋磕进锅里,蛋白在沸水里迅速凝成一片云。
他盯着那朵云看了一会儿,问:“有把握吗?”
贺简行没立刻回答。
何丞回头看他。
贺简行站在门口,逆光,看不清表情。
“有。”他说。
何丞转回去,把火关了。
“那就做。”
那天过后他们开始做BP,贺简行负责写,他写一版,就给何丞讲一版,讲完何丞就给他改,改完打印出来,红笔批注,再改一版。
出租屋的书桌太小,贺简行趴床上写,何丞坐地上看,打印机是老款的,墨盒漏墨,每张纸边角都蹭着一条黑印。
贺简行说,“这印着黑边的PPT,投资人能看上吗?”
何丞说,“看上的是项目,不是纸。”
贺简行说,“那你别拿黑边这版打印了。”
何丞说,“这版逻辑顺。”
贺简行说,“行,听你的,那还是拿这版。”
他们约的第一个FA在北京国贸。
贺简行穿了他唯一一套西装,大三校招买的,袖口有点长,何丞帮他改短了一截,在衬衫上别上袖扣。
“紧不紧?”
“不紧。”
贺简行对着镜子拽了拽领带,他不会打温莎结,何丞也不会,最后打了个最普通的平结,领带长了一寸,漏在马甲下面。
他低头看了看,往裤子里面塞了塞。
“走吧。”
何丞跟在他后面。
地铁上贺简行一直没说话,他把BP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又把那个FA的采访翻出来看,信号不好,视频卡在加载页面,转圈的图标转了两分钟。
他锁了屏,何丞坐在旁边什么都没说。
快到站的时候,贺简行忽然开口。
“哥。”
何丞看他。
贺简行看着对面车窗,玻璃上映着两个人的倒影,“你觉得我能成吗?”
何丞没回答,贺简行等了一会,等到的是何丞站起来。
“到了,下车了。”
车门打开,何丞走在前面,他走出两步,停下来。
回头。
“成不成,”他说,“都回家。”
那天聊了两个半小时。
那名FA问了很多问题,商业模式、市场空间、竞品分析、财务预测,贺简行答了大部分,何丞补充了几个数据。
出门的时候贺简行手心全是汗,他站在电梯里,看着数字一层一层往下跳。
“你觉得怎么样?”
何丞说:“他问用户留存的时候顿了一下。”
贺简行看着他。
“顿了半秒,”何丞说,“咱们这版数据没问题。”
电梯到了一层,门打开,外面是国贸大堂,挑高十几米的水晶灯亮得晃眼。
贺简行没动,站在那里,“你说他顿了半秒是因为什么呢?”
何丞站在电梯角落里,手里还拎着那个装BP的帆布袋,袋子是便利店积分换的,洗得发白,边角磨出了毛球。
他忽然很想抱贺简行,但他没有,他只是说:“管他因为什么吧,走吧,咱们回家。”
第一次路演是在夏天。
场地在北三环一个孵化器里,三十多号人,坐满了也就七八排椅子。
贺简行是第五个上场,前面四个创始人他一个也没听进去。
他站在等候区,把BP翻了十几遍。
何丞站在他旁边,贺简行忽然抬头:“我领带歪了吗。”
何丞看了一眼:“没有,很好。”
贺简行又低头看BP。
何丞伸手把贺简行手里那份BP抽走。
贺简行愣住。
何丞看着他的眼睛。
“这些你早就倒背如流了,”他说,“不会有问题的,不用紧张。”
何丞把BP卷起来,握在手里。
“上去,”他说,“说完就完了。”
贺简行张了张嘴。
他想说,万一他们问的那个问题我答不上来。
他想说,万一他们觉得这个赛道太窄。
他想说,万一我搞砸了。
他什么都没说。
工作人员在旁边低声叫了他的名字。
他站起来,走过何丞身边,何丞的手在他后背上轻轻拍了一下。
他走上台。
台下十几张脸看着他,有资方,有FA,有别的创业者。
有人低头记笔记,有人看手机,有人面无表情。
他开口,讲了二十分钟。
讲市场痛点,讲解决方案,讲他们已经跑通的模型,讲团队。
他说自己是金融背景,合伙人是工商管理高材生,管运营和财务。
台下一片安静。
他讲完了。
