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关押期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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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的琼斯少校带着三个士兵来到我们家，那几个士兵毫不见外地在我们的客厅晃悠，用手拉扯诺娜妈妈编织的毯子，还有壁炉架上孩子们用泥捏的“雕塑”。我们的几个孩子反而拘谨地站在沙发后面。
啪的一声，有个士兵把一个象狗或马的泥塑碰掉在地，摔碎了。曼尼悲愤地跑过去捡拾地上的碎块，那三个士兵嘻嘻笑着逗他，其中一个人一边腮帮子鼓鼓的，还嚼着口香糖。
琼斯少校让士兵们出去，递给曼尼一只圆珠笔。曼尼见我点头，伸手接了过去。琼斯教他如何按动笔部按钮，把笔尖伸出来，曼尼大感兴趣，忘记了摔碎的泥塑。
后来琼斯说明来意，是劝我与美国人合作的，说他们看过我的毕业论文，希望我到美国大学去研究心理学。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内容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突破性的研究，我好奇地问他看中了我哪一个研究点？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我心想他一个军人自然是不懂。
“听说你还会占星，不如给我占一下星相吧，”他说，“下次我带个专业心理人员，我们再聊心理学。”
我拿出工具，准备给他做占星。
“我听有人说，你以前给纳|粹的高级官员做过通|灵？”他又问。
给希拇莱做的那些事都是保密，虽然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但我还是本能地不愿意透露。尤其现在阿尔伯特不在身边，很多事都要我和希尔德商量着做决定，总是怕我们几个女人带着孩子被人骗了。我甚至有点怀念以前有舍伦堡这种精明人在身边的时候。
我说：“我没有通|灵能力。那是我不得已自保的手段，用直觉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再使用心理学的方式观察他们的反应，总是能说得七七八八。”
琼斯不再多问，只是占了星。
后来他确实带了一个美军里面的心理医生，对方曾在海德堡留学，德语十分流利。我们聊了催眠研究，他对我做的一些前世回溯催眠很感兴趣。这人甚至还认识朗格教授，说在美国的学术会议上见过。几天后，琼斯带来了朗格教授的亲笔信，上面邀请我到美国继续做研究，还说如果愿意，可以跟着他继续读博士。
我和希尔德再三商量，都有些心动。战后德国物资紧缺，吃穿用度都相当艰难，虽然我们有存款，但东西越来越贵，有时还买不到。如果我能去美国，其他人都能跟过去，生活更舒服。琼斯还表示，愿意帮我们寻找兰肯。
“您如果足够配合，还有助于给施特恩少将减刑。”他这样说之后，我更加有意向。
只有赫林见琼斯三番几次地找我，劝我去美国，变得忧心忡忡。“难道您要离开施特恩少将了吗？”他这样问我。
“当然不是，”我说，“阿尔伯特减刑了出来得更早，可以到美国找我们。”
赫林脸上不认同，但又找不出理由反驳，只说：“美国人不怎么样，没有想的那样好。他们在大街上用几双丝|袜就想让德国姑娘陪他们睡觉！”
这话引起一片沉默。希尔德早些时候出门，也遇到士兵骚扰，但由于德国士兵侵略其他国家时更加过分，没有人敢说什么。后来琼斯和我接触多了，他也只是提醒我们哪些地方不要去，比如士兵俱乐部等等。
5月初的一天，他们说要和我进行最后一次意向确定，说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都愿意和我签订聘用合同，我如果同意了，就可以准备启程了。我到了以前德国士兵的兵营，现在是美军司令部。
这里没有美国大学的代表，而是一位美国准将接待了我。准将和我谈了谈我的专业，我详细介绍了在仁慈医院的工作，但他显然不太懂，也不是很感兴趣，只是热情洋溢地说着“美国欢迎你”，让我在一份合同上签字。
