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兔女攻[快穿]》为娶HZJ

11、第 11 章 # 第十四

　　# 第十四章

　　九月下旬，宋荔的头发掉光了。

　　不是一次性掉光的——是一缕一缕的，每天早上醒来，枕头上都会多出一小片白色的断发，像是有人在夜里用极细的剪刀偷偷剪过。她的身体在经历了开颅手术和长期输血之后，终于在某一个清晨做出了一个迟到的决定：把所有能省下来的营养都省下来，头发不在预算之内。毛囊们像一群接到了统一指令的小工厂，在同一天夜里集体停工了。

　　小姨是在九月二十日的早晨发现的。她端着瘦肉粥推门进来，看到宋荔坐在床上，手里攥着一大把白色的断发。断发是从她后脑勺上脱落的，轻轻一扯就下来了，没有任何痛感。宋荔低着头，看着手心里那一团白色的丝状物，表情很平静，像是捏着一团棉花糖。

　　“掉了。”她说。

　　小姨把粥放在床头柜上，走到床边。她伸手摸了摸宋荔的后脑勺，手指穿过稀疏的白色短发，触到下面光滑的头皮。头皮是苍白的，带着几块淡淡的青紫色瘀斑——那是血小板低留下的痕迹。

　　“掉就掉了。省得洗。”小姨说完这句话，转过身去拿床头柜上的梳子。转身的时候她的肩膀轻轻颤了一下，但她没有让宋荔看到。她把梳子上的断发绕成一个小团，放进抽屉里。抽屉里的白色发团已经攒了六十三个，整整齐齐地排成四排。她把今天的新发团放进去，关上抽屉。

　　“小姨。”

　　“嗯？”

　　“把剩下的也剃掉吧。”

　　小姨转过身。宋荔还是坐在床上，手里还攥着那把断发。她的红色眼睛在清晨的光线里显得格外安静，没有伤心，没有自怜，只是安静。像一个已经接受了实验结果的研究员。

　　“你确定？”小姨问。

　　“确定。掉一半不如剃光。光头比斑秃好看。”宋荔把断发放在床头柜上，拍了拍手上的碎发，“你去护士站借个推子。”

　　小姨站在床边看了她两秒钟。然后她走出病房，再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电动推子——不是护士站的，是她跑到医院外面的理发店花五十块钱买的。推子是新的，刀头上还带着出厂时的润滑油。她插上电，推子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在安静的病房里像一只不大不小的飞虫。

　　“坐在椅子上。”小姨说。

　　宋荔从床上下来，慢慢走到窗边的椅子上坐下。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病号服，外面披着一件白色的针织开衫，是陆知行上周带来的——他说他妈织多了，随手拿了一件。针脚细密整齐，袖口收得很服帖，一点都不像“织多了”的水平。她坐在椅子上，背对着小姨，面对着窗外那棵银杏树。九月的银杏叶已经开始泛黄了，边缘先黄，中间还绿着，每一片叶子都是半黄半绿的样子，像一群正在换羽的鸟。

　　推子从她的后颈贴上去。嗡嗡的震动通过颅骨传进她的耳朵里，声音比从外面听到的更大，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的脑子里挖隧道。第一缕白色的头发从她的后颈滑落，落在肩膀上，又滚到地上。然后是第二缕，第三缕。推子沿着她的头皮慢慢往上走，像一台微型收割机，把她仅剩的白色麦田一排一排地收割干净。

　　宋荔闭着眼睛。推子的震动让她的头皮有点发麻，但刀头很钝，没有刮伤。她能感觉到头皮暴露在空气里时的凉意——病房里有空调，二十六度，风从出风口吹下来，落在光裸的头皮上，凉丝丝的。她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银杏树。银杏叶在九月的风里轻轻摇动，有一些已经撑不住了，打着旋飘下来，落在住院部楼下的草坪上。

　　“小姨。”

　　“嗯？”

　　“剃光之后我像不像一颗鸡蛋？”

　　小姨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她继续推，声音比推子还要平稳：“不像。”

　　“像什么？”

　　“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小姨把推子沿着她的耳后往上推，动作很轻，像是在抛光一件瓷器，“你刚出生的时候也是光头。你妈抱着你，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你的头好圆’。”