主持人说下面是提问环节。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
他都答上来了。
他不知道自己答得好不好。
他只知道该说的都说了。
最后一个问题结束,主持人说,感谢。
他鞠了一躬。
然后他抬起头。
台下在鼓掌,掌声不大,三十几个人,稀稀拉拉的,混在空调的嗡嗡声里。
他看不见别人的表情,他只看见角落里有个人。
何丞站在那里,手里还拎着那个洗白了的帆布袋。
他站在最后一排的角落,旁边是饮水机和易拉宝。
何丞笑着看着台上,就那么看着贺简行。
贺简行也看着他。
隔着七八排椅子,隔着那些举着手机拍照的人,隔着夏天傍晚闷热的空气,隔着一片刚刚响起的掌声。
他们对视。
贺简行现在站在台上,二十九分钟之前还在想万一搞砸了怎么办,现在他看着何丞,只觉得前所未有的踏实。
那年夏天之后,见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FA找上他们,BP改了无数版,他们从孵化器的路演厅一路讲到五星级酒店的会议厅,从三环讲到金融街,从北京讲到上海、深圳。
贺简行的西装换了两套,袖口终于不长了,领带学会了温莎结,打一次一分半钟,比平结好看。
何丞还拎着那个帆布袋,边角彻底磨破了,他缝过一次,针脚细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贺简行说换一个吧。
何丞说,还能用。
次年春天,他们拿了第一笔机构投资。
签字那天是周五,律师念完最后一页条款,何丞在文件末尾签上名字。
他把笔放下,贺简行看着他:“完了?”
“完了。”
贺简行没说话,他看着那份文件,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是长安街的车流,周五傍晚,堵成几条红色的河。
何丞坐在会议桌前,看着贺简行的背影。
他看见他肩膀动了一下。
过了很久,贺简行转过来,眼眶有点红,他看着何丞。
“咱们……”
他没说完,何丞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他什么都没说。
他只是站在那里。
贺简行低下头,把额头抵在何丞肩膀上。
何丞抱了抱他,把手放在贺简行后背上轻轻抚摸着。
会议室很安静,窗外的车流声很远,隔着一层玻璃,像另一个世界。
贺简行的声音从他肩膀里传出来,闷闷的。
“我还以为还得让你再等几年。”
何丞没说话,他的手还在他背上。
“你没让我再等。”他说。
后来有天晚上他们在家吃饭,何丞做了排骨,贺简行夹了两块,忽然放下筷子。
“我想把公司做上市。”
何丞没停筷子。
“嗯。”
“不是说着玩,”贺简行说,“我是认真的。”
何丞把排骨咽下去。
“我知道。”他看着贺简行,“那就做。”
贺简行愣了一下,”你不问我打算怎么做吗?你这么放心我吗?那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你想做的事,我都不会怀疑,”何丞说:“你想做的事,一定已经有很足的准备了。”
贺简行看着何丞把碗里的饭吃完,把筷子放下,把空碗摞在一起,然后站起来,把碗端去厨房。
他拧开水龙头,哗哗的水声里,“你想做多大的事,”他说,“我都跟你做。”
从那之后他们更忙了,路演的频率从一个月两场变成一周一场,城市从北上广深扩展到杭州、南京、成都、武汉。贺简行在机场过过夜,在高铁上改过BP,在酒店大堂接过凌晨两点的越洋电话。
何丞陪着他,不是每一场都去,但他知道他去了哪里,见了谁,下一站几点起飞。
他们的行李箱从一只变成两只,从十二寸变成二十寸。
贺简行说,等这轮融资结束,咱们换二十八寸的。
何丞说,“换那么大干什么?”
