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神偷》过时不候

5、盗窃（2）

　　威尔：
　　Stéphane相信普鲁申科很快会再次露面，我们连续几天守在美术馆里，四处巡视。我担心这种行为太惹眼了，但刑警先生认为对潜在罪犯的威慑也是一种防御策略。
　　我没发表意见，反正他是boss。
　　从表面上看那应该算是风平浪静的一天，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就跟普鲁申科接上了火。快闭馆的时候，兰比尔扭头和我说话时与一个抱着一摞美术馆展品画片的大胡子游客撞在一起，纸张散了一地，我们互相说“抱歉”之后赶紧都蹲下来收拾。
　　我承认当时并没有特别在意，但兰比尔一直若有所思，最后在车子里他恍然大悟的叫道：“我想起来是哪里不对了！”
　　我把车靠在路边，他说：“我和那个大胡子相撞的时候，他的肩膀顶了我一下——”
　　“这说明什么？”
　　“我告诉你，有些动作的痕迹是手段再高超的贼也无法隐蔽的，比如这一个顶的动作。”他说着开始在衣服里上各个口袋里摸索，最后他分别在上衣口袋和衬衫口袋里掏出他的空皮夹和警官证。
　　他把警官证塞进皮夹，然后说：“这来那个样东西本来是这么放的。”
　　我们都没说话，我意识到似乎不能再用一种事不关己的游戏态度对待这个我本来毫无兴趣的案子了。

　　亚古丁：
　　我把普鲁申科叫到天台上。他摘掉了假发和塞在衣服里的假肚子，却还没来得及摘掉假胡子和有色隐形眼镜，这让他看起来很滑稽。
　　不过我不想笑。
　　“你撞那个条衬衫干什么？”我尽量随意的问。那两个人，还曾经跑到我面前自我介绍，他们在我的视野里晃来晃去让人觉得很不安。
　　“我看了他的证件：他是ICP。”
　　看来他真是碰上麻烦了，这一次被国际刑警盯上；可我更疑惑那个叫weir的黑头发宝贝儿的身份，我总觉得他——怎么说，另有图谋。
　　大概是我一直阴沉着脸，普鲁申科再没做声。的确，对于早上的事情我很不爽，而且我也不想掩饰，因为我觉得有必要让他知道这一点。
　　于是我语气不善的进入正题说：“你想要我干嘛？”
　　他似乎被噎的一愣，停顿了一下说：“简单来说有两件事，一是星期天晚上5：20之前，在打扫三楼的清洁工人下班之后把三楼面向中央公园那侧男厕所的钥匙搞到放在门口的脚垫地下；二是把那间厕所里天花板上的通风气窗拆下来。”
　　我气得笑起来：“这是个复杂到必须找我出马去做的事情吗？你连这都搞不定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他涨红着脸说：“我打不开时间差！你们那些该死的保洁员每30分钟就去清理一次厕所，我难道早早的让他看见屋顶上拆掉气窗的大洞然后跑去给维修部门打电话吗？”
　　“那只能说明你的计划有问题。”我不客气的说，“这件事就这一次。”
　　我看见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却只是含糊的答应了一声。
　　就算我再怎么努力去理解他处境不妙的难处，他此时这种死硬的态度也没法让我愉快，难道说句“对不起”或者“抱歉”之类的话表示一点诚意很难吗？我不想再在这儿耗下去，转身要走。
　　这是他在后面突然问：“你不想知道我要偷的是哪幅画吗？”
　　我头也不回的说：“对不起，我不想知道。”

　　普鲁申科：
　　我稳重优雅的大师兄一向认为我缺乏某种类型的幽默感又太过敏感，所以才常会自找烦恼。他还曾经教过我一个摆脱坏心情的办法：想象一个你讨厌的人倒了大霉，比如穿着一身新衣服摔倒在泥坑里或者在高档餐厅态度恶劣的对待了服务员之后发现自己钱包不见了；我怀疑他真的对别人做过这样的恶作剧，才会觉得这两件事特别好笑。
　　他这招有时候挺灵的，但眼下好像不太好用。我盯着亚古丁的背影拼命想象他下台阶的时候一脚踩空摔在地上的痛苦表情，却发现这完全没法让我觉得好过一点。
　　大概这些年头里我把他当成倒霉主角的次数太频繁了以至于没什么新鲜感了——好吧，这或许有点不厚道，但我又没妨碍到谁。
　　我看着他四平八稳的消失在我视野里。
　　从天台上下来之前，我看见傍晚的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间投照出来，发散的光柱撕破浓厚的云块，并不十分通透的金色在纽约高高低低的建筑物轮廓阴影之外描画出朦胧的光晕；美术馆附近作为大都会分馆的修道院里有管风琴的声音。
　　凉丝丝的风吹在脸上，带着树叶和尘土混杂的气味；我没想到大城市里也会有这种有点甜味的凉风。
　　“在看见这样光束的时候听到唱诗最应景了：人间就是神的教堂，这光束就像他把光照进教堂的玫瑰窗。”
　　我对这种味道的记忆依然清晰；当时我们在基辅乡村教堂的洋葱头屋顶上坐着等礼拜的人们散场，我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那尊象牙雕的“三位一体”的耶稣受难圣像，又激动又敬畏，亚古丁的声音在唱诗班醇厚悠扬的合声中带着不知从何而来的清晰分明的金属质感。
　　原来，我们还都曾经是诗意的少年。