我仔细读了合同，并非是大学的正式研究人员聘用，其实主要是为军方工作，同时在大学挂职。我觉得不太对劲，没有急着签字。准将不理解，让琼斯当翻译，问我怎么回事。我提出了疑问，琼斯笑道：“那是正常的，现阶段军|事发展是重头戏，许多大学教授都为军方提供咨询，甚至是朗格教授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了解希特嘞的建议。”
这个说法到也有理，但我还是说，想直接和朗格教授通个电话，聊聊此事后再决定。准将见我收起了笔，不易觉察地皱了眉。琼斯向他使个眼色，对说我可以回去考虑一下，他们会想办法和朗格教授联系，通电话不容易，但让他写一封长信介绍那边的工作还是容易的。他让一个后勤兵送我出去，两人关上|门密聊起来。
出门时，我见一个女秘书拿着垃圾筒出去，里面是碎纸条。有一个纸条掉在地上，我随便一瞥，有人脸和几个字飘过。我停住了脚步。那人脸赫然就是海因里希。我赶紧向垃圾筒里望去，果然，在其他纸条上，我看到了沃里斯、我和希拇莱。而旁边的文字里，我也拼凑出一个句子：“曾为……进行秘密武器研究……”
我心中警铃大作，眼前一阵阵画面闪烁，意识里，一片红眼乌鸦扑飞而至。
怎么又是它们？我还以为随着希特嘞的失败，它们也销声匿迹了呢。
“当然不会，”为首的乌鸦傲然道，“我们是一直存在的灵性力量，只是不断变换在地球的代|理人而已。你曾经把我们推离德国，因此我们的一部分力量在世界另一端安了家。”
它们冷笑着飞走，我已经一身冷汗。美国人找我，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心理学，目标一直都是为了希拇莱那些秘密武器。怪不得琼斯第一次见我，就想套问我通|灵的事。
我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外面等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准将和琼斯一起出来。我对他们说：“我已经想好了，不去美国，我会留在德国等待我丈夫出来。”
琼斯还有点意外：“埃德斯坦女士，我们可以再谈一谈细节，是不是对那两所大学的条件不满意——”
“女士，”准将打断了他，让琼斯向我翻译道，“我们原本已经找到了你在柏林的朋友，她在苏|联士兵那受了点屈辱，但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原本打算派出美国士兵把她接出来的。你真的想好了吗？”
这赤|裸裸的威胁让我心里的火几乎压不住：“准将先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医生，对占星有一些心得。受纳|粹逼迫，我做了太多占星工作，44年底一场大病，差点死去，直觉力大不如前。请原谅，我现在对心灵感应或通|灵一类的事力不从心，也不感兴趣，如果你们希望我到美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只怕帮不上忙。”
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们也只得让我回去。
几天后，这里的小学恢复上课，希尔德去应聘老师。她告诉我：“美国人原本要选择没有纳|粹背景的老师，而我在学校当美女联盟主席时入了国社党，原本是没有资格的。但德国宣布战败后，赫尔穆特（毛奇）已经在意大利公开了身份，再加上|我还提到阿尔伯特曾经参加施陶芬的密谋，有这几件事，他们答应让我试试。”
说完她沉默了一会道：“世界真的变了，以前他们秘密反抗，人人避之不及，怕给自己惹祸上身，现在他们这些事却在保护我们。”
她见我沉吟，故意说笑道：“怎么不替我高兴？我第一个有了工作，再也不用你用积蓄养活了！”
曼尼年龄还小，没能一起上学，哭了一回。于是赫林答应早上带着他一起送其他孩子上学，放学也带着他去小学门口接人。
赫林听我说拒绝了去美国，非常高兴，我知他为人可靠，把真实原因告诉了他。他闻言点头松气，似乎一开始就想到了。
