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从今夜白》鬼冢宝宝

2、上海的弄堂（1）

　　我曾无数次梦见浓雾中的上海弄堂。成片成片的暗是弄堂深不可测的底色，墨样的黑被转角几点黄豆似的铁皮罩路灯一衬托，显得神秘而幽深。浓雾没来由的从每一个有缝隙的地方涌出，头顶的老虎天窗，石库门黑洞洞的大门，脚下的石板地，都被这雾气挂的湿漉漉的。青砖墙壁是人力车夫流汗的脊背，红砖墙却像是谁家小姐哭花的脸，爬满了弯曲的胭脂泪痕。我穿着母亲细窄的旗袍，像闯进了人户的一只野蜂，在弄堂中无措的疾走。浓雾掩去了尽头，两旁近在咫尺的门窗没有一扇为我而开，昏黄的路灯在雾气中气若游丝。
　　这是一条绝望的弄堂，看不到出头，又已远离了来处。
　　弄堂本该是人间烟火气最盛的地方，可是这一刻，它却向我露出了截然相反的面孔。密密麻麻的窗户被层层布帘隔阻，后面的所有温暖和酣睡都与我无关，我被遗忘在时间的夹缝中，只有浓雾与我形影相随。
　　我走累了，母亲的高跟鞋使我的脚很痛。我蜷缩在一户人家的台阶底下，开始盼着清晨的到来，盼着伴随晨曦的第一声叫卖能驱散这无边的孤独。上海弄堂里的叫卖声带有具象的温度和味道，滑溜溜滚烫烫的“豆腐脑哩……”，香喷喷焦脆脆的“生煎馒头……”，还有甜糯甜糯的“细沙汤圆子……好吃咯……”，一浪盖过一浪的暖，一浪赛过一浪的香。吸一口空气，便有人世的味道在舌尖盘旋。我小心翼翼的等待着这味道，等待着绝望尽头的那一缕天光，和随着这缕天光鲜活起来的鼎盛人烟。
　　可是，梦总在难熬的等待中戛然而止，我从未守侯到那缕希望的天光，仿佛它注定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存在，就是为了诠释“遥不可及”的涵义。
　　这样的梦境纠缠了我许多年，几乎成了我生活中固定的一部分。我很奇怪为什么梦中出现的不是北京的胡同，因为我在北京住了大半辈子，可以说我一生的泪水都撒进了这古朴端正的四方城里。而偏偏在梦里萦绕的，却是上海的弄堂，那个我只断断续续住了六年的城市里一条陌生的弄堂。
　　上海的弄堂是一种文化，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它是托起海上繁花的深沉底色。可是对我来说，它却只是一片浮光掠影。我在南方长到六岁，一直跟随母亲辗转于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床边的大皮箱永远是一副井井有条随时准备远行的模样，好象它是一块沉重的块茎，带着母亲和我两株纤细的植物，在城市之间飘来荡去。每到一个地方，块茎沉重的砸下去，母亲和我就暂时扎下了根。扎根在上海的时候，我们住在华懋饭店一间固定的高级客房里。每天都有气派的轿车接母亲去百乐门跳舞，从客房的窗户看下去，饭店门口的男人们像马蜂似的簇拥着母亲，而母亲总是优雅的避开那些殷勤甚至是不怀好意的手，从容而灵巧的钻进车里扬长而去。男人们的目光蛛丝一样粘在汽车尾巴上，随车拉出老远老远，直到被锐利的街角齐齐切断。
　　我的母亲叫白露，是个很有名的电影演员。早在三十年代，她便与胡蝶、阮玲玉齐名成为中国第一代女明星。和胡蝶的娇俏、阮玲玉的静美不同，母亲的美很难用一个单一的词来形容，清纯、天真、妩媚、端庄甚至性感都兼而有之，却又都不足以概括她的气质。母亲的美游荡在各种传统审美的边缘，宜浓宜淡，可进可退，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当时沪上小报曾撰文形容母亲是“百年一遇的尤物”，是“男人见了恨不得一口吞进肚子里的一块甜酥酪儿”。
　　在上海、在南京、在杭州，在潮湿南方的每一条大街小巷，这块甜酥酪儿无处不在：《良友》封面上，她在甜甜的笑着；骆驼牌香烟广告上，她摆出撩人的姿态；厚厚的月历牌上，她旗袍裹身像是哪位大户千金；新生活运动的招贴画中，她又是一副活泼顽皮的学生模样。上海百乐门的舞厅里，她甜甜的嗓子在留声机里唱着《夜来香》；陪都重庆的电影院里，她在银幕上化身为女工、女兵、姨太太等各色女人。这就是我的母亲，她经常来去匆匆，却又无处不在。有时候我偷偷溜出饭店，想违背母亲的禁令去买路边的东西吃，经常会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摊主的包装纸上那张熟悉的脸吓一跳，仿佛那双平面的眼睛也能洞悉我的调皮，并将这小报告打到我母亲那里去。
　　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母亲的成名，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民国二十一年，当时的大中华电影公司要拍摄一部反映上海洋派生活的电影《春闺旧梦》，以响应当时国民政府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导演程正夫到上海教会女子中学挑选群众演员，一眼就看中了天生丽质的母亲，并让母亲出演了群众演员中唯一的“大角色”：一名只有半分钟镜头，一句台词的卖花姑娘。谁也没有想到，一个青涩稚嫩的女学生，竟然以电影中半分钟的镜头抢走了所有主角的风头，一夜之间惊艳了整个中国。.
