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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实用 择日去了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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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日去了历代帝王庙和旌忠祠致祭,这是弘治以后才有的规矩。都是烂熟于胸的故事,致了礼便罢;不过玉华注意到崇德殿里第一位受到祭祀的皇后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听说当年孝圣皇后议礼,让卫子夫接受香火;后来孝宗亲政,认为卫子夫刘据谋反属实,废弃了她的配享地位。但是西汉不能没人,吕后名声在外,窦太后反对儒家,李夫人有倾国倾城的典故和“色衰爱弛”的智慧,但放在这里仍然是不够的,因此孝宗让翰林院翻书,最后决定把薄太后推出去。汉光武帝刘秀曾说:“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因此上尊号曰高皇后,配享高祖。
当时听人议论,汪太后扶持卫子夫,一来是倾慕卫霍,二来是自己“为子为夫”,据说当年隐皇帝的死由她一手促成,后来临朝称制二十七年,专权而不篡位,估计卫子夫帮助儿子造反,让她想到自己,所以并不在意;但是孝宗皇帝则认为谋逆罪该万死,尤其卫子夫贵为皇后,有功绩显赫的娘家,还有个太子儿子,实在不能不联想到自己——他倒不担心皇后太子联合造自己的反,毕竟当时太子年幼,担心的是儿子坐不稳江山;而是更担心皇后为了儿子谋害亲夫,所以在孝圣皇后崩逝后,宣称卫子夫“无可嘉之德”,将其移除帝王庙;同时斥责戾太子刘据“称兵拒命,无父无君”,以此警告皇后和于家。
伴君如伴虎,一定要格外小心才是。
太子大婚和皇帝万寿的大典办完了,新进士也从集贤院出来,吏部授官,杨忱外放辽宁省,杨恂外放朝鲜省,进宫辞行,太子义正辞严的吩咐了一通,这才让他们兄妹相见;当然也赏赐了不少好物件,虎皮貂皮狐皮之类的,说着:“太子妃一直念叨那边天寒地冻的,你们要好生保重。”
不但兄弟俩感激,玉华也是感激。
五月十六是孝翼吴皇后的千秋,皇帝派人祭祀,又带着皇后太子太子妃去奉先殿祭祀,这便回宫接着忙。
年初,兵部奏称:“四川芒部土官陇寿、陇政兄弟皆死,其本属亲支已尽,无人承袭。”
皇帝和群臣商议,决定将其地改为镇雄府,以通判程洸为知府。
皇帝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带来的会是一场暴乱。
今年在外的宗室勋贵回来得整齐,如今礼成,有的开始启程回去。包括黔国公沐绍勋、辅化国师阐化国师。辅化国师年近五十,此番前来,除了朝贺皇帝,还有关于藏区和教派发展的要事要奏请;阐化国师今年才二十,四年前才坐床。
乌斯藏在建极以前没什么存在感,朝廷“多封众建,以分其势”,具体的管理基本就不插手;但建极末年,孝宗皇帝亲自指挥平叛,嗣后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
当时藏区教派错综复杂,格鲁派兴起最晚,凭借良好的作风和严密的组织形式,势力急剧膨胀,和其它教派及地方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历史上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以噶玛噶举派、仁蚌巴、藏巴汗和漠北蒙古却图汗为一方,格鲁派、帕竹巴、青海蒙古土默特部和硕特部为一方,展开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斗争。教争与政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僧侣贵族同世俗贵族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
建极末年,官军尚未进入西藏的时候,噶玛噶举派在仁蚌巴家族的支持下,在拉萨附近修建两座寺院,以遏制哲蚌和色拉两寺的势力。继之,仁蚌巴武力占领拉萨,规定黄教僧人路遇噶玛噶举派僧人,必须让路致敬;禁止黄教僧人参加每年的大祈愿法会;还用武力强迫若干黄教属寺改宗,是以官军进藏后,格鲁派箪食壶浆,喜迎王师。
明朝自然投桃报李,不仅废除了噶玛噶举派的限制要求,归还黄教寺庙;知道格鲁派主张独身不娶、不营世务、清净禅院,孝宗很是嘉赏;尤其是黄教严密的组织,让他看到教化藏区乃至北方蒙古的希望,于是大加扶持。
当时格鲁派上下戴着黄帽。这在藏区没啥,天高皇帝远;但中原王朝对颜色使用相当严格,尤其黄色。太祖开国,就宣布“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为饰”,黄色成为皇帝专有服色,连皇太子都不能染指——直到弘治二十五年,孝宗更定礼制,将皇太子参加常朝穿的赤袍改成了杏黄袍;此外,就是扮演帝王的倡优能穿鹅黄。僧人服色,按照洪武十四年颁布的法令,禅僧茶褐常服,青绦、五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色红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
了解到佛教史上,喇钦·贡巴饶萨和喀且班钦·释迦室利两人都以重视戒律闻名于世,而且是戴黄色僧帽的;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因此戴黄帽,以示严守戒律。孝宗于是赐给黄帽,让他们能够名正言顺的戴帽。
不但如此,孝宗还册封格鲁派两位大活佛为辅化国师、阐化国师。就在稍早前,朝廷认为“番僧乃异端外教,蛊惑人心,汙染华夏”,决定只册封禅师、都纲、剌麻等职位,革除法王、王、国师等名目。
如今给了格鲁派的法师,无疑彰显其特殊的地位;皇帝赐给金册、金印,要求他们“作朕屏辅,辑乃封圻”,让他们到永安寺为蒙古王公讲经,嗣后出关到云中府讲经,这当然让格鲁派求之不得。凭借在西藏积攒的势力,加上朝廷的支持,这些年黄教在青海和北方归绥等省发展相当迅速。
此前两人进宫觐见,双方相谈甚欢,皇帝不仅同意减免内地几个黄教寺院的租税,在杀虎口、崇礼口和云中府等几个重要城市敕建寺庙,增加僧官册封名额,还特许他们在万寿节典礼上敬献哈达,又带着文武大臣和蒙古使臣到法源寺讲经说道。
如今两人启程,皇帝厚加赏赐,命太子送出宫外,又让礼部送了一程。
太子对这些和尚显然没多少好印象:“别看这些番僧开口闭口六字真言就以为大慈大悲,这些人在本地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前呼后拥,招摇过市;甚至取荒冢顶骨为数珠,髑髅为法碗,哪有一点得道高僧的样子。”
玉华很奇怪:“既然不喜欢,为什么要留他们在京?”
