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与雀》山月崽

114、第 114 章 读者习惯性

　　读者习惯性相信作者写的内容，即使小说撒谎也会被当成事实。
　　虽然小说里写托里斯和冬妮娅遭到黄福山人马突如其来的枪杀，但这部分其实一直是个晦暗不明的谜团。根据后人考证，这里有三个版本。
　　版本一：伊万诺夫借韩复榘之刀以对盐业银行进行谋杀，本意是杀死自己的妹妹娜塔莉亚，但是当时娜塔莉亚因为业务洽谈原因外出，所以侥幸活命；
　　版本二：盐业银行的谋杀案和伊万诺夫没有直接关系，是韩复榘逾权对盐业银行进行震慑，本质是为了给华北的日本人“一记提醒”；
　　版本三：陈昌明当时并没有什么业务洽谈，他一直留在王行长那里，所以娜塔莉亚当时就在盐业银行。伊万诺夫可能与黄福山共同出现在谋杀现场，但是最后因为个人恩怨，伊万诺夫还是没有下狠手杀死娜塔莉亚。
　　虽然小说写了很多关于娜塔莉亚的事，但关于她的记录甚少，甚至都会怀疑这个人是否真的存在。她是被编造出来的吗？这个进入男性权利场的女人好像被历史抹杀掉了，因为那时的中国、包括王行长，琼先生，伊万诺夫还有其他各色权利男子都不允许有这么一位女人存在。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点音影，甚至连先前第一场官司的记录都是从琼先生《中国回忆录》手稿中拼凑而出。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几十年过去谁都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天津的人们完全忘记她曾经存在过，她短暂收养的王小珩也记得不清。谁都把她忘记了，只有琼先生留下的零星笔墨：“一个有才能、胆量、歹毒心的聪明女人，可惜活的太短。”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埋藏在蹊跷突然的死亡背后，又有什么编造的真相？境过时迁，没有办法判断哪个版本是真相。甚至连伊万诺夫1933年去青岛而后回苏联这件事都变得扑朔迷离了。他的匆忙离开也有三个版本的原因，分别来自于残留在中国的《苏联在华远东军人事调动档案》和他女儿的口述。
　　版本一：斯大林军队调整政策与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使得远东进行第一批“势力清理”，苏联中央担心诸如伊万诺夫这类权势人物发展为苏联边疆“不可掌控”的对象，所以进行清退、召回、二次安置；
　　版本二：伊万诺夫与琼先生与王行长有个人矛盾，这些矛盾直接导致三人联盟破裂。在权衡下，伊万诺夫决定引入外部势力对琼先生和王行长进行压制并强行抽离天津事务；
　　版本三：伊万诺夫去青岛纯粹是因为个人情感冲动和家庭原因，他不想让妻女卷入斗争中。再者，他不太想直面自己的妹妹。
　　没什么可以确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三十年后，老迈的琼先生会在一个狂风怒号的冬天后悔的。在未来的几十年，他会在寒冷的房间一直愣坐着，一边回听阿波罗号登月的消息，一边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去找娜塔莉亚。他一遍遍听狂风像千万万匹脱缰野马冲撞屋顶，后悔没有去盐业银行阻挡那个叫黄福山的人。
　　琼先生的某些生命因为娜塔莉亚后来的死亡而被毁掉了吗？1933年的中国给予了他怎样的毁灭？
　　这一切都无从而知了。所能知道的，只有他后悔没有在第一场官司结束后拉起她的手离开。他后悔没有阻止一系列毁灭性的后续，后来他孤身一人奔波了世界上很多地方，直到老透了他才知道后悔。在他去越南前，他给养子丹尼斯·琼斯（赵狗子）写了一封长信申明要彻底断绝关系，信里写了这么一句话：“你要毁了自己吗，怎能如此狠毒以达到你的目的？不要走我的老路，你会后悔的。”彼
