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与灰烬》Valerian

5、Episode 5.

　　他在河岸边等着我，背后是废弃的老船坞，黑沉沉的，像只蹲守着的猎犬，弓着背脊，一只黑铁般的爪子伸进泛着金属铬光泽的河水之中。
　　苹果酒瓶子是暖的，大概是因为它在我们手上无数次地传来递去的缘故。我们坐在码头上，潮湿的木料散发着青苔和河水的味道。自从有了火车和货车，人们便判定这个船坞应该退役，然而多年的水上交通仍然在系柱上勒下了深深的绳痕。四十多年前，提着藤条篮子的老妇和去买酵母的少女会来这里等船，人们顺水而下，满足于那般缓慢的速度。或许应该写一篇以20年代爱尔兰乡村为背景的小说，我漫无边际地想着，苹果酒在我胸口放了一把小小的、温和的火焰，暖洋洋的。伊森又把瓶子递了过来，它并不轻，容量可观，但我们已经喝掉大半。我茫然地灌下一口，饮进种子和蜂蜜，叶蒂上的斑驳阳光，熏风和整个秋季的金黄。
　　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说话,一个事实像竖着耳朵的野兔般蹲伏在我们之间，会被最微小的音节吓得惊跳起来，窜入草丛中。酒在我的颅骨里敲着鼓点，那些温和、甜美又无害的苹果酒，我猛地放下瓶子站起来，随即用力抓住满是缆绳痕迹的系柱，好让眼前的世界停止旋转。伊森伸手抱我，我别无选择地跌进他怀里，跌进一片绚丽的彩虹色之中。我尝到他舌尖上酒精的味道。
　　引诱人越加迷醉。
　　我听见过男孩们谈论这件事，脸上带着虚假的蔑视和真实的向往；周末聚会的主妇们偶尔提起它，心照不宣地皱皱鼻子；码头工人在吧台边压低声音分享经验，粗鲁地大笑，用手肘捅彼此的腰肋。可是一个人要如何复述风铃的响声，一条缎带的宝石蓝，又或者小女孩的笑靥？每当我尝试描画那个夜晚的时候，词语总是躲避着我，留下一片空白，好像被海潮冲刷过的沙滩。木板撞上我的背脊，潮湿而冰凉，我本能地攀住伊森，好让自己离那种令人不悦的触感远些。他在我耳边低语，但我理不清那些破碎的音节。夏季的星空在颤栗、旋转，仿佛一个银黑二色的万花筒，然后渐渐变得模糊不清。我听见河水潺潺流过，带走腐朽的木船、藤条篮子和接骨木花酒，带走彼此分享的体温和甜美的亲吻，最终汇入深沉神秘的黑色海洋，安然歇息。

　　我在清晨时分回到家，一路上被过度的疲劳和罪恶感折磨得眩然欲吐。天空将亮未亮，一切景物仍是深浅不同的影子。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前门上，深深呼吸，努力把那种快要把我由内而外翻过来的不适压下去，只要再撑两小时就够了，七点钟我就会在巴士上，带着我的行李和梦想，逃离父母的视线范围。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祈祷所有人都还舍不得梦境的余韵。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一动不动地站住，仍然维持着手握门把的姿势，仿佛被美杜莎的目光化成石头。父亲坐在那里，在壁炉前他最喜欢的那张扶手椅上，表情刻板，然而和我一样疲倦。听见声音，他抬眼看我，目光凝滞而冰冷，仿佛冬季结冻的池塘。
　　我们沉默地对视着，谁都没有先移开目光的意思。我全身僵硬地站在那里，因为无法忽略的疼痛而发着抖。某组神经元的齿轮在飞速运转，费力地编造着答案，好应付任何可能的质问，虽然我忘了扣好领口，也无法拉平衬衫上的皱褶。
　　“爸爸……”我开口，舌头沉重得像铅块，然而他挥手打断我，似乎不愿意听任何辩白：“再去睡一会吧，韦恩。”
　　“爸爸，我只是……”
　　“我说，回去躺一下，韦恩，你看起来糟透了。”他在膝盖上交握起双手，移开目光，“走吧，儿子，我只是想一个人在这里坐一会。”
　　我服从了，却被满心的罪疚感烧灼得只想尖叫。

