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 ...
-
1.
他挣扎着要醒过来，却只是在泥浆般乌黑粘稠的梦境里陷得更深。
于是他又看见了那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湿漉漉的裸背在浓重夜色里泛出润泽的微光，象牙一般白皙，衬着深绿湖水和黑黝黝的草丛，像只收起翅膀的天鹅。
空气稠密而温暖，好似焙温了的酒浆。他下意识地吞咽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沿着倾斜的湖岸滑进水里，向那个纤细的背影游去。
2.
1982年，台北。
午后下过一阵暴雨，总算解了暑热。大概是夏末的关系，随着天色渐暗，气温竟越发阴凉，好像掐在后颈上的一双湿软的手，让人浑身不舒服。夹带着泥土气味的薄雾还在树梢间徘徊不去，陈医生关了窗户，拧亮台灯。灯泡在办公桌上投下一圈柔软的黄光，他坐在光圈之外，深深陷进大班椅里，按揉着鼻梁。
再过两个月他就满五十二岁了，陈医生向来对这种事不上心，要不是同事起哄说要请客，他多半不记得自己的生日。陈医生变换了一下姿势，侧身看向玻璃窗上模糊的映像，他确确实实是开始老了，鬓边灰白一片，皱眉的时候额头上会挤出无法忽视的纹路。他抬手摸了摸，像是要把它们抚平一样。窗外的暮色已经完全合拢，荣民总医院中正楼大堂的惨白灯光在水泥车道上铺开好远。
他摸出自己的钱包，翻开，里面只有八百来块(*1)，去桃园机场之前还得多拿点钱。陈医生打开放着身份证的夹层，轻轻抽出那张裁切过的照片，放进台灯鹅黄色的光圈里。两个少年从桌面上仰望着他，眉宇间看不出什么明显的情绪，但两双眼睛都是一样的乌黑温润，小松鼠一般。这算不错了，毕竟那个时代的人们照相不懂得摆什么有趣的表情，光会傻愣愣地瞪着镜头，似乎被闪光灯弄懵了；要不就一脸的严肃，像是随时要开口骂人。陈医生撑着额头，从衣领里拉出一条链子，上头吊着一个小小的银质十字架，他对那件饰品笑了笑，把照片翻过来，看那行墨水笔写下的字。
廣州，1945年。
“……陈医生？”
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几近慌张地把相片塞回证件夹层里，啪地合上钱包，藏到桌子底下。“请进。”他说，拧了一下灯座的旋钮，把光度调到最高。护士开门进来，紧紧搂着写字板，一脸戒备，像是准备抓贼，看到他的时候就松了口气，“哦，是您，陈医生。”年轻的姑娘弯起嘴角，垂下手臂，“没有，我只是在想，您明明请了事假，办公室的灯却亮着，我还以为……”她耸了耸肩，换了个话题，“我听说您要赶今晚的飞机？”
他点了点头，心里明白自己脸上的微笑僵硬得就像风干了的猫尸，“晚班机。”桌面上的名牌在刚才的一阵慌张里被撞歪了，他伸手拨正了那块印着“陳紹渲醫師”的金属卡，“……所以，呃，我回来拿点东西，马上就走了。”似乎想提供什么真凭实据，他指了指靠墙放着的那个黑色皮革拉杆箱。
“那不打扰。”
他又点了点头，门关上了，他仍旧僵在大班椅里，等待着。好像某种昼伏夜出的动物，支棱着耳朵，在确认一切安全之前连动都不敢动一下。其实那不过是一张普通的黑白老照片，他却本能地要把它藏起来，仿佛别人只看一眼就能窥破什么秘密似的。陈医生把钱包放回衣袋里，拍了拍，关上台灯。行李箱的轮子在磕过门槛的时候喀喀作响。
医生在凌晨三点前后到达菲律宾首都机场，等待转机。这个时段最令人难受，思维功能好像统统停摆，睡眠的压力砖块一样坠在肩头。他觉得候机大堂的灯光亮得刺眼，好像一个个透明的反应器皿，盛满剧烈燃烧的镁粉。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痛起来，医生摸了摸行李箱侧袋，沮丧地发现自己忘了带阿司匹林。
他抬头看了一眼航班时刻表，下一班去广州的飞机还有40分钟才开放登机闸口。他在那些不甚符合人体工学的聚丙烯塑料椅上坐下来，习惯性地撑着额头，手肘支在膝盖上，呆呆地看着皮鞋之间的地板。那个小巧的银十字架从领口里滑了出来，它实在很旧了，蒙着一层黯淡的氧化膜，看起来脏兮兮的。医生把它接进手里，心不在焉地把玩着。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故事告诉过别人，比如1949年，比如那个什么都乱成一团的冬夜，少年匆忙地把十字架拽下来，踮起脚尖挂到他脖子上，他们的呼吸在十二月冰冷的空气里融在一起，都是一样的急促，一样的惊惶失措，像两只被追赶得无处可逃的小动物。
他缓慢地合起手掌，把那枚冰凉的金属压在中间。机场的英文广播响了起来，混着嘈杂的背景音，在颅骨里嘤嗡作响。医生低下头，等待着，祈祷着。
作者有话说第1章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