　　时丹尼斯因为命案官司和叛国舆论缠身，在后来他于法庭的辩解中我们推测琼先生信中讲得应当是多年前娜塔莉亚的的事。然而并没有人去他本人那里证实，因为琼先生1969年去越南时正逢动荡，他轻而易举就与外界断了联系，直到1970年他的尸体在河边被越军发现。
　　这是后话了，先说当下吧。
　　1933年，伊万诺夫通知琼先生和王行长：他要去青岛了，二人对此并不满，但也无法阻拦。然而在伊万诺夫全家离开后，娜塔莉亚的态度就突然中和了起来——她邀请琼先生放弃官司矛盾，去家里和谈。官司累赘，娜塔莉亚主动邀约的举动被琼先生认定是她给他下的一个台阶，于是他便答应了。
　　“会有枪口等着我吗？”
　　“我不会在自家动手，因为会弄脏地板。血，尸体，清理起来很麻烦。”
　　然而无论如何，那天琼先生还是开车带娜塔莉亚回盐业银行。他没有见到惯例的托里斯与冬妮娅，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招的仆人。琼先生问托里斯和冬妮娅去哪了，娜塔莉亚解释说“辞退了”，换了新的佣人。据琼先生的回忆，他当时没有感觉到异样，因为辞退或者招聘仆人都太正常不过。在琼先生下车打开车门的空档，娜塔莉亚问他和王行长是否有矛盾。还没等琼先生回答，娜塔莉亚就说了王行长和金宪云擅自绑架王小珩以独吞地契的意图。
　　在后续的日记里，琼先生没有记录娜塔莉亚和他详细讲了什么，却记录了娜塔莉亚那天穿的裙子。那天娜塔莉亚没有穿素有的丧葬一般的黑色，反倒是一种特别透的蓝色。那蓝色特别透，透得像冰面底下那种深不见底的颜色，所以令他印象格外深刻。谈话途中，琼先生忍不住问她为什么换了穿着，娜塔莉亚说因为蓝色是琼先生的幸运色。
　　“幸运色”成了谈话的契机，两人在餐桌上聊了些客套话。最后琼先生又问娜塔莉亚为什么会邀请他，难不成是担心自己杀的人太多，房子里会有厉鬼。娜塔莉亚说她并不害怕房子里有厉鬼，但她不喜欢孤独。
　　临走的时候，娜塔莉亚邀请琼先生第二天来打猎。对这件事，琼先生在回忆录里写道：
　　“第二天是个晴天，我因为一些业务的事迟到了，心烦又匆忙地去之前打猎的地方见她。我迟到了一个小时多，去时一眼就看见她坐在一处很高的地方。她还是穿着昨日的蓝裙子，颇为忧郁地拿着猎枪张望。我第一次见她脸上有忧郁神色，感到惊奇，遂唤了她一声。她看见我，说以为我也要毁约了。‘什么叫也要毁约？我这人定下约定就一定会兑现’，我当时这么反驳她，她淡淡地笑了笑，叫人给我了一把猎枪。一只鸟很慢地飞过去，她却好像走神似得打了一记空枪。‘怎么回事？’我问她，她摇了摇头，说‘昨晚房子太空，没睡好’。我没当回事，朝另一只鸟打了一枪。我当时没想到那两个仆役死会将她推往毁灭境地——我那时还不知道她，那两个仆役，还有伊万诺夫之间的恩怨。当时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打猎上，可她一直心不在焉。最后我靠着运气打到了一只鸟，但她却什么都没打到。我当时应该问问她缘由，但是如今几十年过去，为时已晚。”
　　此后，琼先生就没再往下写了。

　　1933年的绑架案让还是个孩子的王小珩有了记日记的念头：她担心自己有一天突然死了。于是在此后的余生，王小珩都维持着这个习惯，包括在后来南京事变逃命的时候。根据王小珩日记，王嘉龙和陈昌明的到来成为了王行长（宪荣）托出实情的契机。
　　“聒噪的大儿子阿龙把当时的老王吓了一跳，而因为我和老王面容相似的问题，阿龙又追着他纠缠不放。那个叫陈昌明的人也施了些压，场面变得不好收拾，于是老王不得不诚心谈谈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确实不相信俄国人，美国人，但是很相信陈昌明和蒋光鼐这种有救国心的中国人。老王对陈昌明和阿龙说他终究还是站在中国人的利益上做局，无论是来天津，还是假死的闹剧。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只知道后来陈昌明出去了一趟，回来就说盐业银行现在压根没有那么多钱。接着他们就都打我的算盘，都想压我去拿那张地契，嘴脸各各都险恶的很。阿龙一开始还对我和颜悦色，后来也凶狠了，他问我到底要不要站在他们那边，我一点都不答应。”
