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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陆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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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维桢相信逻辑与步骤的力量。他擅长将复杂的现实拆解为清晰的流程图,认为只要依序行进,终能抵达预设的终点。
然而进入社会以后他很快发现,社会上通行的并非他熟悉的流程,而是一张张无形又坚韧的关系网。
任何精密的计划投掷其中,都会像水滴落入蛛网,被悄然吸附、分流,最终偏离他既定的轨迹。他面对的障碍很多时候未必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相处的人和需要了解的规则。
比如在维衡,他明面上就算是受邀而来的“par”,没有规规矩矩地按维衡的晋升路线走,那也不为众人所服。所谓强龙压不了地头蛇,徐维桢甚至还算不上强龙。
“昨天的情况差不多这样。仁和那边安排了一些工作,患者家属说他们要看完才回话。”张源潮双手插兜汇报完后,随意扫了扫徐维桢办公室的装饰。
徐维桢的目光从电脑屏幕上抬起,没先看文件,而是看向张源潮。他今天穿了件质地不错的深蓝衬衫,没打领带,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块看不出牌子但保养得宜的机械表。此刻正打量着徐维桢身后书架上一排崭新得格格不入的精装法学典籍,嘴角似笑非笑。
张源潮作为所里的“老人”,在维衡颇有些名望。徐维桢隐约听过一些关于他的传言,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几次欲上位为合伙人但屡屡出现意外。
徐维桢不想得罪他,但是也明白谢屹把他放到自己手下的意思。
“学习?”徐维桢重复这个词,音调平稳,听不出情绪。他身体向后,完全靠进椅背,双手指尖相对,搭在腹部,形成一个放松却不容侵入的姿态,“张律师觉得,他们能学进去多少?”
张源潮终于把目光从书架上扯回来,落在徐维桢脸上。他走近两步,双手撑在桌沿,微微俯身。这个姿势有点压迫感,但脸上依旧挂着笑。
“看怎么教了。仁和那边给的东西挺厚,专业术语一大堆。普通人看两页就头晕,看三页就想睡,至于政府打发过去那个援助律师,看着也是个没脑子的怂货。”他顿了顿,眼里闪过一丝精明的光,“等他们晕了,倦了,知道这事儿有多复杂,咱们再递杯水,给条好走的的路,事情就好办了。这叫降低预期,徐par。”
他的语气近乎是在传授经验,将信息壁垒与疲劳战术包装成一种油滑的智慧。
徐维桢静静地听他说完,没有立刻反驳,只是用两根手指将文件拨到面前,如同拨开一丛可能有刺的植物。他快速翻阅,目光如精密仪器般扫描着日期、措辞、签名处的微妙颤抖。寂静在办公室里蔓延,只有纸页翻动的沙沙声,像计时器在走动。
“降低预期,”徐维桢合上文件夹,抬眼,目光清亮锐利,像擦去了雾气的刀锋,“张律师的方法,见效快。不过,”他话锋一转,语气依旧平和,“如果家属里有个较真的,拿着这些‘教材’去找个真正懂行的,逐字逐句推敲呢?比如,这份数据授权,签在林童入院后第三天,病人当时还在ICU,家属签字时的精神状态是否足够自主?又或者,安凝素超适应症使用的风险评估说明,为什么和药监局备案的版本在措辞上有微妙出入?”
张源潮脸上的淡笑凝固了半秒。他没想到徐维桢看得这么快,抓得这么准。这些细节,他当然也看到了,但在他效率至上的哲学里,这些属于不必深究的范畴,只要家属不闹大,就永远只是纸面上的潜在风险。
“徐par,”张源潮直起身,双手插回兜里,那点故作亲切的压迫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直白的审视,“你这查得真是比医闹还细。仁和是咱们的客户。”他强调了客户二字,“程教授那边,要的是干净、迅速地平息事态,不是开学术研讨会,把每个标点符号都拿出来晒太阳。”
“正是因为仁和是客户,而且是重要的客户,”徐维桢也站了起来,他比张源潮略高,此刻隔着桌子,气场丝毫不弱,“我们才更要在阳光下,把所有潜在的标点符号问题,在它变成炸弹之前,变成我们可以掌控的风险参数。”
他拿起那份文件夹,轻轻拍了拍,“用专业壁垒让人晕,是下策。用更专业的准备,堵住所有让人能钻进来叫醒他的缝隙,才是上策。否则,今天晕了,明天被有心人一针扎醒,反弹起来,砸的是谁的招牌?程教授的?还是维衡的?”