放学后，赫林都要仔细问孩子们在学校接触了谁，有谁问过什么问题。我知道他在防备美国人向孩子们套话。不过孩子们都不知道我有通|灵能力，希尔德也守口如瓶，并没有什么意外。
我的不合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困难。希尔德后来没有应聘上老师，美国人还禁止她和毛奇直接联系。但她反过来劝我：“不要担心，如果你向他们妥协，将来会更后悔。”
一周后，有天放学时赫林和希尔德带着孩子们回来，诺娜妈妈拿着一条裙子出来迎他们，几个女孩放下书包抢着试穿。诺娜妈妈笑着说：“不要抢，这是给最高的女孩子做的，咱们面料不够，用希尔德的一条裙子给你们改的。”
街道上走来几个美国士兵，要把赫林带走。
赫林走近我，轻声说：“我在路上就看见他们了。这跟您没有关系，不要为了我妥协。”然后他用目光向我道别，跟着美国兵走了。
曼尼大哭，被诺娜妈妈抱住。希尔德恨恨地跺脚。
这天晚上琼斯又来了，对我说：“我们查到赫林是你丈夫的副官，曾经参加过侵略法国以及北非的重要战役，也在东线服过役。虽然他一条腿残疾了，但这之前还在征兵处工作过，应该到战俘营里受到应有的惩罚。”
然后他又拿出一封信，信上明显是阿尔伯特的笔迹。那写我名字的熟悉的字迹让我心中热血翻涌，但还是忍住了没有主动去拿，直到琼斯把它递到我手上。
这是一封很短的信，阿尔伯特匆匆写了几句报平安的话。说他先投降了美国人，后来被移交给英国人，这是移交确认后他找时间写的几行字。当时琼斯去找他，说在海德堡见到了我。
末尾很潦草的“我爱你”，他写了两次，我在心里读了四五遍。
“他在英国要关押多久？”我问。问完了又想，这也不是琼斯能决定的，但抬头却见琼斯意味深长地微笑着。于是我明白了，他还是那个意思，如果我愿意和美国人合作，阿尔伯特的待遇会好一些。他故意去找阿尔伯特，给我带来这封信。
“您没有必要留在失败的德国，”琼斯说，“有能力的人都会投奔光明，到更好的国家去。”
不知为什么，这些话听来分外荒诞。当年从希拇莱口中听到“神圣使命”这个词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我不是为某个国家或政权工作的。”我说。我不想和琼斯辩论谁是光明谁是黑暗，我也不想投奔任何自诩光明却威胁别人的强权。
后来，他们不再“旁敲侧击”地用周围的人来威胁，而是直接通知我，我曾经参与希拇莱的项目，因此要受到关押和审查。
“我受纳|粹强迫，是参与了一些项目，但我还是暗地里帮助了一些人。”我举出圣马乔丽的事，但琼斯说：“这些都会在你关押期间进行调查取证。”
于是在6月份，我被送到英国剑桥附近一个叫作“农园厅”的别墅中，在这里还关押着海森堡和其他几位物理科学家。
“好久不见了，”海森堡对我说，“我还以为您去了美国。”
我苦笑：“如果我同意去美国，就不会来这里了。”
“您会弹钢琴吗？”另一位科学家哈恩问道，他和海森堡是朋友，当时他们都去了我父亲下葬的公墓，我们也见过一面。
“会一点。”我不明所以。
“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听一些感性的音乐了，”哈恩笑道，“沃纳（海森堡）的琴声过于‘精确’以至于失去了感情，我实在受不了。”
其他人都大笑。
这里条件挺好，有书报广播，也有音乐和娱乐，伙食也不错。我了解到在这里的几位科学家都参与了原子研究，因此被关在这里审查。
科学家们个个天真坦诚，随时随地讨论学术问题，有时连音量都不控制，越聊越激烈。话题常常围绕着到底海森堡的原子武器。这些我也不懂，因此很少参与。偶尔海森堡想找我讨论我提供的核电站资料，但我总觉得背后有眼睛盯着，所以只在户外时才和他聊几句。
1945年8月9号，广播里传来消息，美国人向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当时科学家们正在弹子房里玩游戏、聊天，听到消息时全都呆住了。尤其海森堡，似受到极大震撼。
“真的让他们抢先了呢。”哈恩语带不甘。
“所以您的研究方向一直就不对，是吗？”另一个科学家咄咄逼人地问道。
海森堡面色苍白，没有回答，身子摇晃了一下。
