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科举逆袭录》无话不说12399

67、第 67 章

　　谁也没有料到，张明义和三皇子为解北疆燃眉之急而推行的“权宜之计”——海运，竟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生命力。首批海船自松江抵津，不仅运期比河运缩短大半，损耗更是微乎其微。更让朝中嗅觉灵敏的官员和背后的势力惊讶的是，海运的利润空间，竟远超他们最初的预估！

　　漕运的“损耗”和“成本”，本就包含了巨额的非正常支出。海运绕开了大部分环节，虽然初期投入不小，但一旦规模起来，单位成本急剧下降。随船北上的，除了朝廷粮米，还有海运承包者被允许捎带的“免税定额商货”。这些南方丝绸、瓷器、茶叶、白糖在北方售价极高，一趟往返，利润惊人。

　　消息不胫而走。原本对改革冷眼旁观、甚至暗中阻挠的许多朝臣和地方大员，尤其是东南沿海出身的官员，以及那些与商业资本联系紧密的派系，态度发生了微妙而迅速的转变。巨大的利益，瞬间改变了政治计算的公式。

　　阻力，在真金白银面前开始融化。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发现”海运的“优越性”，奏请扩大海运规模的声音多了起来。甚至一部分原本属于漕运利益集团的成员，也开始暗中活动，试图挤进新生的海运利益分配格局中。改革，从一个需要强力推行的“政治任务”，部分地变成了一个各方争相参与的“利润盛宴”。这意外地为三皇子和张明义分担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漕运旧势力的全面反扑，因内部分化而未能成型。

　　然而，表面的利益共识之下，政治斗争并未停歇，反而以新的形式升级。

　　首辅周廷儒一党虽然因漕运案和海运兴起受到打击，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开始转变策略，不再正面反对海运，而是质疑其“安全性”、“可靠性”和“对民生的冲击”，主张“河海并重，以河为主”，试图将海运限制在辅助地位，保住河运的基本盘和影响力。

　　大皇子及其背后的周党势力，在经历了最初的震荡后，迅速展现出老牌政治集团的韧性与狡猾。他们明白，彻底阻挡海运已不可能，便转而采取“渗透控制”和“利益置换”策略。

　　大皇子派出能言善辩且手面阔绰的门客，频繁接触那些在初期海运中尝到甜头、但根基尚浅的海商，尤其是非江海帮系统的闽粤商人。许以更优厚的政策承诺，甚至暗示可以为其提供比三皇子方面更稳固的朝中靠山。部分海商在巨大利益和政治风险的权衡下，开始与大皇子方面暗通款曲，形成“脚踏两条船”的局面。

　　大皇子一党将重点放在了陆运枢纽的建设上。他们利用在工部、户部的残余影响力，在山东、直隶等关键枢纽的选址、承建官员任命、物料采买等环节频频发力，安插亲信或能够被收买的官员。试图将这些未来的粮草“心脏”和“血管节点”，暗中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例如，在德州枢纽的木材采买中，就出现了价格虚高、以次充好的问题，背后隐隐指向与大皇子关联的皇商。

　　控制上游产业：车马制造、大型仓储建设等配套产业，也成为争夺焦点。大皇子方面支持一些原本与漕运相关的旧式工坊转型，试图垄断标准化马车的制造订单；同时，在一些新建粮仓的工程中，也出现了其派系官员的身影，意图在硬件上埋下日后施加影响的伏笔。

　　面对大皇子的渗透，三皇子阵营自然全力反击，斗争从朝堂辩论转向了更隐秘的实务领域争夺。

　　三皇子利用其“总理漕运革新”的钦差身份，迅速将海运的管理权限制度化。他主导成立了“海运总署”，章程中明确规定总署官员的任免需经其核准，重要航线划定、船队配额、利润分成方案也需由其最终裁定。同时，他加大了对江海帮等早期合作者的扶持，给予其更多优惠和独家经营权，以巩固基本盘，对抗大皇子的拉拢分化。

　　对于陆运枢纽，三皇子采取了更严厉的手段。他派出直属的审计和监察人员，对德州等地的建设账目进行突击核查，揪出了几个贪污舞弊的官员、，以雷霆手段革职查办，并换上自己信得过的人。在车马制造上，他引入竞争，除了支持旧工坊转型，也鼓励民间新兴的、与己方关系更密切的匠作坊参与，打破可能的垄断。

　　三皇子也意识到己方阵营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他召集核心支持者和合作的海商、漕帮首领，一方面重申共同利益，描绘未来蓝图，强化凝聚力；另一方面也隐含警告，强调“大局为重”，任何内部争斗或与对方暗通的行为，都将损害所有人的长远利益，并暗示会进行必要的“修剪”。

　　即便在三皇子主导的框架下，新兴的“海运-陆运”利益联盟内部，也是暗流涌动。

　　江海帮作为“从龙首功”，自然想独占最肥美的航线和最高的配额。但后来加入的闽粤海商，凭借更精湛的航海技术和更广泛的南洋贸易网络，也不甘示弱，要求“公平分配”。双方在总署会议上争执不休，甚至私下在码头、货源地发生摩擦。

　　部分转型参与陆运或辅助海运的漕帮，其内部管理模式、利益分配方式与过去跑漕船时大为不同，引发了新旧头目、有产水手与普通纤夫之间的矛盾。一些习惯了河运“规矩钱”的帮众，对于新体系中相对透明、按劳计酬的方式感到不适应，怨言滋生。

　　朝廷、海运总署、承包海商、实际船主、水手、陆运承包商、车马制造商、仓库管理者……这条新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为如何切割这块越来越大的蛋糕而博弈。三皇子需要不断平衡、仲裁，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内讧，给对手可乘之机。

　　张明义在北疆，通过密信和亲信汇报，密切关注着这场发生在后方、却直接影响前线粮草供应的复杂博弈。他既欣慰于海运的壮大缓解了燃眉之急，又深感忧虑。他知道，当一项改革措施被巨大的利润驱动时，它很容易偏离最初的轨道，沦为纯粹的利益游戏。皇子们的争夺、新旧势力的缠斗、利益集团的内讧，都可能让这场旨在“强兵革弊”的变革变味。

　　他写给三皇子和京中支持者的密信中，反复强调：“海运陆运之设，首在为边军输粮，国之大事也。一切利便、规制，当以此为核心，切勿本末倒置，使大利遮蔽大义。” 同时，他也更加小心地守护着北疆的接收环节，确保每一粒南来的粮食，都能尽可能地落到将士口中，而不是在最后的分配环节再被层层盘剥。他身处这场风暴的最外沿，却也是最终检验这场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前方的烽火与后方的硝烟，同样灼人。

　　身处北疆前线的张明义，并未因海运的初步成功而轻松。他反而感受到了更聚焦、更复杂的压力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