贺简行说,“装你的那些宝贝书呀。”
后来他们真的换了二十八寸的箱子,何丞把他的那些书放进去,关上箱盖。
那个不到四十平米的出租屋里,贺简行曾经趴床上写BP,他坐地上改,国贸那个电梯间,贺简行曾问他你觉得我能成吗,他当时没有回答。
因为,成与不成,都回家。
他现在想起这句话,拖着那个二十八寸的行李箱从卧室出来,贺简行在门口等他。
“走吧。”
后来的路演规模更宏大,但贺简行仍然最喜欢那个夏天的路演厅,喜欢那二十分钟,喜欢那片稀稀拉拉的掌声,喜欢角落里那个拎着帆布袋的人。
那个人站在那里,隔着七八排椅子,隔着闷热的空气,隔着那片刚刚响起的掌声。
如今,这么多场仗他们都打赢了。
他们还在彼此身边。
后来贺简行喝多了,偶尔会提起那天。
“你站在那儿,”他说,“那么后边,饮水机旁边。”
何丞抱着他的脑袋摸着他的头发,“我以为你看不见我。”
“看得见。”贺简行突然看着他,“你站在哪里我都看得见。”
那一年公司账上有了很多钱,下一轮融资已经在谈。
他们以后还有无数个这样的瞬间,台上,台下,隔着人群,隔着掌声,只能看见彼此。
后来他们搬了三次家。
第一次从出租屋搬到两居室,贺简行说要有书房,何丞说要有采光,最后选了个老小区,客厅朝南,书房是隔出来的,只放得下一张书桌。
搬家那天贺简行把旧绿萝带过来,何丞剪掉枯叶,换水,放在新阳台朝北的角落。
第二次搬进高档公寓楼,二十六层,落地窗,楼下是人工湖,何丞站在窗前看夜景,贺简行从背后抱住他,下巴搁在他肩上。
“喜不喜欢。”
何丞说,“太贵了。”
“问你喜不喜欢。”
何丞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喜欢。”
第三次搬家是去加拿大。
2016年,公司上了轨道,贺简行说,“我们出去转转。”
何丞以为他说旅游,签证办下来他才发现不只有旅游签,还有商务签,一个M,一个L。
贺简行在温哥华约了律师,他拿着一份英文合同,扉页上印着“Marriage Agency Agreement ".
何丞转头看贺简行,贺简行没看他,正在和律师说话。
何丞低下头看着那份合同,看了很久。
签完字那天,温哥华在下雨,贺简行撑着伞站在市政厅门口等了很久,回头看,何丞站在台阶上,没下来。
“哥?”
何丞没动,站在台阶最高处,手里捧着那张刚出炉的结婚许可。
结婚证明还需要过几天政府才会寄过来,但哪怕此刻只是一张许可都让他觉得滚烫。
他看着自己的名字和旁边那个名字。
贺简行走回去,把伞举过他头顶,“怎么了?高兴傻啦?”