　　宋荔的嘴角轻轻动了一下。推子继续嗡嗡地响着，白色的断发簌簌地落在她的肩膀上和地面上。她没有再说话。小姨也没有。病房里只剩下推子的嗡嗡声和窗外银杏树在风里的簌簌声。

　　最后一缕头发从她的头顶滑落，落在她的鼻尖上。她伸手把它捏起来，看了看——白色的，很细，在阳光下几乎是透明的。她把它放在床头柜上，跟之前那把断发放在一起。

　　小姨关掉推子，拔了电源。她用一条温热的湿毛巾擦了擦宋荔光裸的头皮，把上面的碎发擦干净。毛巾的温度刚刚好，不烫不凉，擦过头皮的时候像某种仪式——洗礼，或者加冕。

　　“好了。”小姨说。

　　宋荔站起来，走到病房自带的卫生间里。她站在洗手台的镜子前面，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个光头少女站在她对面。白色的睫毛下面是红色的眼瞳，眉毛还在——也是白色的，但因为太淡了，远看几乎看不见，像是被橡皮擦擦过。头皮是苍白色的，带着几块浅浅的青紫色瘀斑，头顶的弧度确实很圆。她歪了歪头，镜子里的少女也歪了歪头。

　　“确实很圆。”她说。

　　她走出卫生间，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打开相机，前置摄像头，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她第一次拍自己的正面照——以前她从来不拍照，因为她不喜欢自己的白化症外貌。但现在她光头了，反而想拍了。大概是因为光头太丑了，丑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反而不用在乎了。

　　她把照片发给了周渡。没有文字，就是一张照片。

　　发送。已读。回复在三十秒后到达。

　　“你剃光了。”

　　“掉了。不如剃光。”

　　对方正在输入……对方正在输入……输入了很久，最后只发过来一行字。

　　“好看。”

　　宋荔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很久。她坐在床边，手指在屏幕上悬着，不知道该怎么回。她知道自己的光头不可能“好看”——青白的头皮，隐约可见的瘀斑，光秃秃的头顶上没有任何修饰。但他说好看。他的语气跟他说“你穿裙子好看”是一模一样的。

　　她打字：“你撒谎。”

　　他秒回：“我没有。你头很圆。”

　　她看着这个回复，忽然想起小姨刚才说的那句话——你妈抱着你，说你的头好圆。她妈也说过这句话。周渡没有跟她妈对过口供。他只是看到了同样一个光头，然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宋荔把手机放在膝盖上，低下头，看着自己光裸的膝盖骨从病号服下面凸出来。

　　她忽然很想哭。不是难过的哭——她很久没有因为难过而哭了。是另外一种哭。是你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很久，忽然有人把一件外套披在你身上，你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在发抖。她把眼泪忍住了。然后拿起手机，又发了一条消息。

　　“等我长出新的头发，第一根送给你。”

　　周渡秒回：“我要存起来。”

　　“你存它干什么？”

　　“不知道。反正要存。”

　　同一天下午，陆知行站在自己家的客厅里，面对着坐在沙发上的父母。茶几上放着一份打印好的文件，封面写着“关于我为同学捐献骨髓的情况说明”，一共七页，每一页都编了号，有目录、正文、附录和参考文献。他是用写学术论文的格式来写这份说明的。

　　陆知行的父亲是一个高中物理老师，母亲是区图书馆的管理员。他们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还放着两杯已经凉掉的茶。他们花了大约四十分钟才读完那份文件——不是因为篇幅长，而是因为他们的儿子在文件里使用了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语气。不是孩子的语气，也不是成年人的语气。是一种冷静到近乎冷酷的、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来解剖的语气。

　　“简单来说，”陆知行在父母读完文件之后开口，语气像在做课堂汇报，“我为宋荔捐献的不是全相合骨髓，是半相合造血干细胞。HLA配型六个位点中，我匹配了三个。医学上称为半相合移植。排异风险比全相合高，但以目前的免疫抑制方案，成功率在三到五成之间。”

　　“三到五成。”他父亲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他是一个瘦高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跟他儿子一模一样的银框眼镜。他说话的方式跟陆知行也很像——慢，稳，每个字都要先在脑子里过一遍。