　　根据日记的记叙，王小珩并不完全知道自己那张地契是什么，她只知道自己卷入了一场纷争。这本日记后面几页被撕掉了，然后就突然跳转到了“伊万诺夫来访”的部分。
　　“那个叫伊万诺夫的俄国人突然来了，他来得很突兀，所以突然在院子里撞见我。我斜着眼望他，他也斜眼望了一眼我，好像已经知道老王瞒着他干了什么事——他这个狡猾的人肯定已经知道老王在背地里打地契的主意，但是他也没多说话。当时伊万诺夫提着一个行李箱，似乎要离开天津了。他交给老王一封信做了告别，老王当时脸色就不好了。老王反复劝说伊万诺夫留下来，又说自己现在没办法惹山东那个韩什么举的，可是伊万诺夫去意已决。最后，老王说他可以让伊万诺夫离开，但是绝对让伊万诺夫吃不了兜着走。他对伊万诺夫提了一个要求，说他需要再次安葬一次，伊万诺夫必须出场念悼词，否则他就让他们之间的生意合作彻底瓦解。伊万诺夫同意，说会帮老王办完葬礼后再走。我不知道老王怎么又丧葬了，心烦，恨不得把这破烂地方一把火烧了去，但我也不知道这些大人怎么想的。我真烦，更别提见到陈昌明那个傻女儿。她什么都不管，就知道瞪大个眼睛吃东西，说什么都嗯嗯啊啊的，像头不会思考的猪。”
　　在这段日记里，王小珩第一次提到了她未来最好的朋友陈婉云，并把她形容为一头不会思考的猪。王小珩说的并不对，因为长大后的陈婉云是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在接替父亲陈昌明的生意后，她靠着自己的经营在南洋盘了一些财产。
　　不过这是后话了。
　　总之，王行长的葬礼又一次举行了，根据琼先生的回忆录，这应该是一场做给公众舆论和在华日本势力的秀，假意告知他们王行长要彻底安息了，无论是死是活，王行长在输掉与盐业银行两场官司后都不决定继续斗了。王小珩的日记里记叙了画匠参加葬礼的场景，伊万诺夫念悼词，琼先生献花。那天下雨了，画匠在棺材前跪下后就再也无法站起来，伊万诺夫一把将其拉起，并且递给对方一把伞。
　　“好生珍重，你我以后可能不会再见面了。”
　　出人意料的是，娜塔莉亚那天也出席了葬礼，她还是穿了一身蓝裙子。她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看任何人，只是给棺材上放了一束花后就走了。伊万诺夫表现也很奇怪，他逃避似得看了娜塔莉亚一眼，却保持着他一贯的微笑，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葬礼结束后，伊万诺夫带着全家踏上了去青岛的轮渡。

　　《苏联在华远东军人事调动档案》做了对伊万诺夫状态的零星记录。在离开天津港口后，伊万诺夫在船上生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病，又是发热又是皮肤过敏发红，整个人几乎躺在床上起不来。船上没有医生，只有他的妻子尽心照料他，可无论怎么照料，伊万诺夫就是不见好。没有人能弄清楚病因，所以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青岛的德国医院。考虑到伊万诺夫有精神病的过往病史，船上的看护对他神志不清时的言语做了些记录，以便于德国医院的医生做后续判断。
　　“第一次发热：下午3点，他躺在床上用俄语呼喊‘托里斯’的名字，让他把花园里的钢琴谱拿来；随后他呼喊了‘冬妮娅’的名字，问她为什么还不去冬宫外的市集挑选绸缎。他的行为举止让他的妻子十分担忧，她给他喂了点水，情况变好些了。”
　　“第二次发热：半夜4点，他心悸复发般从床上坐起来，出门，说自己现在心脏被压得疼且喘不过气来了。他的异常举动把船上所有人都闹醒了，包括他熟睡的孩子。他的妻子试图安抚局面，但是他指着月光泠泠的海面，说拉斯□□的亡魂要抓他去地狱。他的妻子不得不挡在船门上好阻止他跳海。”
