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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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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
我出生的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
比如,瑞士罗氏制药公司在美国上市。
比如,我的祖母含笑合上双眼离开了世界。
比如,瑞士经济大幅度下滑,处于最艰难时期。
大卫在我懂事点的时候,将我抱上他的膝头,对我说:达维德,你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欢乐。
我想,这是一定的。
犹太人家族观念很强,如有可能,偌大一个家族,总会住在一起,或者尽可能团聚在一处。观念里,仿佛是生得越多越好。
可是祖母只生了爹爹和叔叔两个孩子。
我长大了以后,才从爹爹那里知道,祖母在二战期间,曾经被关押进奥斯维辛集中营,虽然侥幸逃脱纳粹的灭绝人性的迫害,活了下来,可是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巨大的折磨,变得脆弱不堪。
我问过大卫,为什么会选中了祖母,他微笑着摸了摸我的头,对我说:我在安息日的祈祷会上,第一次看见了她。彼时家人正在催婚。我被她身上那种脆弱却又百折不挠的矛盾所吸引,心想,就是她了罢。
我问大卫,这是不是一见钟情?
大卫想了一想,随即笑一笑,并没有回答我。
等我再大一些,才知道,大卫的心里,早已经住着一个女子的身影。
大卫心中的秘密花园里,供奉着那女子的神龛,他将她放在心中,顶礼膜拜。
那年我八岁,已经很顽皮。
午间不肯睡觉,偷偷溜出婴儿房,避开在二楼起居室里闲聊的保姆,打算摸到大卫的书房里去,找一本大人平时不肯拿下来给我看的书来看。
当我轻轻推开书房的门,蹑手蹑脚地走进书房,以为自己成功达阵的时候,只听见偌大一间书房的角落里,传来低低笑声。
我循声望去,不由得吐了吐舌头。
大卫正坐在书房一角的沙发里,手里捧着一本东西,鼻梁上架着老花眼镜。
见我吐舌头,大卫向我招了招手。
“怎么,达维德,睡不着?”
我点头,乖乖走过去,坐在沙发扶手上。
“爷爷你呢?”
“我在回忆过去。”大卫笑了起来。
我将头凑过去,看见大卫手里的相册。
家里每个成员都自己的相册,里头装着他们成长的每个时期的照片,楼下娱乐室里还有许多时期的家庭录象。
大卫很喜欢保留这些影像。
“咦?这是谁?”我忽然瞥见一张黑白照片,尺寸小小,可照片上的女子面目清晰,看上去十分陌生,并不家族里的任何一个亲戚朋友。
那女子看起来只得十八九岁模样,头发统统拢在脑后,露出一个光洁的额头来,眉青如黛,眼波如水,娴雅清澈,静静望着镜头,竟似一尊瓷偶般,美丽得教人害怕轻轻一触,便会碎去。
我看见大卫的手指轻轻地,摩挲照片上女子的脸庞,“这是明珍。”
大卫自我小时候起,便教我说一种极拗口的语言,他说那叫中文。
这时听他以中文说出“明珍”这两个字,无端地,竟有一种珠落玉盘,荡气回肠的感觉。
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刻骨铭心。
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忽然之间明白,原来大卫对祖母,并不是一见钟情。
大卫的爱,早已给了别的人。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罢了。
“她是什么人?”我想我的口气里一定带了一点点骄慢。
大卫伸出大手来,抚了抚我的头顶。
“是一个故人。”大卫笑一笑,笑容里带着太多太多我看不懂的东西,已经,无尽的缅怀。
“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她?”我不是不好奇的。
“呵,她在一个遥远的,名叫中国的国家。”大卫很耐心地告诉我。
彼时中国在世人眼里,是落后闭塞野蛮之地,所有印象还停留在十九世纪,梳金钱鼠尾头的男人和穿拖沓繁复衣服的女人……
大卫拍拍我的腿,开始给我讲述有关于他所经历过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
我听得津津有味,直到保姆小心翼翼地敲开书房的门,前来找我。
大卫没有责怪保姆,只是向我眨眼,“要保守爷爷的秘密,知道么?”
我点了点头,心里很是高兴,因为我和大卫分享了一个秘密。
从此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到大卫书房里探险。
有时候我会碰见大卫,有时候则会被保姆第一时间发现,扭送会婴儿房去。
并不是每一次,大卫都会拿相册出来看,可是他会给我讲那个叫明珍的女孩子的故事。
讲她是多么勇敢,面对陌生人的威胁,冷静地替人包扎;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不顾危险,跑到临时医院充当护士,平等对待每一个病人;一个人带着母亲孩子和妹妹,在上海沦陷时逃亡到港岛,谋生养活全家人……
关于明珍的故事,我陆陆续续地听大卫讲起,点点滴滴,渐渐便在心里生了根。
到我十四岁时,大卫替我找了一个中国来的留学生,教我中文,他说,他所知道,已不足以满足我对中文知识的渴望。
我没有对大卫说,我其实只是想更了解那个叫明珍的女孩子生长居住的国家而已。
留学生是一个三十岁年纪的男子,来瑞士学习钟表制造,讲一口带有浓重口音的中国话。
我曾调侃他,讲得还不如大卫标准,他便摸一摸后脑,“我系广东人,讲国语不标准的啦。”
即便如此,我也通过他,了解到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要向世界证明,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华夏是一个团结的民族。
我问他,中国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他向我霎眼笑,“达维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不不不,我只是想由此知道,大卫的明珍,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中国现在男女平等,女性和男性一样接受教育参加工作安享晚年。”他说得很笼统。
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是否是政府派来瑞士的形象大使。
一次大卫听见我们的对话,笑得打跌。
“达维德,除非一个人丧失了最基本的羞耻心荣誉感,否则是不会嫌弃自己的祖国的。中国有句俗话,叫: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如果想真正了解一个国家,就只有亲历其中,才能深切体会。”
“我以后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当时我这样对大卫说。
是时的我,还不晓得,二十年后,我会陪着大卫,踏上中国的土地,遇见一个叫卫青倏的女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