　　“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五十二点七，取决于不同的统计口径。”陆知行说，“但她的情况有一个加分项：年轻患者的移植耐受性通常好于年长患者。她十七岁，按年龄分层属于低风险组。”

　　“那你呢？”他母亲问。她的声音比他父亲轻得多，像是在害怕惊动什么东西。“你捐献骨髓，对你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影响？”

　　“采集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需要提前注射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促进干细胞从骨髓释放到外周血。副作用包括骨痛、头痛、乏力、低热，通常在停药后四十八小时内缓解。长期风险极低，低于千分之一。”

　　他说完这段话之后，客厅里安静了大概十秒钟。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茶几上的茶杯已经彻底凉了，茶面上结了一层透明的薄膜。陆知行的母亲低下头，看着茶几上那份文件的封面。封面上印着第四中学的校徽，她儿子的名字下面是一行标题：“关于我为同学捐献骨髓的情况说明”。不是“请求”，不是“商量”。是“情况说明”。

　　“你什么时候去做的配型？”他父亲问。

　　“六月十三日。期末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

　　“你那时候就决定了。”

　　“对。但我在等她的主治医师确认移植窗口期。九月十八日，医院正式通知我窗口期已到。所以我今天向你们说明情况。”

　　陆知行的父亲把文件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是一份手写的“风险评估表”，用尺子画了格子，左边一栏是“风险类型”，右边一栏是“应对方案”。每一项都写得清清楚楚——“学业影响：采集过程需住院三至四天，已向学校申请事假，落下的课程已提前完成预习。”“身体不适：已查阅相关临床文献，备有止痛药和对乙酰氨基酚。”“排异反应：与本事件无关，受捐者的排异反应与供者无关。”

　　他把文件放下，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陆知行完美地继承了这个动作，连拇指放在鼻梁上的位置都一模一样。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他父亲重新戴上眼镜，看着他，“你捐献骨髓给她，她可能还是会死。”

　　“我想过。”陆知行说，“根据她的病情发展曲线和现有统计数据，即使移植成功，两年内的生存率大约在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之间。移植失败的概率大约三成。术后严重感染的风险约两成。长期慢性排异的概率——”

　　“我不是问数据。”他父亲打断他。

　　陆知行停下了。他看着父亲的眼睛——那副跟他一模一样的银框眼镜后面，有一双他从未见过的眼睛。不是生气，不是责备，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他不是在问数据，他是在问他——万一失败了，你怎么办。

　　客厅里很安静。一只苍蝇撞在纱窗上，发出嗡嗡的响声。陆知行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蜷起来，这是他极少出现的微动作。他沉默了一会儿。

　　“如果她死了，”他说，声音没有颤抖，但比平时慢了零点五秒，“我会知道她在死亡之前知道一件事——有人在全力地、系统性地、不计回报地试图让她活下去。”

　　“这样你就满足了？”

　　“不是满足。是——”他停了一下，似乎在词库里寻找一个准确的词，“——可接受。我曾经跟她说，我欣赏她。欣赏和喜欢之间的边界在理论上可以模糊。现在我已经不再试图区分这两个概念了。她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唯一一个会用概率来理解自己的死亡却依然选择活下去的人。如果她死了，我不想让这个概率中有任何一个未被尝试过的可能性。”

　　他说完这段话之后，他的母亲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她走到他面前，伸手抱住了他。陆知行坐在椅子上，身体僵了一瞬——他不是不习惯被抱，他是从来没有人这样抱过他。母亲的手臂环过他的肩膀，把他的头按在自己的肩膀上。他能感觉到母亲的掌心覆在他的后脑勺上，隔着头发，能感觉到手指在轻轻颤抖。

　　“你从小就奇怪。”母亲说，声音闷在他的肩膀上，“但奇怪得让我觉得——我在养一个比我们所有人都更好的人。”

　　陆知行没有回答。他的手臂在身体两侧垂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抬起来，轻轻地、笨拙地环住了母亲的后背。他没有用力，只是把手指搭在她肩胛骨的位置，像是在触碰一件珍贵的实验仪器。

