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路》Valerian

2、二

　　1938年，广州。
　　日本人要来的消息已经传了好些日子。到了六月份，轰炸就真的开始了，飞机几乎每天都来，没有断过。等到秋凉时节，偌大一个城市静悄悄的，人们好像在一夜之间逃光了，懂点门路的早早搭船去了香港，其余的就拖家带小提着几个箱子投奔乡下的亲戚。最后几间勉强营业的茶楼食肆终于关了门，商行几乎都被滚友(*1)光顾过了，惠爱路空荡荡的，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个咳嗽着往家里赶的阿伯，脱下灰扑扑的布鞋，死劲敲打着上面结成块的黄泥。
　　陈绍渲每天晚上都会被广三线上通宵加班的火车吵醒，他们避难的那个小村子正好就在铁路旁边，半夜里列车拉汽笛的时候连狗都不会吠一声，他却听一次醒一次。正光小学还没有停课，父亲已经把母亲和他送到了南海县的“表姑妈”家里。同来的还有杜林，他爸爸是个“金山阿伯(*2)”，常年不在国内，儿子算是托管给了陈家。两个小男孩整天地混在一起，以往是一放学就跑到荔湾湖边捡石子打□□，现在正光停了课，人又搬到乡下，玩起来更是没了顾忌。不过好日子也快要结束了，陈太太已经把国文课本和常识课本都翻了出来，打算亲自给那两个快要变成“小野狗”的男孩补课。陈绍渲不讨厌常识，却最怕母亲逼他读国文和福音。事实上，他不喜欢一切与背诵有关的科目。正光的老师总有一叠叠漂亮的彩色画片，用来奖给那些能一字不差地默写出《国父遗训》或者“本周金句”的学生，陈绍渲可是半张纸片都没拿过。
　　火车开远了，过铁路桥的时候又鸣了一次笛，而后再也听不见了。小男孩翻了个身，有那么几秒还以为自己睡在光孝路的家里，那是幢两层的小洋楼，原本属于一个英国茶叶商，后来卖了出去，转了好几手，直到1927年被刚结婚的陈少校买下。一株榕树挡住了大半阳光，每年秋天陈太太总会雇人来锯掉几根横枝，免得客厅变成地窖。他和杜林的房间在二楼转角位，喝夜茶的人群散了，把男孩们吵醒的时候，总能看见深深浅浅的灰色树影印在天花板上，微微颤动着。
　　但错觉很快就消失了，他躺在木板床上，瞪着房间里浓重的黑暗。杜林仍然熟睡，呼吸均匀，蜷缩在薄毯子里，像只乖巧的猫咪。陈绍渲犹豫了一会，还是伸手推了推他的肩膀。下一班火车又来了，在远处呼啸作响。杜林没有醒来，陈绍渲干脆去拧他的脸颊，“喂！”
　　对方一开始还迷迷糊糊的，不一会就清醒过来，啪地挥开他的手，“陈绍渲——！”他好像还想说什么，却在开口的那一刻换成了问句：“那是什么声音？”
　　陈绍渲摇了摇头，随即又意识到杜林看不见，只得说：“不知道，应该是火车吧。”
　　不对。
　　他隐隐约约察觉到有什么东西出错了，呼啸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尖厉，根本不像火车那种规矩的咔嚓咔嚓。门砰地打开，母亲大步跨了进来，把男孩们赶下床，“快走。”她说，声音仍然像平常一样严厉，“日本仔的飞机来了。”
　　一只狗在哪个院子里狂吠起来，随即被喝止了，不一会又吠起来，这次大概是被踢了一脚，它最后哀叫了一声，再也不敢张口。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异常清晰，好似一群诡谲不祥的秃鹫，没有人敢点灯，他们跌跌撞撞地摸出屋外，“表姑妈”气喘吁吁地落在最后。月光亮得怕人，阴惨惨的，好像撒了一地的坟头纸。陈绍渲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跑，世界突然混乱一片，充塞着起伏跃动的人体和扭曲变调的喊叫，不是说日本仔只会炸省城吗，他听见这个问题被许多嘴巴一遍遍地重复，仿佛所有人都是一场惊天骗局的受害者，不是说只会炸省城吗？！
　　他们挤上了基围(*3)，过了大鱼塘就是铁路，以及铁路对面黑漆漆的竹林。第一颗炸弹落了下来，然后是第二颗，第三颗，间歇的闪光在眼底留下久久不退的残影。陈绍渲被路轨绊了一下，差点把杜林也一并拖倒，碎石划伤了脸颊，好像有块细长的炭条贴着皮肤在烧，杜林用力拽了他一把，帮他爬起来。陈绍渲看见他动着嘴唇，却听不到他在说些什么，爆炸的声浪淹没了一切，他们踉跄着撞进竹林里，一直跑到看不见火光为止。两个男孩坐在被露水沾湿的落叶上，死死地抱着对方，被冰冷而庞大的恐惧掐得几近窒息。