他语速不快,每个字却像淬冷的钢珠,砸在张源潮那套运行多年的江湖逻辑上。办公室陷入一种紧绷的沉默,中央空调的嗡鸣被无限放大。
“徐par的意思是,我之前的做法,会给所里惹麻烦?”张源潮的声音冷了几分。
“我的意思是,”徐维桢毫不回避他的目光,“这个案子水深,盯着的人多。我们要赢,就得赢得让人无话可说,连最擅长挑刺的对手,也只能闭嘴。这才是对客户最大的负责,也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保护。”
他缓和了一下语气,但立场依旧坚硬,“张律师的地面经验无人能及,我需要你掌控住家属的情绪和动向。但策略层面,我们必须把标准拉到最高。这不矛盾。”
软硬兼施,既肯定了对方的价值,又划定了行动的边界。
张源潮盯着徐维桢看了好几秒钟,像在重新评估这个空降的年轻人。办公室里一时寂静,只有中央空调低微的嗡鸣。半晌,他腮帮子动了一下,似是咬了咬牙,又缓缓松开。
“行。”他吐出一个字,干脆利落,听不出情绪,“徐par站得高,看得远。那接下来,具体怎么个高法?”
服软了?倒也没那么容易,想来应该只是暂时的蛰伏和观察,不过对徐维桢来说已经足够了。
“两点。”徐维桢也见好就收,回到具体事务,语气恢复公事公办的清晰,“第一,这份教材,我要一份完整的复印件,包括所有附件。第二,安排一下,明天上午十点,我和你一起去见程观澜教授。有些专业问题,需要当面厘清。”
张源潮眼神一闪。
要材料是深入掌控,要求同去见程观澜,既是绑在一起,也是在向仁和展示维衡内部的统一战线,更是要在他张源潮面前,直接与核心客户对话,确立主导权。
步步为营,针针见血。
“材料一会儿让人送过来。”张源潮这次没犹豫,“程教授那边我联系确认时间。”
“不是确认,”徐维桢温和地打断,却带着不容商榷的决断,“是安排。就明天上午十点。告诉他,维衡负责此案的合伙人需要就风险管控的细节与他紧急磋商。用我的名义。”
张源潮深吸一口气,终于缓缓点头:“明白了,徐par。”
他转身离开,关门的动作比进来时重了一丝。
徐维桢站在原地,直到脚步声远去,才慢慢坐回椅子。他揉了揉眉心,嘴角却勾起一丝极淡的弧度。
他知道张源潮没真服,老狐狸只是在权衡。但没关系,他只要对方在关键节点上,按照他的节奏走。在维衡这片丛林里,他资历最浅,根基如浮萍,唯一可恃的,便是谢屹若即若离的支持,和红圈所这把尚且锋利的借来之剑。他不能示弱,必须在合作中驯服,在规则内征服。
他拿起内线电话,声音已恢复平日的冷静:“下午医保局那边有个关于DRG的研讨会资料,请尽快整理摘要给我,后天之前。”
午饭他没去餐厅,让助理送了一份简餐到办公室。一边吃着味同嚼蜡的三明治,一边快速浏览着邮件和行业动态。手机屏幕不时亮起,信息来自不同渠道:
红圈所前同事,转发了一篇关于“DRG支付下医院合规风险”的学术文章,附言:“你们G市是不是也在搞这个?是个大麻烦。”