是的,高兴傻了,高兴得快要疯掉了。
何丞低着头,用手背轻轻擦掉纸张上溅到的雨水。
贺简行看见他的手在抖,何丞抬起头,眼眶是红的,“我以为等不到这天。”
贺简行抱了抱他,雨声很大,后来何丞把证书收进西装内袋,贴着胸口的位置。
贺简行忽然想起很多事。
想起四岁那年,福利院的花坛边,那个低头拔草的男孩看了他一眼。
想起十岁生日,两个小孩挤在一张床上,对着根火柴许愿。
想起十八岁那年的雪,他说不是兄弟那种,何丞说我也是。
想起这些年,他不知道他们一起走了多久。
何丞看他发愣,叫他:“贺简行。”
贺简行回过神来,理了理何丞的额发。
“我四岁那年,”他说,“第一次叫你哥。”
他顿了顿,又把何丞拉进怀里。
“现在,你是我的爱人了。”
何丞在贺简行怀里站着,手臂环住了贺简行的背。
很久。
“嗯。”何丞应道,“你也是我的爱人了。”
他们在温哥华购置了房产,但只待了七天,没有婚礼,没有宾客,公证员是个华裔老太太,夸何丞英文发音好,问他们要不要拍照。
贺简行说拍。
他们在空旷的教堂里拍了合照,何丞站得笔直比耶,贺简行搂着他的肩,两个人都笑的灿烂,眼睛都里有着看上去永远不会灭的光。
回酒店的路上何丞一直没说话,贺简行问他在想什么。
他想了很久,“在想怎么跟院长阿姨说。”
贺简行笑了一下,“该怎么说怎么说呀,院长会祝福我们的。”
何丞没接话,他知道国内不认这张纸。
他从来没指望谁认。
他自己认就够了。
回国那天是九月十七,飞机落地,贺简行推着行李车走在前面,何丞跟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
通关的时候,贺简行回头,“怎么了?”
何丞说没什么,随后把护照递给边检员。
身份那一栏写着:未婚。
他把结婚证收在行李箱最底层,压在一件破破烂烂的毛衣下面。
那一年何丞二十八岁,贺简行二十六岁。
他们以为以后还有很多年。
后来公司越来越忙,贺简行开始频繁出差,北京、上海、深圳,后来是香港、纽约,何丞多数时间都留在本市,处理公司日常运营。
他们见面的时间从每天变成每周,从每周变成半个月。
贺简行每次回来都带东西。
第一次是手表,何丞戴了两三天,收进抽屉,第二次是定制的手工围巾,那时是夏天,被挂进了衣柜,第三次是一盒特制雪茄,何丞没拆,放在书架上落灰。
贺简行问他是不是不喜欢。
何丞摇头说喜欢。
贺简行没再问了。
那年冬天,何丞整理衣柜,翻出那件再也没穿过的破旧毛衣,毛衣下面压着那张结婚证,他又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放回去,毛衣盖在上面。
这年的十一月十七号他们都在国内,贺简行提前好几天就说生日那天推掉了所有应酬。
何丞说好。
他提前订了蛋糕,鲜奶油,水果夹心,和十八岁那年一样,巧克力牌上写两个人的名字。
生日那天何丞下午去了菜市场,他很久没做饭了,以前住出租屋的时候天天做,后来搬进大房子,有了阿姨,他就不用进厨房了。
他买了鱼,买了排骨,买了贺简行爱吃的莴笋,厨房里忙了一下午,阿姨站在旁边插不上手。
五点半,菜上桌。
六点半,贺简行没回。
七点半,消息发过来:还在开会,你先吃。
何丞对着满桌菜坐了很久。
他夹了一筷子鱼,凉了。
他又夹了一筷子莴笋,也是凉了。
他把筷子放下,又等了很久。
十一点半,门响了,贺简行进来,西装还穿着,领带松了半截。
他看见餐桌上的菜,又看见茶几上的蛋糕盒。
“怎么不先吃?饿坏了吧?”
何丞坐在沙发上,“还好,想等等你。”
贺简行把领带扯下来,扔在椅背上。
“以后别等了,饿了就先吃。”
何丞没接话。
他站起来,走到餐桌边,开始收拾。
贺简行看着他没说话,问:“哥,你生气了?”