　　他的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他把那份文件重新翻到第一页，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拿起茶几上的一支笔，在文件最后一页的空白处签了自己的名字。

　　“我签了。”他说，“不是因为我同意你的数据分析。是因为你写这份文件的时候，用的是‘为她捐献’而不是‘为她牺牲’。这两个词不一样。”

　　陆知行从母亲的怀抱里抬起头，看着父亲。他的眼眶有一点点发红，但眼镜片反光，几乎看不出来。

　　“谢谢。”他说。

　　“不用谢。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把她叫到家里来吃顿饭。你妈做了那么多年饭，从来没有给你带过一个同学回来。”

　　陆知行想了想。“她目前在住院，出院日期待定。如果移植成功且排异反应在可控范围内，预计十二月底可以外出。到时候可以。”

　　他的父亲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很轻的一笑，像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

　　“好。”他说。

　　十月中旬，周渡打了一场改变他职业生涯的比赛。那是U19国家队选拔赛的决赛。C省青年队对阵另外一个省的强队，胜者将代表本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并有机会被U19国家队教练组直接考察。比赛的场地设在省体育馆，能坐八千人，来了大概六千多。看台上有各省队的教练、球探、体育局的官员，还有一群举着“C省必胜”横幅的本地观众。

　　周渡的父亲也来了。他是坐了四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赶过来的，到的时候比赛已经快开始了。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票，上面印着“客队看台C区”。他买错了票，买到了对面省的球迷区。检票的人看着他，他指了指对面看台上穿着C省队服的球员，说“我儿子在那边”。检票的人看了他一眼，让他进去了，还给他指了个站的位置。

　　比赛开始之后，C省青年队打得很吃力。对方的内线有一个身高两米零八的中锋，篮板和封盖都占绝对优势。周渡第一节就被盖了两个帽，一次是突破上篮，一次是底线跳投。他摔在地板上的时候，左手的护腕蹭掉了一块线头，那行白线刺绣的“伤”字彻底变成了“受”。他从地上爬起来，把护腕转了转，跑回防守位置。主教练在场边叫了一个暂停，把他拉到一边。

　　“你在想什么？”

　　“什么都没想。”

　　“你在想你的便利贴。”主教练把哨子从嘴里拔出来，盯着他的眼睛，“你手机壳上贴的那几张纸——今天你看了多少次？”

　　周渡没有回答。主教练把哨子重新叼回嘴里。

　　“听着。她在医院里走路了，对吧？她剃了光头，还给你发了照片，对吧？她在往前走，你也得往前走。你不能每投丢一个球就低头看便利贴。便利贴是让你稳的，不是让你绑的。”

　　周渡点了点头。暂停结束，他重新走上球场。对方的中锋站在篮下，比他高半个头，比他重至少二十公斤。周渡看着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跑起来。

　　下半场，C省青年队换了一种打法。他们不再硬攻内线，而是用快速的传导球和挡拆把对方中锋拉到外线，然后由周渡突破或者分球。周渡在第三节拿下了十二分和五次助攻。第四节开始的时候，比分只差三分。

　　最后两分钟，对方中锋吃到了第五次犯规被罚下场。全场沸腾。周渡站在罚球线上，运了两下球，抬手，压腕。第一罚命中。他低头看了一眼左手的护腕，然后把球接过来，第二罚。球出手的时候，他的手指在球面上多停了一下。球在空中转了很多圈，比平时更多。刷。第二罚也进了。C省青年队反超一分。

　　终场哨响的时候，周渡的第一反应不是庆祝。他穿过冲向场内的队友，走到场边的长椅上，拿起手机。他的手指在发抖，解锁屏幕花了两次。他点进微信，给宋荔发了一条消息。

　　“赢了。冠军。U19选拔赛。”

　　已读。回复在三秒钟后到达。

　　“棒。”

　　他对着屏幕笑了一下。然后被队友从背后扑倒，压在了人堆最下面。他的一只手从人缝里伸出来，攥紧拳头，朝天空挥了一下。那只手上戴着黑色护腕，护腕上的白线刺绣缺了最后一笔。