　　那种冰冷的感觉让陈医生醒了过来，他眨了眨眼，发觉自己的脸颊压贴在飞机舷窗上，已经开始发麻了，他尴尬地挺直了背，揉着快要失去知觉的右脸，四下环顾。没有人察觉他的失态，大部分旅客都在追逐被打断的睡眠，舷窗外仍是漆黑一片，机舱内微弱的光线在双层玻璃上画了一幅陈医生的半身素描，苍白，阴郁，就像某种飘忽不定的鬼魂。
　　他记得那天晚上的轰炸没有伤着任何人，飞机前后只投下了三颗炸弹，两颗落在田地和鱼塘里，最后一颗钻到了铁路桥底，在水下爆炸，把那座仅仅15公尺长的桥从中间撕裂开来。人们把烧焦的木梁和扭曲的铁块捞上来，湿淋淋地堆在岸边。
　　天快亮的时候母亲找到了他和杜林。那位少校夫人什么都没说，只是苍白着一张脸，反反复复地摸他们的头发。陈绍渲认为他们又要逃难了，母亲把这件事挂在嘴边好几天，急匆匆地把刚拆包的行李又统统塞回皮箱里，打算等局势平静些就搭船到香港去。没有报纸，没有无线电，惟一的消息来源是断断续续地沿着广三线传来的流言，日本人到处都是，佛山，三水，增城；听说国军在韶关；西堤大马路那边被烧了。疲惫的难民含混地扔下一两句话，又匆匆上路，仿佛在躲瘟疫。
　　想些别的，想些别的。陈医生对自己说，把手肘支在扶手上，习惯性地按揉着鼻梁。邻座的年轻人在不安稳的睡梦中挣扎了一下，含糊地说了句什么，那本反扣在膝盖上的书滑落到地板上，很响的啪哒一声。陈医生犹豫了一下，决定假装没看见。男孩子的侧脸带着隐约的稚气，大概是睡姿不太舒服的关系，微微皱着眉。陈医生想起了杜林，他睡着的时候也会蹙起眉，好像总是梦到令人苦恼的东西。陈绍渲偶尔会忍不住伸出手去，一遍遍地抚摸他的眼角，仿佛要揩掉那些并不存在的灰尘。
　　杜林不爱说话，遇上什么事都只是垂垂眼睑，不置可否。被惹怒了就冷冰冰地瞪着对方看，摆出鄙夷的神色，这往往被解读为挑衅，惹来一顿拳头——它们多半落在陈绍渲身上，杜林的任务是拿一瓶跌打酒替他揉大大小小的瘀青，同时安安静静地挨陈绍渲骂，乖得像只折起耳朵的白兔。
　　或许是他们都太熟悉彼此，无论发生什么都变得理所当然，例如拥抱，例如抚摸，例如秘密又浓烈的亲吻。绛紫的暮色糊住了窗户，浑厚的钟声从石室耶稣圣心堂高耸的尖顶下漫溢而出，湖水一般，温柔地拍打着1945年劫后余生的广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