太子笑道:“因为和其他几个教派比起来,黄教还像那么回事,禁止娶妻生子,区分僧俗界限;况且组织得法,母子联寺,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听说现在藏区就他们发展的最快,信徒最多。幸亏太祖母创立了金瓶掣签,把继承人的指定和教养拽在手里,否则,真要由他们壮大。”
又听他说起:“藏人习惯献哈达,红白喜事、迎来送往,都要用哈达。上次敬献的五彩哈达,是等级最高的哈达。蓝色是天,白色是云,绿色是江河水,红色是护法神,黄色是大地。他们认为五彩哈达是菩萨的衣服,因此一般献给活佛。”
玉华有点奇怪:“咱们又不是活佛,是不是僭越了?”
太子大笑:“什么僭越?皇帝是文殊菩萨,活佛都是皇帝册封的!父皇要是不点头,他能坐床?——不经过金瓶掣签,能作转世灵童?”
玉华有点好奇:“父皇崇儒,对佛家道家尚且不甚亲近,对欧洲的耶稣教也不感兴趣,怎么对这些藏僧如此推崇?”
太子笑道:“实用当道罢了。中原地区可以三教合一,西南和北方识字的都没几个,口音都不同,给他们讲圣贤大义,谁能听得明白?还不如和尚道士们好使。黄教恪守清规戒律,最能得百姓信服;你说蒙古人要是都相信了,不但安守本分,甚至不再娶妻生子,是不是就太平了?”
玉华有点怀疑:“这有用吗?——中原不仅有居士,还有火居道士呢。”
太子笑道:“说得好。——手里有大棒,他们念经就有用;朝廷羸弱,说什么都不管用。不过如果蒙古势强,又俯首称臣,不能明着征讨,只能软刀子杀人罢了。”
玉华其实有点不明白:“如果只是不让他们娶妻生子,咱们不是自己也有佛教吗?为什么不让他们去?这样或许大家就不说道了。”
太子笑着捏她的脸:“想知道?亲一口,我就告诉你。”
他朗声笑道:“美人,你难道不知道——咱们的佛教称为汉传佛教,是不许杀生吃肉的。咱们这里没什么,米麦菜蔬瓜果,有的是吃的;可那草原上有这些吗?各部想要茶叶还要通过互市来买,他们每天吃的就是牛羊肉,喝的就是牛奶羊奶,你不让人家吃荤,那不是让他们饿死吗?——人家是求福的,不是求死的,不也得考虑实用?”
玉华顿悟:“原来如此。”
太子笑道:“其实佛教刚刚进入中原的时候,是可以吃荤喝酒的,到了梁朝萧衍那时候才不许杀生,以后相沿成俗,否则还真不用番僧干这活。”
玉华对朝廷“以夷制夷”其实没多少兴趣,就算有兴趣,也不能在太子面前表现出太多的兴趣,毕竟后妃干政是大忌,何况自己还有个人才辈出的娘家;现在太子不在意,可不保证将来他不介意。
于是另外找了个话题:法源寺,这是建极以后,朝廷专向西藏、景泰等省高级僧侣传授戒法的地方,僧官要想转世,就要在这里学习考试。
法源寺原名叫作崇福寺,在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端,建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当时叫悯忠寺,是为哀悼北征辽东的阵亡将士所建。
玉华去过法源寺:“那里头有一口永乐年间铸造的大钟,个头好大,声音也浑厚洪亮,我去瞧的时候,还得堵着耳朵呢。听说每年更岁交子的时候,朝廷敲钟,就是用它。”
太子哈哈笑:“你说的是永乐大钟,是当年太宗皇帝铸造的。当年迁都北京,有三件大事,一是营建紫禁城,二是修筑天坛,三就是铸造这口大钟。”
玉华奇道:“这口钟居然能和紫禁城相比?”
太子笑道:“这口钟全身是用铜铸造的,重九万三千斤;上面刻8篇经文20余万言,包括御制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
“这口钟原先是放在宫内的汉经厂的,当时每遇重要节日,文武百官都要身披袈裟,像僧人一样撞钟诵经,完毕后再换上朝服。当时那口钟昼夜撞击,声闻数十里;后来太宗崩逝,汉经厂逐渐荒废,这口钟也就没人理会了。”
“建极二十三年,孝宗亲自指挥,征服了青藏;嗣后庆功,同时为了教化青藏僧官,选定法源寺为传教所在。这里当时其实已经荒废了,修缮佛殿之类的其实还好,只是缺一口可以震慑蛮夷的大钟,要是铸造,也使得,只是耗银子;何况当时朝廷正在铸造和钟,也是一项大工程。这时丘浚就提到了永乐大钟,孝圣皇后很高兴,同意把那口钟搬过去。为了保护这口钟,还下旨除了御驾亲临以及朝廷大典,也就是每年岁时更替的时候撞击,到时候全北京城都能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