　　这得归功于母亲那张天生属于镜头的脸，小而精致，轮廓很深。导演程正夫在母亲第一次上镜时就预感到这个女孩子将会被观众铭记，因此改变了初衷，在半分钟的戏里删掉两位主角的镜头，加了母亲好几个特写。当这张脸第一次透过胶片投射在银幕上的时候，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震惊了，大特写使她的美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光彩，所有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儿，只静静的看着她在银幕上羞涩的一笑，然后吐出那句全剧中唯一的台词：先生，买枝花吧！这种美的震撼能使人忘记下面的情节，在场景变换许久以后，依然流连回味在卖花姑娘的一颦一笑里。
　　母亲的美就像一场迅速蔓延的重感冒，烧热了江南江北多少男人的心。《良友》画报评论这是中国有电影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半分钟，没有香艳的镜头，却比香艳镜头更让人蠢蠢欲动。香港报纸更是对母亲冠以“民国第一美人”的称号，并毫不吝惜“惊为天人”“倾国倾城”等等赞美之辞。
　　母亲的人生，被这风起云涌的半分钟，彻底改变了轨迹。她不顾出身书香世家的姥爷姥姥的激烈反对，从教会学校退了学，正式加入大中华电影公司，以孤军奋战的悲壮姿态开始了她的明星生涯。家门冷遇很快被社会反响的热烈所冲淡，一部接一部的电影，一张接一张的唱片，一场连一场的演出，母亲的生活被繁花似锦的光影簇拥着，热闹到了极处。
　　母亲对电影的热爱堪称如痴如醉，她的天赋使她飞快适应了奇妙的光影世界，并逐渐显露出了能胜任各种角色的能力。在大中华电影公司，母亲是著名的“拼命三娘”，经常几个通宵熬下来，片场一片人困马乏，唯有母亲，依然像打了鸡血般精神抖擞。母亲的精力充沛使得她在琢磨表演之外，还对剧本和构图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程正夫经常开玩笑说，除了他没有人愿意导母亲出演的片子，因为母亲经常在得到导演认可后，依然固执的一遍遍重来，甚至越俎代庖的摆设机位和灯光，弄得摄影师烦不胜烦。母亲却有自己的解释，她说每演一个角色，角色的灵魂就会进入到她身体里，如果不按角色灵魂的意思来，她会寝食难安。
　　母亲在用自己的灵魂演戏，每一个角色都如同浴火重生，痛苦而满足。

　　导演程正夫在母亲的电影之路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非常了解这匹自己发掘的千里马的特质，并有意在自己执导的电影中为母亲量身定制角色。由于新生活运动的影响，当时流行的电影题材是才子佳人和豪门恩怨，打扮洋派的富家小姐和骑马开车的世家公子是大多数电影的主角，当时最出名的几个女明星擅长的都是扮演娇滴滴的千金小姐，且长相也是“面如满月，鼻悬唇丹”的丰润开朗形象，符合当时中国人对于“富态美”的审美标准。程正夫知道母亲是不同于她们的，母亲的清瘦纤细和纯净出尘无疑是对传统审美的一次革命性颠覆。《春闺旧梦》中卖花姑娘那惊鸿一瞥一夜之间唤起了中国人对林黛玉式的娇资弱质的怀念，而且母亲身上更比林黛玉多了几分倔强和刚强的气质，这使得她愈加惹人怜爱。
　　程正夫从卖花姑娘的空前成功中敏锐的捕捉到了人们对高高在上的名媛形象的厌倦。他独辟蹊径的为母亲设计了一系列女工、女兵、小学徒甚至娼妓的角色，这些艰难求生的底层女子形象经过母亲的演绎，凄美的令人心碎。有人说一看到母亲那张无与伦比的脸，再一联想到这张脸的主人是个为生活苦苦挣扎的穷人女子，心里就酸的要掉眼泪。母亲的美丽和角色的卑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唤起的同情和怜惜为程正夫的底层电影带来了极大的成功，也吸引了更多的电影公司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活，更把母亲推上了整个三十年代最卖座电影明星的宝座。
　　与母亲的繁花似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中国的风雨飘零。十里洋场的歌舞升平，拂不去日渐逼近的战争阴影。更多的人沉浸在母亲的电影里，从母亲如花的容颜和凄美的故事中寻求慰藉，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买醉。
　　即便是在如此动荡的时局中，我的到来仍然像一枚重磅炸弹，掀起了一场围绕母亲的轩然大波。
　　民国二十五年，母亲和胡蝶作为中国电影大使和京剧大师梅兰芳、尚小云等一起远赴苏联参加莫斯科艺术节，母亲带去满满一箱子做工考究的旗袍，作为中国文化符号赠送给各国的电影人。回来的时候，箱子空了，母亲的肚子却一天天的大了起来。