　　他没有注意到的是，看台上有一个穿黑色运动服的人一直在用笔记本电脑记录着什么。沈彻把比赛数据从头到尾录入了系统，在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字：“罚球时转护腕的次数：场均四点三次。罚球命中率：百分之九十三点五。正相关。”他合上电脑，站起来，穿过退场的人潮往外走。走到通道口的时候，他拿出手机给一个没有存名字的号码发了一条消息。

　　“他赢了。她的步数今天应该也会增加。”

　　同一时刻，人民医院血液科六楼病房，宋荔正在走路。她把手机放进病号服口袋里，扶着输液架，从床边一步一步往外走。她的步速很慢，每一步都要先把脚探出去，踩实了，再移动重心。输液架的轮子在塑胶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吱吱声。她走到病房门口，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走廊里走。走廊很长，从这头到护士站大概有五十步。她上一次走完全程用了四十分钟。这一次用了三十分钟。

　　走到护士站的时候，她扶着护士站的台面停下来喘气。值班护士抬起头看她，已经习惯了——这个光头少女每天都走，走得越来越多，已经成了血液科病房里一个固定的风景。

　　宋荔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微信步数。今日步数：三百七十六步。她把截图发给了陆知行。陆知行秒回：“收到。已录入。”

　　她又发了一条：“你什么时候做采集？”

　　陆知行回复：“十月二十四日。”

　　她打字：“疼吗？”

　　陆知行：“注射动员剂会有骨痛。采集过程不疼。”

　　她打字：“骨痛是什么感觉？”

　　陆知行沉默了大概十秒钟。然后他回了一句话，大概是他在整个对话历史里发过最不“陆知行”的一句话。

　　“骨痛的感觉——像有人在你的骨头里敲钟。”

　　宋荔盯着这行字看了一会儿。她想起自己第一次做骨髓穿刺的时候，那种疼痛确实像骨头里有人在用锤子敲。不是敲一下，是持续的、低频的、闷在骨头内部的一种震动，让你觉得自己像一座被敲击的铜钟。她不知道陆知行能不能承受那种疼。她从来没有见他皱过眉，但她知道他皱过眉。那天在病房里讲分子生物学的时候，她晕过去之前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就是他在皱眉。

　　她打字：“陆知行，你可以后悔。”

　　陆知行秒回：“我不会。”

　　她又打字：“那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采集完，你要休息。不准第二天就去图书馆。”

　　陆知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回了一行字，很简短。

　　“我尽量。”

　　宋荔看着“我尽量”三个字。这是她自己的口头禅。他在学她。她的手指在屏幕上悬了一会儿，没有回复。她把手机放回口袋，扶着输液架转了个身，开始往回走。从护士站到病房，又是五十步。

　　十月二十四日，陆知行躺在市中心血液中心的采集室里。他的两只手臂各插着一根针，一根从静脉里引出血液，经过一台嗡嗡作响的血细胞分离机，另一根把分离后的血液送回体内。整个过程大约需要四个小时。

　　他清醒着。他的母亲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膝盖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但她的目光一直落在儿子的手臂上——那两根透明的导管里，暗红色的血液正在缓慢地流动。采集室的灯光很白，墙壁是很淡很淡的蓝色，房间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和血细胞分离机低沉而持续的运转声。陆知行戴着他的银框眼镜，头微微歪向一边，看着天花板上的一盏灯。他的表情跟任何时候一样平静，看不出紧张，看不出疼痛。

　　“疼吗？”他母亲问。

　　“不疼。”他说，“手臂上的穿刺点做了局部麻醉。骨痛是昨天晚上的事。现在不疼了。”

　　“你昨天晚上疼醒了。”

　　“醒了两次。不算多。根据临床文献，注射动员剂后每晚醒三到五次属正常范围。”

　　他母亲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她看着自己的儿子，忽然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陌生，也比任何时候都更让她理解。陌生是因为他的冷静——十八岁的人，躺在一台正在分离自己血液的机器旁边，语气像在描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实验。理解是因为她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不是同情。不是怜悯。不是任何可以轻易命名的情感。是他在那个名为“宋荔-周渡行为关联性追踪”的Excel表格里，用每一条步数记录和每一次数据标注堆积出来的某种东西。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她知道那是真的。

