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章》青藿白牛

2、7.29

　　1941年7月19日希特勒第33号训令：
　　……中央集团军群第3装甲兵团应向北转进，切断列宁格勒-莫斯科之间的交通线，并协助北方集团军群进攻列宁格勒……

　　《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总多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上将私人战时日记》，1941年7月（节选）：
　　……元首下了这样的决心：必须把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夷为平地，使之变成无居民城市。他说：“这样，我们就不必在整个冬天为居民提供粮食了。”这一种族灭绝行动预定由德国空军来执行。……元首说：“这场民族大灾难……不仅将使布尔什维主义，而且也将使俄国民族主义失去它们的中心。”……

　　希特勒对冯勒布元帅的话：
　　……对彼得堡的善后处理问题，我们一定不能仁慈，要让每一个俄国人吓得发抖！……我们不需要俄国，既不需要敌对的俄国，也不需要友好的俄国，我们只需要一片东方的土地。所以我们决不接受无论是彼得堡，还是莫斯科的投降。你们必须使它们化为乌有，化为灰尘，让它们在地球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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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开始已经有一个多月。
　　苏军依然无法有效地反击德国人的进攻，但德军的推进速度因为受到顽强的抵抗而大大放缓。希特勒在战争初期阶段攻克列宁格勒而后全线围攻莫斯科的战略计划迟迟无法实现，而苏德两军在斯摩棱斯克的战役亦陷于胶着。

　　7月29日，苏军大本营。面对德军潮水一样的全面进攻，总参谋长朱可夫大将提出放弃基辅，而集中优势兵力在叶利尼亚开展反突击作战以全力保卫莫斯科。出人意料的是，原本为这一提议大为光火的斯大林最终有保留的同意了朱可夫的建议（斯大林同意的是叶利尼亚反突击，但依然坚持固守基辅）。同日，朱可夫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调任总预备队司令，被派往叶利尼亚指挥反突击战役。
　　“我跟参谋部去前线，明天一早走。”kulik那天夜里回到家时，一反常态的叫醒了已经入睡的katia，“帮我装好箱子，东西要尽可能的少。”
　　Katia什么也没有问，只是把衣服和日用品一件件码放进箱子；自始至终她都克制着没有问“你们去哪儿”，她知道kulik不能给予她这问题的答案；但在她关上箱盖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说：“你们去哪个方向？我是说需不需要给你带件厚的外套？”
　　Kulik放下手里的地图和红蓝铅笔，他走过来抱住了妻子，并且吻着她的鬓边：“别担心什么，我很快就能回来。”
　　但他们都明白，这不是许诺，也许这只是一种愿望。
　　他听见katia在他怀里说：“Ilia，我没权利要求你在战场上有所保留，但我觉得应该现在告诉你知道：我怀孕了，我们两个第一个自己的孩子。”

　　在这列军用火车上，满车人都坐得笔直；人们默不作声的盯着车外，各怀心事。
　　Kulik也不知道为什么在kitia告诉他自己怀孕之后的惊喜过后最先感到的是歉意；对kitia来说，他似乎不该在完全没有和她商量——甚至是提一句——的情况下就做出去前线的决定。尽管整件事情发生的非常匆促——就像战争开始以来的一切一样匆促；他被叫进作战室主任的办公室，他看见有两摞文件袋放在桌上，他的档案摆在中间：“你诺门坎战役结束之前在远东服役，有实战经验，对吗？”
　　“是的。”
　　主任摘掉老花镜，把他的履历表装回档案袋说：“参谋部调人跟朱可夫同志去前线，你在名单中。有问题吗？”
　　“没有。”
　　主任对这样干脆的回答感到十分满意：“很好，我不喜欢拖泥带水的人；刚才那个家伙回答问题嗯嗯啊啊，真是丢职业军人的脸，我已经告诉他明天去后勤上班了。”他把kulik的档案放在一摞文件袋上，又从另一摞上拿过最上面的一本，边拆边说，“好吧，中校同志，就这样吧。”
　　于是，命运的转折就在如此突然的时候到来，在他本来已不再抱希望的时候。
　　当年的诺门坎战役之后，他被调做朱可夫的随行参谋，在人们眼中，他的前途一片光明；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却有些出人意料，在莫斯科的总参谋部不到一年，他便被调离作战部门，日常工作从此全然是鸡零狗碎，申请回野战部队的报告也都全无回音。
　　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Kulik觉得自己没必要扭捏的假装不知道个中原因，他在这一点上的沉默只是因为他倔强的认为那是他的私事从而不愿提起——他和kitia的婚姻。
　　对于这件事当时他听得最多的一句教训是：“你以为你是因为爱情吗？你只是因为可笑的陈腐的所谓骑士精神。”
　　Kulik无声的笑了笑，这个概括也许不错，但也不完全；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真相比这更为直接简单：他和katia都正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
　　列车的车轮撞击铁轨，发出单调的铛铛声；车顶喷出的黑烟与汽笛的尖锐鸣叫很快在空气中弥散，草叶在劲风中变得干燥轻飘；即使在战争中，俄罗斯的金秋依然如约到来。太阳朝升夕落，伴着云舒云卷，从不曾因为这片广袤土地上的繁荣与蛮荒、幸福与苦难，而有丝毫改变。