“您总是那么自信，认为自己掌握着这方面的主动，现在看来，也许您从来都是一个二流科学家，早就该回家去！而不是带领德国物理研究走错这么多年！”那人继续攻击道。
“够了！”哈恩阻止那个人，嘲讽的人则抽|出烟来点上了。
海森堡有点踉跄地走出门，我也跟着走了出去。
海森堡回头看了看我：“不，不需要您安慰我。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捂着嘴，勉强说：“我不是安慰你，只是觉得室内的空气让我有点——有点——”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头也晕乎乎的，我伸手扶墙，被海森堡托住了胳膊。
“您怎么啦？出什么问题了？”他慌乱地四下寻找，发现哈恩出来了，让他去叫医生。我在他搀扶下到外面坐了一会，等待医生到来。
这期间，我又吐了两回，虽然没吐出什么。海森堡一个激灵：“他们——他们不会是下毒了吧？”
我摆摆手：“不可能，不会的。”
我想到，阿尔伯特4月份最后一次回柏林，两人知道分离在即，格外不舍，在浴室缠绵良久，没有采取措施。事后姨妈没来，但由于逃离柏林的混乱，刚到海德堡的忙碌，我一直没时间管。现在想来，应该是怀|孕了。
没想到孩子在这时候到来。
在美国研发出原子弹的消息之后，海森堡变得非常孤独，不经常和其他人讨论学术，总是独自在外面散步，遇到我时会聊一聊。见我日渐明显的肚子，他说：“也许你应该答应他们，去美国生活。这样孩子会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我不答。
“难道您也和我一样，是希望把自己的研究留在德国吗？我不知道您这样热爱德国！”他有些激动地说。
我又摇头：“不，海森堡先生，我研究的东西是没有国界的。可如果我去了美国，它就要受限于军|事用途，变得有国界了。我对心理学和神秘学有自己的规划，我希望它能让普通人了解自己，而不是去研发武器。”
“美国现在是正义的化身，为正义效力，不好吗？”他涩声问。我明白他的苦涩，以前他是物理界的领军人物，但最近一同关押的好几个德国科学家明里暗里反对他、孤立他。有些指责他为希特嘞做研究时故意出错，是背叛德国人，同时英国人却认为他积极研究原子弹，是纳|粹帮凶。他两头不讨好。
“事物是相对的。打击法|西|斯的时候，他们当然正义的化身，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说。
“听起来，您也像我一样，将要走入道德困境之中了。”他自嘲道。
“正义与否，不是取决于国家，而在于动机。这个世界在发生剧变，是非对错都会混乱颠倒，我们只能时常检查自己的心，看看做一件事的动机是否为了自己或少数人在伤害更多人。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样呢？”
“是的，还能怎样呢？”他低声重复。
怀|孕之后，英国人给我带来了一封阿尔伯特的信，这已经是特例，因为其他科学家都不允许和外部通信。阿尔伯特关在伦敦北部，他说起天气经常不好，但是关押的都是将军级别的战俘，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我们甚至还有战俘音乐会，”他信里说，“有一次我演奏了你爱听的《人生的旋转木马》，没有人认识这首曲子但所有人都爱听，他们愿意为我伴奏。”
我微笑起来，这是《哈尔移动城堡》里的插曲，我因为爱听所以时常在家里试着演奏，阿尔伯特听过几次就学会了，而且当然弹得比我好。
秋天即将过去，10月份的时候，我迎来了大出意料之外的访客，毛奇伯爵。
他穿着干净的暗条纹西服，拿着雨伞，像一个英国绅士。我上前拥抱他，他则小心地盯着我的肚子。
“几个月了？”他惊道。
“你怎么没有回德国？”我则问。
他笑起来。我们互相说明了情况，他是从广播上听到阿尔伯特参加战俘音乐会表演后，联系到了他，得知我在这里。
毛奇说：“还记得当时你托我送出去的集|中|营笔记吗？我正在找那个人，希望他还保存着那份资料。有了它，你肯定能出去。”