　　民国二十六年的春节一过，天气很快就暖了起来，单薄的衣衫再也遮不住日渐凸起的腹部，母亲只好和公司告假待产。大中华电影公司对母亲突然怀孕极其不满，要求母亲交代孩子的来历，否则就解除和母亲的所有片约。重庆也派人告知公司，由于母亲私生活的不检点，她将被取消继续担任政府“新生活运动”大使的资格。各种猎奇或是批判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在那个人们心中依然存在贞洁牌坊的年代，在那个流言可以要人性命的年代，这样的遭遇足以将一个女人逼上绝路。一年以前，长城电影公司的演员阮玲玉在寓所自杀，死前留下了血泪斑斑的四字遗言：人言可畏。所有人都以为母亲面临着崩溃的边缘，程正夫甚至一度担心母亲会重蹈阮玲玉的覆辙。
　　然而，母亲没有让任何人看笑话。她在种种责难面前又一次表现出了当年离家从影的倔强和勇气，解约、开除、辱骂、讥讽，母亲全部承受了下来。她越是守口如瓶，人们对于我父亲身份的猜想就越狂热，梅兰芳、尚小云……出访苏联的每一位男性组员都成为大众怀疑的对象，甚至有不负责任的报纸暗指我的父亲是苏联某高官，而母亲则是为苏联工作的，隐藏很深的国际间谍。
　　这则报道惊动了南京。
　　六月的一个傍晚，挺着大肚子的母亲顶着酷热的天气，被几个蓝衣人秘密带上了虹桥机场的一架空军运输机，连夜飞往南京。在南京，母亲接受了一位高层神秘人物的询问。母亲在日记里记录了这场会面，她写道：这个长官“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如同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犀利审视的目光，仿佛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第一次见面，他就坐在桌子后头面无表情的看了我三十分钟，一动也不动。”
　　这个神秘人物，就是当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副局长，大名鼎鼎的戴笠戴老板。这次三十分钟的会面，他和母亲分坐在桌子两端，一言不发的相互看着，谁也不说话。最后，戴笠提了一个要求：孩子生下来以后，给我寄张照片。母亲欣然应允，当时便表态：如果长官需要，我可以把孩子抱来验明正身。戴笠笑着点了点头，说：白小姐你很聪明，也很漂亮，我相信世界上不会有你这样美貌的间谍。
　　戴笠的话，给了母亲清白的希望。充沛的精力又回到了她身上。她开始拿出当年在片场的劲头，挺着个大肚子出现在一场又一场抗日演出的舞台上。母亲深知自己重返银幕依然遥遥无期，因此格外珍惜任何一个演出的机会，甚至愿意在简陋的舞台上和草台班子一起演出而不计报酬。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正式打响。
　　七月十七日，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一时间“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口号传遍了大江南北。
　　战火很快蔓延到了上海，歌舞升平的太平气象转眼间被炮火撕的粉碎。这个时候母亲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了，可她依然跟着金陵女大的慰问团，顶着炮火进到凇沪抗战的阵地上，为保卫上海的将士们演出鼓劲，甚至深一脚浅一脚的赶往日军轰炸最密集的外白渡桥，为驻守在这里的七十四军将士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军长俞济时紧紧握着母亲的手，称赞其为“巾帼丈夫”。母亲就这样拖着浮肿的双脚，走遍了凇沪战场的每一片阵地。与母亲高涨的劳军热情截然相反，中国军队的战事却是节节失利。十月，上海沦陷。十二月，南京失守，中央政府仓促迁往武汉，后又迁往西南重镇重庆。在日军“三个月□□”的叫嚣声中，三十万金陵冤魂的血染红了整个扬子江面。
　　母亲在百般无奈中，躲进了上海的租界医院。即便是在沦陷区的日子里，她也从未绝望过。她把自己拍电影所得的三十多万元全部捐给了重庆，并意外的接到了蒋夫人宋美龄的邀请，希望母亲为抗日妇女救援会拍摄宣传画报。母亲因为未婚生子而跌入谷底的事业迎来了一丝转机，渐渐开始有电影公司邀请母亲加入。可是随着战事的加剧，偌大的中国已容不下一方平静的天地。高校迁徙、实业受创，文明转眼成为废墟，电影创作几近瘫痪。更何况，临盆的日子日渐临近，母亲的脚肿得像馒头，一贯行走如风的她连起身都感到了吃力。
　　为我接生的大夫后来对我说，他从没见过像我母亲一样乐观而积极的人，即便是在南京屠城的噩耗传来时，她尽管眼含热泪，却依然不断鼓励着病友们，并在第一时间联系了租界的商会，想方设法为从南京逃难到武汉的同胞们筹集寒衣和被褥。那个时候，母亲的病床前就是一个小型办公室，每天都有好几拨人来向她汇报寒衣运送、资金筹措和难民区施粥点等各方面的情况，母亲不知疲倦的忙碌着，全然不顾自己已近临盆，连程正夫也无奈的笑称她是“病床上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