　　1812年8月，拿破仑指挥约17万法军，与俄军在斯摩棱斯克展开攻防战；战役的结果是法军虽然驱退了敌人，但并未能彻底的击溃他们；这使俄军获得了向法军反扑的机会，并最终演成法军在俄罗斯溃退的惨败结局。
　　在历史的转轮上，总有些时刻被戏剧性的重演。
　　1941年的初秋，斯摩棱斯克再度成为战争双方拉锯的战场；从7月10日开始，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与苏军西方面军鏖战于此。经过近二十天的血腥战斗，苏军虽然在反攻过程中未能取得显著战果，却打破了中央集团军群对莫斯科的进攻企图，同时迫使德军在7月的最后一天于西向转入防御，而将主攻方面转移到南侧。
　　同一天，随着朱可夫的到达，预备队方面军随之组建。Kulik去机步师指挥部报到的时候，少将师长出乎意料的先对他打招呼：“kulik中校？我记得你。”
　　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尴尬的场面，面对一个军衔高自己不止一级的长官的热情问候，kulik中校竟然一时想不起对方是谁。
　　少将继续说：“我看到名单的时候还在想，这个名字有点熟悉；哦，你竟然不记得了？在诺门坎，你带着预备队的一个团跑来友军地盘打主攻，最后还要我出面打圆场？”
　　Kulik扬了下眉毛——他想起来了：“platov将军？”

　　1939年，面对入夏以来诺门坎地区不断升级的边境冲突，克林姆林宫决定以果断的还击保障后方的稳固。而对远东虎视眈眈的日本陆军，在那里接受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一场完败。
　　那年8月底，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全线反击；关东军被分割包围，其中第23师团被苏军坦克集群包围，许多日军联队军官在绝望中剖腹自杀，这一师团最终几乎全军覆没。
　　platov所说的就是这场战斗。
　　当时，在苏军完成了对此一部关东军的合围之后，已把日军压缩到一个相当狭小的区域之内；集团军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部署于东面的第3摩步师无法独立完成对日军防线的突破：“为了保证在预定时间内完成战斗既定目标，参谋部从预备队再抽调一个机步团的部分兵力给你们。”
　　毫无疑问的，这一结论令3师师长很不高兴，他对机要秘书抱怨说：“这是怎么了？我们没有超过敌人3倍以上的兵力就不敢开战了吗？”

　　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当Kulik带着部队到达攻击位置后，发现友军并没有表现出他们预想中的欢迎态度，这让人们感到不满。而对方似乎也因为看到增援部队的军官是个清秀的年轻人而感到失望，在kulik要求分配一个攻击方向的指挥权时，他们态度强硬的说：“对不起，攻击位置的安排已经满了。”
　　在场的人都明显的感觉到，指挥部里瞬时充满了极不愉快的气氛；kulik听完这番话后冷淡的说：“既然没有攻击位置，我带部队去打阻击。”
　　据说，关于指责kulik自由主义的口水官司当即一路打到集团军参谋部，最后双方军参谋长不得不出面调停；解决方法是第3步兵师带有示威性质的让出了正面的攻击位置，“请你们担任主攻。”
　　事实上，当时战场的状况并非特别乐观；3师除了要突破正面之敌的防守，还需要阻击来自背后右翼一支机步化中队的进攻；这支机械化部队驰援而来，意图与包围圈内的关东军双向对进以打开包围圈的缺口。
　　在总攻发动前的动员会上，Kulik周围满是带着冷眼旁观意味的目光；在这种目光中，他走上台说：“集团军首长信任我们，兄弟部队信任我们；这一仗是为了苏维埃在远东的和平后方！”内容简短而几乎谈不上什么煽动性，但语调沉着，态度坚决，让人印象深刻。

　　“我想你并不知道自己当时处境其实还很危险。”platov对kulik说。
　　事实上，当kulik的部队孤军犯险的突破了关东军防线的时候，阻击部队一度差点因为准备不足而在关东军的猛烈进攻下陷于崩溃；负责阻击的团长甚至向集团军打电话，要求跟随在预备队之后的3师部队掉头支援他们的阻击防线，而这种部署上的改变极有可能陷kulik于后继无援而被包围的险境。
　　“幸亏当时阻击部队里有个参谋，我有点忘记他叫什么来着？反正当时他极力说服团长用负责团指挥部警卫的一个连在非常短时间内组织了一次反突击，迫使日军暂时后撤放缓了攻击，争取到部队重新组织防御的时间。”
　　“Abt, Alexander Abt，”Kulik说，“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可以说是他救了我。”
　　“也不能这么说，救了你的还是你自己；我记得当时你和你部队的表现很凶悍，在最初的突破之后又迅猛的转向两侧突击，使面向我们的日本人防线被完全撕开；这个局面为你赢得了第3师的尊重，也使后续部队可以迅速通过攻击区域。”platov深深吸了口气，“这些往事回想起来还是很让人激动，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