　　威尔：
　　被罪犯面对面的耍了，这对任何人都是个强烈的刺激。为了表示安慰，我请Stéphane去Max Brenner吃巧克力。我要了Chocolate Fondue和巧克力披萨，两杯黑巧克力。
　　桌上点着小蜡烛，头顶的管子里，热巧克力正在汩汩流过。
　　兰比尔对这里的氛围感到惊诧：“美国人可真会玩儿。”
　　我笑着在蜡烛上烤棉花糖：“如果我没弄错，Fondue最早的起源是瑞士。”
　　屋里的光线温暖昏暗，空气里是暧昧的甜香。
　　据说巧克力可以让人产生类似享受爱情的奇妙幻觉，真有意思。
　　我是个享乐主义者，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我最受不了Evan那一副苦大仇深的殉道者的德行。昨天他自己在办公室里郁闷，在间谍案里我们的头儿和CIA斗法拿他当枪使，乖孩子Evan有苦难言。
　　我去的时候他在鼓捣监控录音，音质不太好。
　　他们说的是俄语，一个问：“我们在哪见过？是华盛顿吗？”
　　另一个说：“不，我想是俄亥俄。”
　　背景里沙沙的杂音听起来十分嘈杂，两人的音色都不是特别清爽。
　　“你能听懂吗？或者听出什么来了？”我饶有兴趣的问他。
　　Evan有点尴尬：“会有专人进行鉴定，我只是听听。”他捋着头发又解释说：“这是我们的线人在一家同性恋酒吧里录到的。”
　　“哦，是吗？”我突然特别想笑，“怪不得他们的语调像是老情人重逢。我说，你的线人不会是搞错了桌号，错录了人家的调情吧？”
　　想到这里，我捧着杯子自言自语了一句，兰比尔抬头看我，嘴唇上挂着一点巧克力的泡沫：“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眨眨眼，“是句俄语，大意是，唔……祝你胃口好。”

　　兰比尔：
　　巧克力让我的心情好了很多，虽然我还是更喜欢瑞士的夹心巧克力。
　　现在，我需要一点时间好好想想。事实很清楚，普鲁申科这样频繁的活动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快要下手了。
　　普鲁申科的照片并不是最近才贴到总部办公室的白板上，我们注意他好几年了。说实在的，他的作案手段并无特别新奇之处，他屡屡得手并且逃脱的要诀就是随机应变的机敏反应和总是“快那么一点点”的速度。
　　更大的麻烦在于， mishin那些身份各异的客户在他们周围无意中搭建起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使普鲁申科可以在关系微妙的缝隙里安静的隐蔽起来，在大多数时间里过着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的生活。我们对他动向的了解往往很不灵光，而美术馆和博物馆往往会因为害怕影响艺术品捐助者的热情而在藏品失窃后选择沉默；总而言之，情报是一件很让我们头疼的事情。
　　因此，当一个月前部门接到“普鲁申科将去大都会美术馆盗取绘画作品”的情报时，我们都很兴奋：鉴于情报提供者的特殊身份，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份情报的真实性。
　　此后，消息又陆续的传来，对细节的披露可以用“详尽”一词来形容，这似乎助长了某种过分乐观的情绪。但当事情真正开始进展，作为主办这件案子的人，我发现我们得到的真正有用的消息微乎其微：比如，买主是谁？他的目标是什么？如何销赃？
　　他依然是个幽灵一样的存在，似乎近在咫尺，但却让人扑抓不住。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也许我应该多问问Johnny的看法，他现在似乎更热衷扮演一个是个体贴的搭档，但我的感觉告诉我，他对事物有着与众不同的敏锐，这也许能帮上我们的大忙。
　　说起Johnny，他总是能让我感到意外；比如他是四国混血，比如他曾经是马术运动员，比如——雷萨切克曾经以一种我不是特别理解的口气对我说（也许是告诫？），身为FBI探员，威尔却对鲁道夫-阿贝尔、哈德罗-菲尔比这些苏联特工崇拜到发狂。
　　虽然我的俄罗斯疑犯很麻烦，不过我并不会因此对那个对我来说依然神秘国家产生成见；大舌音听上去也挺温柔的，至少刚才威尔说的那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