“会不会很难？”原来琼斯还说他们会主动调查我帮助圣马乔丽的事，现在看来他们只是把我关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做。
“已经有线索了，”毛奇温和道，“再说即使再难，怎么会有你想方设法救我更难呢？”
我一笑，他都知道了。他又说起自己刚离开德国，先在瑞士待了一段时间，又到了意大利，他在那里有一些人脉。
“我打算战后从政，所以希望得到一些支持。”他说。
“从政也不错，但你怎么不回国呢？希尔德在等你。”
“现在有点阻碍，入境方面有些问题，但我和她通过信了。”
“入境有问题？你是德国人为什么不能回国？”
他笑了笑，大概是有些麻烦不便回答，他又说：“你救我的事也是一个重要证据，只是这需要舍伦堡作证，他们也在联系他。可他这人过于精明，所以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大概半个月之后，我被释放了。同在英国，我很想去探望一下阿尔伯特，但是英国人不允许，在警卫的看管下，他们直接把我送到附近火车站，又送到军用港口，直接上了轮船。
上船之前，毛奇想办法见到了我，我终于把随身带着的一封长信交给他：“能想办法给阿尔伯特吗？我知道很难。”
毛奇摇着头：“还是那句话，不会比你救了我的命更难了。”
我笑起来，又差点流出眼泪。当初我接到阿尔伯特的信时，只是回了简单的一些话报平安。我怕他知道我在关押中怀|孕，焦虑太过。现在我要回家了，终于可以告诉他我怀|孕了，他可以给孩子起个名字。
回到海德堡的那天是11月底，我们坐车到海德堡车站，又到了兵营，接着见过了琼斯，就可以回家了。琼斯问我要不要车送，我想自己走回去。
一个人在路上走，周围有美国兵但都不是看管我的人，街道熟悉又陌生，呼吸着和英国相同却又异样的空气，感觉奇怪而自在。
到了选帝侯街，听到远远一阵哭声。诺娜妈妈戴着米黄|色头巾，正生气地拍打着曼尼的后背和裤子。似乎他从家里台阶下来时摔了一跤，这时是下午5点，天已经快黑了。
曼尼怎么那么高了？我第一印象想到。算了算，他已经4岁半了。
曼尼张着大嘴嚎叫，并没有太多眼泪，看到我时哭声立止。“是西贝尔，是妈妈！”他大声喊道。
“上|帝啊，真是西贝尔！”诺娜妈妈也大喊。
曼尼向我奔来，但希尔德从房子里跑出来，两三步就越过了曼尼。她伸着胳膊要拥抱我，看到我的肚子吃了一惊，放下手只是扶住我肩膀，打量我脸色：“我看你脸色不错，他们没欺负你吧？”
“没有，过去后发现怀|孕了。”我说。
“那就好！”
曼尼这时才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小脸扬着向上跳跃。希尔德把他抱起，他扑过来搂住我脖子。但随即被赶来的诺娜妈妈又扯了下来。诺娜妈妈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把曼尼推到一边，抱着我伤心大哭。
希尔德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是阿尔伯特的孩子，没人欺负西贝尔，不要伤心了诺娜妈妈！”
诺娜妈妈这才收了泪，问我是真的吗？我一时无语，直翻白眼。
我被关押的这段时间，希尔德仍然没有工作，而且存款包括莉莉拿到的支票也花光了。只有莉莉在一个商店当了店员，勉强维持家用。诺娜妈妈当晚对着她的炖锅叹息：“回来了真好，可是锅里变不出好吃的给我的西贝尔增加营养啊。”
但转机也随之到来。难民来来去去，大家都没有自己亲人的消息，于是开始求神问卦，找我占星。一来二去，我的占星生意竟然越来越好。虽然不是每个难民都有钱，但有些人拿件衣服，有些人帮我们做点活，生活也算过得去。
我告诉希尔德和毛奇见面的经过，还有他暂时不能回国，她骄傲地说：“我就知道你帮了他，他一定要反过来帮你！不能回来没关系，总会解决的！”这些豪迈之语过后，她独自一个人拿着毛奇托我转交的信，对着窗口默默读了很久。
虽然没有继续当老师，但希尔德没有闲着，借助我占星寻亲的积累下来的信息，和几家报纸联系上，成立了一个寻亲组织。同时还联系上了她们孤儿学校以前的几个同事，要重新把孤儿学校办起来。