他之前拜托的律所另一个助理律师,发来一条简短消息:“徐par,听说林童家属好像通过病友群,联系上了一个外地专打医疗官司的律师,姓陆,风格比较激进。”助理律师是他的学妹,算得上他在维衡里为数不多可以相求的人。
卫健委一个处于边缘位置的科员,发来一个模糊的表情,紧接着是一条:“王厅下午临时有个会,原定关于医保基金监管的调研汇报可能推迟。”
母亲发来微信,问他周末回不回家吃饭,说父亲最近血压有点高。
徐维桢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动,大脑同步处理着这些碎片:
DRG文章,存下,晚上细看。这是构建专业话语权的弹药。
外地律师?潜在变量。他回复助理律师:“查一下这个陆律师的公开案例,特别是和医院博弈的典型手法,下班前给我摘要。”
卫健委的会推迟?意味着王副厅长那边的注意力可能被其他事牵扯,暂时无法给予此案更直接的关注。也好,少了些关照,反而多了些独立操作的空间。他给那位科员回了个“收到,谢谢”,不多言。
母亲的微信让他指尖停顿了一下。他打字:“这周项目关键,回不去。爸的药按时吃,周末我视频看看。”发送。家庭是他稳定后方的一部分,但此刻必须排在职业棋局的后面。
他三口两口吃完剩下的三明治,灌下半杯凉掉的咖啡。下午的工作重点清晰起来:第一,消化张源潮可能送来的材料;第二,针对那个可能介入的陆律师,预判其策略;第三,准备明天见程观澜的谈话要点,既要展现能力与诚意,也要微妙地划清专业建议与客户指令的界限。
他打开一个新的文档,标题输入“程观澜会面策略与风险提示”。刚敲下几个要点,内线电话响了。
是张源潮。“徐par,程教授那边同意了,明天上午十点,在他办公室。另外,”他顿了顿,声音里听不出情绪,“你要的材料,我让人放你秘书那儿了。”
“效率很高,谢了。”徐维桢客气一句,挂了电话。张源潮的执行力确实没得说,只要方向定死,他能把事情办成。关键是,方向必须由自己来定,责任一定不能连带到他身上。
徐维桢让秘书把材料送进来。厚厚一叠,除了知情同意书和治疗说明,竟然还有几份家属签字的、授权仁和进行数据用于科研的旧文件复印件,日期在林童入院初期。
徐维桢眼神一凝。
如果这些授权文件存在解释空间,或许能在“实验性治疗”的定性上做点文章,减轻医院未充分告知的责任。这大概是仁和法务部准备的弹药之一,张源潮拿来,算是个姿态。
他快速翻阅,用便签纸标记出关键条款和日期。同时,脑中的策略文档继续完善。他写下:
核心目标:建立专业信任,获取诊疗决策的完整逻辑链(特别是关键节点A、B)。潜在冲突点:费用问题(DRG超支)、家属引入外部律师。
应对:强调风险前置管控的重要性,建议仁和主动准备‘人道主义援助’预案(金额待商),以应对可能升级的舆论或法律挑战。底线:维衡的立场是‘风险管控’与‘合规护航’,非直接谈判代表。