　　* * *
　　有人在用力敲房门，砰砰砰，有人在吗？母亲从来不会这么说话，我费劲地挣脱1963年夏天，跳下床，差点被乱糟糟的被子绊一跤。
　　“普里斯科特先生，我还在想，如果你再不醒来我就要打电话报警了，年轻人睡那么久总是不好，我的表弟托马斯……”我还没有完全打开房门，房东太太已经开始喋喋不休地抱怨起来。这位瘦小的老妇人不仅话多，而且语速奇快，以至于我和室友艾勒每次被她抓住聊天都有遭受机关枪扫射的错觉。“……所以我说，你们应该多出去做有益健康的——他们说那叫什么运动来着——多氧运动？有氧运动？我记得我还是姑娘的时候……”眼见老太太又要开始新一轮长篇大论，我赶紧打断她：“对不起，克雷蒙太太，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当然，孩子，否则你以为我没事爬到三楼来干什么？你知道的，我有关节炎，白医生开的药不顶用，我有空得跟他算账。”瘦小的老太太一口气说完，顿了顿，“……有人打电话找麦考兰先生，他在吗？”
　　“不，夫人，艾勒不在。”
　　“噢，很遗憾，不是么？我猜麦考兰先生又去酒吧了？他总是去酒吧。你看，我不得不去跟人家说明情况，然后挂电话……”
　　“是的，夫人，很抱歉。”
　　老太太嘟嘟囔囔地走下楼梯，我松了口气，赶紧把门关上。地上满是散乱的稿纸，我关上窗户，将它们一一拾起。这是我的假期习作，打算在月底完成，好在学年开始之后交给导师评价。我从大二开始做威尔逊教授的助理，他通常很乐意在改论文之余读我的习作，赞扬“令人惊喜的地方”，同时毫不留情地对“可疑的情节”进行嘲讽。
　　我抱着那堆乱糟糟的纸在书桌前坐下，一点点地按顺序重新整理。倦意静悄悄地回流，我想起那个梦，不知不觉地停了手，呆呆地盯着窗外看。我记得似乎是很多个世纪以前，在另一个窗边，会有人深夜里偷偷摸摸地敲玻璃，那时候大雨滂沱，他却笑得开心，满是恶作剧得逞的愉悦。
　　我也记得，我没有见到伊森•克莱尔，已经两年了。
　　母亲总会在圣诞节前一两个星期打电话问我是否回家，我许多次地想答是，但总会在最后一刻否决妈妈和艾丽的希望，搬出各种理由说服她们，也说服我自己，迫在眉睫的工作有那么多，以至于圣诞节也必须给它们让路。我把十二月花在房间里，裹着一层层厚毛毯看书，即使偶尔外出，也只是为了买新的茶包和方糖。只有极少几间杂货店在假期营业，街道安静得近乎肃穆，昨夜狂欢的人们都睡得人事不省。我时常在深夜被他们吵醒，无可奈何地翻个身，尽力把自己埋进枕头和被子里，追逐决意逃亡的睡眠。
　　今年应该也不例外。
　　我随手把稿子放进抽屉里，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披上。或许应该去市图书馆消磨这无趣的早晨，艾勒总是嘲笑我“老头子一样的”生活方式，但过于热闹的酒吧会让我头痛。
　　外面的空气干而冷，我咳嗽着关上公寓大门，在克雷蒙太太来得及表示关心之前逃之夭夭。站在街拐角的小报童满怀希望地迎上来，于是我被逼再一次看见那几个关键词，爆炸、谋杀、爱尔兰共和军。
　　我默默地拉紧衣领，低下头，快步穿过冷清的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