这期间，我们得知丽塔现在在慕尼黑工作。通过她了解到，弗里德里希当初和一些飞行员向美军投降，但捷克被苏军控制，投降的战俘要被移交给苏|联。苏方特别列出一份名单，是他们需要的重点战俘。幸好弗里德里希没有怎么参与东线战役，没有在名单上。再加上他是王牌飞行员，技术人才难得，美方多次劝他去美国。但弗里德里希毫不领情，果断拒绝了邀请。
好几年以后，希尔德称赞弗里德里希意志坚定，热爱自己的国家，而我则赞他直觉敏锐，潜意识知道美国人并不那么好打交道，这时他回答说：“我一不想学英语，二是想西贝尔肯定为了阿尔伯特留在德国，我想吃她做的饺子！”
丽塔在他脑袋上使劲拍了一记。
这是后来的事了，在当时，时间到了1946年1月，还有20多天就是预产期，我接到了通知，要去一趟纽伦堡。
“沃尔特·舍伦堡在接受审判，”琼斯说，“他的某些证词需要您出庭作证。”
1月5日，我来到纽伦堡法庭上，看到了被告席上的舍伦堡。他看到我似乎想站起来，但只是欠了欠身，被他身边的律师阻止了。他有些震惊地看着我的肚子，捂着嘴咳嗽了一阵。
宣誓之后，法庭提及给兰肯工厂投资的事，舍伦堡的证词和事实一样，我肯定了他的说法。
法官又说：“被告人沃尔特·舍伦堡提到，在1945年4月初，他曾多次劝说海因里希·希拇莱释放集|中|营囚犯，并最终促成其希拇莱同意。您是否因给希拇莱提供治疗而见证此事？”
他没有提到我使用催眠促使希拇莱同意的事，我转过头去望他，他又一次差点站起来，眼里带着歉疚。他身边的律师目光锐利地盯着我。
事前我和律师沟通过，他当时告诉我：“美国人愿意帮助我们脱罪，所以才让我们见面，您只需要认可我们的证词，这不会给您造成任何损失。”
“请证人回答询问。”法官提醒道。
“是的。”在看了他几秒钟之后，我回答，“当时希拇莱身体不适，拒绝沟通释放集|中|营犯人的事，我被叫去给他做一些简单的能量治疗缓解疼痛。”
“什么是能量治疗？”法官问道。
我迟疑了一会，然后勉强解释道：“通过双手给患者提供能量，缓解病痛。是一种……意念的力量。”
听到翻译，法官停了一会，似乎在思考。旁听席上一片窃窃私语——
“什么能量治疗，骗子吧？”
“希拇莱果然是会上这种当的人，他还信占星。”
“希拇莱死了，她怎么说都行。但情报处的舍伦堡显然也信。”
“她怎么让他信的，还看不出来吗？呵呵。”
声音越来越大，质疑和嘲笑不断传来，我垂下眼睛不看任何人。为了控制情绪，我的胃越收越紧，虽然出庭前特意没有吃东西，但仍感到一阵阵反胃。
“保持秩序！”旁边的法警喝道。
“这个问题和我们的证据无关！”舍伦堡起身抗|议，随后他被律师阻止了，只听到他低声和律师说，“她是孕妇……会很难受……”
律师起身道：“法官阁下，我方抗|议。解释治疗原理是不必要的，此提问与指控无关。”
法官：“法庭认可异议。证人，希拇莱是否在治疗后改变了态度。”
“是的，他缓解后听从了旅队长的建议，同意接见贝纳多特伯爵，商议释放集|中|营犯人的事宜。”
舍伦堡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眼中满是激动。
“事实已记录。休庭。”
有人送我离开法庭，舍伦堡站了起来。出去后，他的律师找到了我，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舍伦堡在里面坐着。美国人果然优待他，还可以在出庭间见外人。
舍伦堡伸出手，似乎想和我握手，但他伸出的是两只手，我一只手抚着肚子，只是向他点了点头。他尴尬地放下了手。
“根据我们的辩护策略，也许您不会有多少直接罪行。”律师微笑着说，显得很得意。
舍伦堡也带着胜利的笑容望过来。他的笑容僵了一僵：“不为我高兴吗？你帮了我大忙。”他看到我没有笑。
“这没什么，是当时发生的情况如此。”我说，“没什么事的话我就走了，另一个律师也想找我。”
“谁？”舍伦堡和他的律师好奇地问。
“施佩尔先生的律师，”我淡淡道，“他得知我在这里，又给施佩尔治疗过，想带我去见他，劝说他不要认罪。”
“他认罪了？”舍伦堡和律师都吃惊道。
“他是高层中唯一承认罪行的人。”我说，“虽然我可能劝不动他，但我想问问他有什么我能帮忙的，我会尽其所能。”
“你跟他打交道并不多，你从没问过我需要什么帮忙的。”舍伦堡苦涩道。
施佩尔劝说莫德尔解散士兵，还帮助海德堡安全投降，我是愿意帮他一些忙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来的原因却是：