写到“人道主义援助”时,他想起昨晚王允仪那句“理千头万绪”。这些“绪”,归根结底是利益和风险的重新打包与分配。他要做的,就是让这个打包过程看起来合法、合理,甚至略带几分不得已的温度。
在这个过程里,最棘手的就是家属那边。如果对方并不满意他们提供的预案,或者对方一样拿出一份预案,则又是一轮节外生枝。
陆律师,徐维桢在笔记本上圈了个圈。
他快速在几个内部系统和律师协会公开信息里检索,又给两个在红圈所专做医疗业务的前同事发了简短的询问消息。
反馈很快,这个名字在主流红圈所和G市头部律所的合伙人、资深律师名录里都没出现过。
公开案例显示此人主要活跃于邻近的J省,代理的多是些标的额不大、但程序复杂或带有舆情因素的骨头案,风格被描述为“难缠”、“善于利用规则和舆论制造压力”。
一个不在传统精英赛道里、专挑硬骨头啃的游击律师。徐维桢关掉页面,心里有了个粗略的画像。
这人是变量,但既然是家属“刚联系上”,说明还在初步接触阶段,且其根基和主要战场都不在G市。
威胁存在,但非燃眉之急。他将其归类为需监控的潜在扰动项,优先级暂时后移。眼下,程观澜和柴科长是更近、更核心的棋。他记下几个陆律师代理过的典型案件编号,准备有空时再细究其手法。
合上材料,他看了眼时间,下午五点。时候还早,他不打算枯坐,他需要动起来,获取更立体的信息。
他拿起外套和车钥匙,对秘书交代一句:“我出去一趟,有事电话。”
电梯平稳下行,金属厢壁映出徐维桢清晰的轮廓,也映出他眉宇间短暂的沉吟。
在到达律所所在楼层和车库之间的某个楼层时,徐维桢按了开门键。这一层是其他公司和机构的办公区,午后走廊空旷安静,消防通道的绿色指示牌幽幽亮着。
他没有走向任何一扇办公室门,而是拐进了厚重的消防门后的楼梯间。
这里是他发现的整栋楼里最隐秘的角落,只有偶尔会有一些神情疲惫的清洁工经过,宛若漂浮的幽灵一般安静而冷漠。空气里弥漫着混凝土与灰尘的气味,像城市巨兽未被装饰的腹腔。
在这里,让他能稍微卸下一点在新环境里必要的姿态,专注于处理最敏感的那条线。
徐维桢走到楼梯转角处的平台,这里离上下入口都有一段距离。他靠着冰冷的墙壁,确认上下无人,手机信号也还算稳定。
联系柴科长?这个念头如同暗夜中的火花。昨晚宴会上,柴科长对程观澜那几句看似随意的敲打,在徐维桢听来,无异于一场精妙的权力探戈,他在展示,在王副厅长的叙事之外,还存在另一个审视者,甚至是一个潜在的制衡点。
但贸然联系,是蠢棋。他刚借着王副厅长的宴请露了脸,此刻身上还带着“王厅欣赏的年轻人”这层若隐若现的标签。直接找上对仁和颇有微词的柴科长,容易让人误解:是代表王厅探口风?还是急于另寻码头?哪一种都会把他架在火上烤。
他需要一道缓冲区,一个自然的、不引人注目的由头。
沉思良久,徐维桢还是决定从谢屹身上下手。
先给谢屹的秘书发了条信息:“李姐,上次谢par提过想更新药械监管部分的资料库,我这边刚拿到一份不错的行业分析初稿,涉及DRG和临床用药,您看是否需要我先整理个摘要,方便谢par把握动态?”