何丞把鱼倒进垃圾桶,“没有。”
贺简行走过去,按住他的手,“会是临时加的,真的推不掉。”
何丞没看他,“我知道。”
他把盘子摞起来,端进厨房。
贺简行跟在后面。
“何丞。”
何丞停住了。
他没转身,手扶着水槽边缘。
贺简行站在他身后。
“你是不是觉得,”他顿了一下,“这些年我对你不够好。”
何丞没说话,沉默了很久。
“你对我很好。”他说。
“那你在生什么气。”
“我没有生气,”何丞转过身,看着贺简行,“我只是在想,我们有多久没一起过生日了。”
他说得很轻,像是在问贺简行,又像是在问自己。
贺简行没回答,他站在那里,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地板上,很长,一直延伸到何丞脚边。
良久,他终于开口,“我、我去热菜。”
他把那盘没倒完的排骨端进厨房,微波炉嗡嗡响,何丞站在客厅,没跟进去,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下午洗鱼的时候划了一道,比较深,但血已经止住了。
他用大拇指按住那道伤口。
还是有点疼。
生日蛋糕是零点多切的,贺简行吃了一口,说奶油太甜。
何丞说和以前一样。
贺简行说以前没觉得这么甜。
何丞没说话,默默把自己的那块吃完了。
那天晚上贺简行睡在客房,他说明天一早要早起,怕吵醒何丞。
何丞说好。
他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没有声音。
这间房子太大了,他想起刚搬进来那天,贺简行也问了他喜不喜欢。
他说喜欢。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是另一个画面。
不到四十平的出租屋,两个人挤一张书桌,贺简行看盘,他写论文,脚在桌子底下碰到一起。
贺简行不挪开,他也不挪。
那年冬天暖气烧得不旺,何丞去超市买了条电热毯,铺在贺简行那边,半夜贺简行摸到何丞手脚冰凉,把电热毯偷偷换了地方。
那是2008年。
他记得很清楚。
2008年的贺简行,羽绒服袖口磨破了也不舍得换,但他舍得给他天天买烤红薯和糖炒栗子吃。
何丞睁开眼睛,起身下床,走到书房。
书架上那盒雪茄还在原位,塑料封膜没拆。
他把它拿下来,对着灯看了很久。
然后放回去。
第二天贺简行出差了,何丞照常去公司。
秘书汇报何丞的行程,月底要去一趟北京,下个月初飞纽约,中间有一天空档。
何丞说知道了。
他翻开文件夹,签字,盖章。
钢笔尖在纸面上划出沙沙声。
他忽然停了一下。
“贺总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秘书翻了翻日程。
“下周六。”
何丞点点头,把签好的文件合上,“知道了。”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回家,阿姨做了饭,他吃了几口,放下筷子。
他走到阳台,那盆绿萝还在,可如今叶子总是养不旺,他剪掉黄叶,浇水,浇透,水从盆底渗出来,慢慢流在他拖鞋上。
他没躲,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车流。
三十八楼,城市的夜景铺开很远。
他看着那些移动的光点,红的往东,白的往西。
他忽然想问自己:何丞,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一切会失去的?
他没有答案。
温哥华的雨停在2016年,后来何丞偶尔会梦见那一天。
梦里他站在政厅门口,手里捏着那张证书,贺简行在台阶下撑着伞等他。
雨很大。
他走不下去。
他站在台阶上,看着那把伞,看着伞下那个人。
他想喊他的名字,张开嘴,却没有声音。
他醒过来,枕边是空的。
他躺了很久,窗帘没拉严实,一线月光落在地板上,细长的一条。
他看着那道光,从地板爬到墙面,从墙面爬到天花板。
光不见了。
天亮了。
他起身洗漱,洗手台上并排的两支牙刷,有一只是全新的。
他把自己的那支拿起来,牙膏挤上去,对着镜子刷牙。
泡沫从嘴角溢出来,他低头吐掉,水龙头开着,哗哗的水声。
他抬起头,镜子里的自己已经三十岁了。
他发现鬓角有一根白发,用手拨了一下,没拔。
晚上贺简行打电话来,说欧洲那边事多,可能要晚两天回。
何丞说好。
“今年的生日能赶上吗?”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
“能。”
何丞说,“那我等你。”
他挂了电话,窗外起了风,他把绿萝从阳台搬进来,然后他打开冰箱,看了一眼。
蛋糕还没订。
还有五天。
他关上了冰箱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