“因为我尊敬有错认错、有罪认罪的人。”
舍伦堡脸色一瞬间变得煞白，收回了原本得胜的神色，嘴唇绷得紧紧的。
他的律师道：“埃德斯坦小姐，您是在否认我们的努力。”
“你们的努力很成功，我也只是说出自己真实的感觉。”
后来律师送我到外面，对我说：“我最初告诉舍伦堡先生，没有必要把您叫来作证。我认为，把您给希拇莱治疗的过程忽略，也不会影响辩护效果，因为释放犯人的文件经过舍伦堡的手，有他的签字。但是他坚持您出庭。”
我不太明白舍伦堡为什么要这样。
“他11月听说你被关押过，也许是希望能增加对您有利的证据。”
“那么，替我谢谢他。”
“但你已经被释放后，他也仍希望您出庭。”律师又说，“我想，他是想见你一面。”
“这一面，只怕让他失望了。”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他我们不是一路人，但他始终不相信，这次又碰上了我的“尖刺”。
“祝你们顺利。”我要走了，律师递给我一个扁盒子，打开是只钢笔。
“我不需要您的钢笔。”
“不是我的。”
笔是墨绿色的，笔杆上还有银色花纹。笔尖和舍伦堡平时使用的习惯不同，是我习惯的那种细尖笔。
“他这只笔存在他一个朋友家里，”律师道，“我接受辩护委托后帮他取出来的，一直等到您来，现在交给您了。”
笔盒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1945年新年仓促备礼，未及送出。”这是原本打算送我的结婚礼物了。
再次回望法庭，舍伦堡站在刚才我们见面的小房间门口，他望了我一会，随着两个法警走了。过了好一会，我还能听到他的咳嗽声从走廊深处传来。
那之后我并没有见到施佩尔，他的律师原本打算让我扮成助手随他去探视，但是当我们见面后，却被一个苏方的代表阻止，那人嘴上有一抹浓密的胡子，并且知道我的名字。
“埃德斯坦小姐，”他用生硬的德语对我说，“苏方代表反对您接触施佩尔先生，这不符合审查程序。”
“我只是以心理医生身份前去。”
“不，档案表明您研究的方向包括催眠和通|灵，施佩尔的认罪态度对审判至关重要。我方不允许发生此类潜在干扰。”
他向律师做了个强硬的手势，并示意警卫上前。我们只得放弃。当天，我回了海德堡，向施佩尔的父母通报了他的情况。
1月20号那天，预产期临近，我肚子隐隐作痛，家里只有诺娜妈妈和曼尼。希尔德才去了慕尼黑，因为集|中|营里的索芙特夫人也被释放出来，她去探望，并且商议恢复孤儿学校的事。
诺娜妈妈见我腹痛，赶紧收拾了些东西，两人出门。外面阴冷潮湿，风夹杂着小雪。
“我们去哪里？”曼尼问。
“我送西贝尔去医院，她可能要生宝宝，”诺娜妈妈说，“我把你送到莉莉阿姨那里，你在那里和她一起，等她下班再看我们。”
“妈妈是要把从外面带回来的宝宝生出来吗？”曼尼问，“我有妹妹了！”
我和诺娜妈妈都笑，我出去一趟，回来肚子大起来，曼尼一直认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从“外面”带回来的。
“你怎么知道是妹妹？”诺娜妈妈问，一边叫他不要跑太快，我们追不上。
“我不要弟弟！”曼尼说，“弟弟不听我的话。”
“西贝尔，你围上围巾。雪大起来了。”诺娜妈妈帮我把围巾展开。
一阵风吹来，这是一条开司米围巾，极其轻薄，风吹得它飞了起来，挂在了树枝上。我伸手够不着了。
诺娜妈妈抱怨着，试着跳起来去够，够不着。
“让我跳，我跳得高！”曼尼说。
“你跳得高也没用啊。”诺娜妈妈转身到家里，嘴里念叨着，“赫林在时，家里经常有各种木条，如今都被孩子们玩得坏了、断了，一根合用的都没有。”
我站在树下看着围巾，怕它被风吹走了。这条围巾还是当年阿尔伯特从法国带回来的。
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走到树下，一伸手取下了围巾，展开来，轻轻围在我脖子上。
我的心怦怦直跳，却慢慢地转过去望着他，泪水涌了出来。
作者有话说
第172章 关押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