消息发出,他靠在墙壁上,安静地看着走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
几分钟后,手机屏幕亮起,是谢屹秘书的回复:“徐par费心。谢par最近确实关注这方面,摘要可以的。另外,药监局的柴科长好像对这块也有研究,你们之前是不是在云顶见过?谢par提过一句,柴科人不错,可以交流。”
徐维桢看着屏幕,嘴角微不可察地弯了一下。
这就是他想要的由头。秘书的回复,至少传递了两层意思:第一,谢屹知道他见了谁,甚至可能默许或鼓励这种接触;第二,“可以交流”四个字,是一种含蓄的背书,降低了直接联系的政治敏感性。
这下出发点有了,柴科长那边呢?直接打电话过去,以请教之名?太生硬,也太掉价。
他徐维桢不是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柴科长也不是有问必答的咨询台。他需要的是建立一种对等的、甚至让对方觉得有价值的联系。
他迅速调出了柴科长近两年在公开论坛上的发言摘要、在行业期刊上发表的署名文章,特别是所有涉及“创新药临床监管”、“医保支付与药品经济性评价”、“DRG落地中的药事管理”的内容,哪怕只是挂名也不放过。
搜过一遍后,他快速浏览了药监局官网近期的人事动态和职能调整通知。
信息碎片在脑中快速拼合:柴科长是技术官僚出身,在药监体系内资历不浅,但似乎卡在科长位置有段时间了;他发表的言论,常常强调“监管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以及“防止临床滥用与医保基金穿底”,这与仁和系目前略显粗放,或者说强势的推进风格,存在理念上的潜在冲突。
更重要的是,徐维桢注意到,柴科长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一个由医保局牵头的研讨会上,而王副厅长并未出席那次会议。这里存在一个微妙的权力间隙。
机会就在这里。
他需要创造一个自然的接触点,这个点必须足够专业,足够有吸引力,让柴科长无法轻易拒绝,甚至心生兴趣。
他用手机登录了一个非实名的学术文献查询账号,这类账号在红圈所很常见,用于前期尽调。他检索了“安凝素”同类药物在国际上引发的几起典型监管争议和诉讼案例,特别关注其中“超适应症使用”和“临床数据披露完整性”这两个焦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柴科长在某次内部研讨会上的讲话稿,稿中恰好有一段关于“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创新药全生命周期监管”的论述。
徐维桢将柴科长的这段论述,与那几起国际案例的核心争议点,做了简单的交叉对比。他发现,柴科长提出的“监管前瞻性”原则,如果套用在“安凝素”目前的争议上,会引出一系列非常尖锐、且仁和未必愿意面对的问题。
他编辑了一条邮件,措辞极其考究:
“柴科您好,冒昧打扰。我是维衡律师事务所徐维桢。昨夜云顶聆听您关于创新药监管平衡的见解,深有启发。近日研读国际同类药物监管案例,见其争议核心多集中于‘超适应症使用边界’与‘临床数据透明度’,恰与您提及的‘全生命周期监管’及‘基金风险防控’理念形成有趣映照。您在去年的研讨会中监管需预见性介入的观点,尤为精辟。不知您近期是否方便,就此类国际经验本土化应用的实务难点,能有片刻交流?深知您公务繁忙,无论可否,均感谢您时间。”
信息滑入网络。他收起手机,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楼梯间又站了一会儿,仿佛需要这点绝对的安静来沉淀刚才那番心思缜密的操作。短信已经发出,球到了对方半场。他不能显得急切,无论是离开这个隐秘空间,还是期待回复。
大约五六分钟后,他才推开消防门,重新走入走廊,搭乘电梯直接返回了自己办公室所在的楼层。
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时,秘书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询问。
“还是低估了晚高峰,楼下兜了两圈,连车库都没出。”徐维桢随口解释了一句,冲秘书眨了眨眼,“外出摸鱼的话得避开这个点,经验之谈。”
秘书冲他一笑,重新埋首于工作。
徐维桢走进里间,关上门。办公室重新被寂静和熟悉的景观包围。他脱掉外套搭在椅背上,坐回桌前,向后靠在椅背上,闭了闭眼。
楼梯间里那种刻意的隐蔽感和紧张感缓缓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重回自己领地的掌控感。短信已发出,柴科长那边的线算是以他想要的方式抛了出去,剩下的就是等待和对方的应对。
此刻,他更需要专注的是明天与程观澜的会面。那才是眼下最直接、也最可能碰撞出火花的战场。
他定了定心神,开始准备明天和程观澜的会面的要点。
忙忙碌碌直至深夜,手机才在静音模式下屏幕亮起。是一条回信,比他的更简短:
“徐律师有心。周四下午三点后,办公室电话。可谈二十分钟。——柴”
没有寒暄,限定时间。这是一种矜持的接纳。徐维桢熄灭手机屏幕,窗外都市的霓虹倒映在他眼底,像一片浮动的、可供征服的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