　　“第三次发热：早上6点，因为他妻子给孩子喂奶的缘故，他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了甲板上，差点坠海，还好被船员及时拦住。他的妻子问他又怎么了，他说他想通了：像他和娜塔莉亚这种残旧余孽就该早早地死。说完后，他在甲板上出现了严重的情绪崩溃，他的妻子不得不在甲板上紧紧抱住他，并重新考虑送他去精神病院的建议——此前她一直很抗拒。”
　　类似的记录还有几条，基本都是记录伊万诺夫情绪崩溃、胡言乱语的场景。以上记录成为了苏联中央批准伊万诺夫长期疗养并提前退休的依据（他那时的年纪其实还不算苍老，四十几正是迈入苏联中央权力的好时候，所以早早退休显得很反常）。总之根据记录，伊万诺夫到青岛后就又被暂时送到了一家海滨疗养院。疗养院条件很好，是一幢靠海的别墅，里面配了很多护工，还有一个专门厨师，而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作为家眷住在别墅里。根据设施记载，别墅里有一架钢琴，小豆子最早的记忆就是父亲所弹的钢琴声和阵阵海浪声。她的父亲那时总是弹钢琴，而且又要让作为婴儿的她出现在他视野内，所以她便总是坐在娃娃车里听她父亲弹钢琴。
　　“爸爸钢琴弹得很优美，没有一丁点精神病的样子。妈妈说她那时特别害怕爸爸突然病发把我摔了，或者出现其他歇斯底里的症状吓到我，但是这种事从来没有出现过。他对我一直很温柔，我甚至记得他把我抱在怀里，让我摸一个个钢琴琴键。琴键按下去有叮叮咚咚的声音，和门外挂着的风铃一样清脆。”
　　小豆子记得没错，从后来她长大的表现来看，她的记忆遗传了亲生父亲伊万诺夫。
　　“妈妈穿一条红色，有波点的裙子。”
　　小豆子记得没错，那条裙子是韩复榘的夫人送的，一条很轻薄，用料很好的裙子。
　　“我那时突然就有了清晰的记忆，很奇怪，世界一下子变得清晰了。我清晰地记得爸爸弹钢琴的面庞，他沉默又忧伤，经常几小时不说一句话。妈妈总是在主动向他问话，也在鼓励让我吸引他的注意力。她总是要隔三差五把我抱到爸爸的怀里，然后很紧张地站在一旁盯着我俩。穿白大褂的德国医生来过几次，爸爸每次都要医生顺带检查我的健康。我记得医生拿着听诊器贴近我心脏的样子，他身上有一股类似剃须膏的味道。后来在纳粹集中营的时候，我才知道这种牌子的剃须膏是德国人常用的，他们用了几十年。”
　　很明显，伊万诺夫担心自己的精神病遗传给女儿。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在小豆子长大后也出现了严重的失眠症状，有时能连续两三天不睡觉，所以不得不一遍遍徒步巡视农垦基地管辖的荒野以消耗自己的体力。在精神最亢奋的时候，她能独自扛着枪去山林不眠不休打猎，最后再独自扛着一头巨大的野兽尸体回来——她很多方面都遗传了伊万诺夫。
　　当然，这是后话了。
　　小豆子还记得一些场景：父母带着她触碰山东半岛清凉的海浪。
　　“德国医生嘱咐要多呼吸新鲜空气，总是待在房子里会助长病人的厌烦情绪，于是妈妈就开始着急了。她很急切地要拖爸爸出去散步，所以在他又一次弹琴时踢了他琴凳子一脚。这一踢脚终于把他拽出去了。我记得妈妈当时提了个篮子，她在沙滩上问爸爸要不要捡贝壳。爸爸说捡也行，不捡也行，他那种半死不活的样子又让妈妈生气了，于是她赌气要捡一篮子贝壳回去。妈妈在前面捡贝壳，爸爸就抱着我跟在后面，海滩上的风很大，爸爸说这很像草原上荒凉的风声。他指着大海问我，问海浪像不像一匹匹马。听到爸爸说这句话，我一下子就哭了。真奇怪呀，我好想听到了自己上辈子的事，我是一匹叫彼得鲁什卡的马，我跟爸爸去了很多地方，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但是我却丢下他早早死了。我一哭，爸爸也难过，妈妈不得不丢下贝壳篮子来哄我们两个。妈妈说‘哦哟崽崽不要哭咯，摸摸大海吧’，然后把我抱过来摸海浪。海浪冲刷过我的手指，痒痒的。妈妈让爸爸也摸摸海浪，爸爸说海浪又不像马了，像一只小哈巴狗，舔人手指头。”
　　小豆子有一种怪异的自我认知：她一直觉得自己是那匹叫彼得鲁什卡的白马转世的，所以不太擅长和人交际，也不太好与人为伍。
　　不过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