　　四个小时之后，采集结束。护士从陆知行的手臂上拔掉针头，用纱布按住穿刺点。他按住纱布，坐起来，活动了一下手指。血细胞分离机已经停止了嗡嗡声，采集袋里装着浅黄色的液体——造血干细胞悬液。那袋液体被放进一个恒温转运箱里，盖上盖子，封上封条。封条上写着受捐者的姓名和住院号：宋荔，610452。

　　陆知行看着那个箱子被护士拎出采集室。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臂上的纱布——那块白色的小方块下面是两个很小的针眼，几分钟之后就会停止渗血。他把袖子放下来，从椅子上站起来。站起来的瞬间，他的眼前黑了一瞬——不是疼，是躺了四个小时之后的体位性低血压。他扶着床栏，稳了几秒钟。然后他回头对他的母亲说：“走吧。”

　　他母亲站起来，拎起包，跟在他身后走出采集室。走廊里的灯光跟病房里一样白，照在地面上反射出淡淡的光晕。陆知行走了两步，停下来了。

　　“手机。”他说。

　　母亲从包里掏出他的手机递给他。他打开微信步数排行榜。宋荔的步数是四百一十二步。周渡的步数是两万八千步。他把两个人的步数截图保存，然后打开与宋荔的对话框。

　　“造血干细胞已采集完毕。预计一小时内送达你所在的医院。祝你移植顺利。”

　　发送。已读。回复在十秒钟后到达。

　　“谢谢。你的骨头还在敲钟吗？”

　　“不敲了。现在是另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

　　陆知行想了想。走廊里有一扇窗户，窗外是一棵梧桐树，十月的梧桐叶已经完全黄了，在午后的阳光下簌簌地抖着。他看着那片金黄色的叶子，打了几个字，又删掉，重新打。

　　“像是把一口钟送了出去。”

　　宋荔没有回复。但他看到她的步数在下一分钟增加了十二步。

　　同一时刻，宋荔在病房里放下了手机。她从床上下来，扶着输液架走到窗边。窗外那棵银杏树的叶子已经黄了一大半，金黄色的叶片在十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她伸手摸了摸自己光裸的头皮，上面已经长出了一层很细很短的绒毛，白色的，摸起来像刚刚割过的草坪。她把那管防晒霜从床头柜上拿起来，涂在了头皮上。这是她第一次把防晒霜涂在头上。清清凉凉的，二氧化钛在头皮上推开，形成一层薄薄的白色保护膜。

　　小姨推门进来的时候，看到她站在窗边，光头上涂着一层白色的防晒霜，阳光从银杏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头上，反光反得像一颗被刷了一层亮漆的玉。

　　“你在干什么？”小姨问。

　　“涂防晒。”宋荔转过头，“头皮也需要防晒。说明书上写的。”

　　小姨看着她，忽然笑了。不是那种含泪的笑，是真正的、被逗到的笑。她把端着的饭盒放在床头柜上，走到窗边，伸手摸了摸宋荔的头顶。防晒霜滑滑的，头顶的绒毛软软的，她的掌心能感觉到那些新生的毛发一颗一颗地从毛囊里冒出来，扎在她的掌纹上。

　　“你妈当年也涂过。化疗掉光之后，她每天涂防晒，说光头也要防晒。你们母女俩连这个都一样。”

　　宋荔没有说话。她把防晒霜放在窗台上，转过身，看着床头柜上那个恒温转运箱——护士刚刚送进来的。箱子上面贴着封条，封条上印着她的名字和住院号。箱子里面是陆知行的造血干细胞，浅黄色的液体，正安静地等在恒温环境里，等待着被输进她的血管。她走过去，伸手摸了摸转运箱的表面。塑料外壳是温的，恒温三十六度五，跟人的体温一样。

　　“小姨。”

　　“嗯？”

　　“我要活下去。不是因为答应了谁。是因为有人把他的骨头里的钟声送给了我。”

　　小姨没有说话。她只是把她从窗台边拉回来，扶到床上，盖好毯子。然后她坐在陪护椅上，看着那袋浅黄色的液体一滴一滴地输入宋荔的血管。窗外，银杏树的叶子在十月的风里一片接一片地飘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