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月》文刀木

5、5

　　首先的一点是，我必须把我的专业——汉语言文学和科技扯上关系才行。

　　文学跟科研有关系吗？是的，文学与其说是靠着社会变迁与各种语言天才推动，还不如说是将科学技术作为其内在与外在的动力前进。我们自然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优秀的人物在文学的历程中起到的作用，或者本着只管胡扯的心情来举例的话，也可以说是音乐推动了人类的进步。所以我不能只是盲目地举例，还需要更切合实际的论证。

　　可以试着想象一下，把竹简的使用年代延长一到两个世纪，而把纸张的发明和改进延后，印刷机则从来没有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文学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些大部头的著作会因为写作极其费事费时而不可能出现。可以想象出一本百万字的作品靠着人文争相传抄而名流青史吗？这未免太可怕了。更甚者，如果没有科技的研新和进步，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普通民众不能获得学习资格，也不能识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市井”这个字眼就无从出现。或者极端一下，科学技术的停滞会让整个中国的历史完全偏离，而偏离的方向则是参考德川幕府建立后，“黑船开国”事件之前那段较之欧洲中世纪更无望的日本。而且在我的假设中，怕是不会出现主动导致资产阶级革命到来的任何因素，究其根源，就是我把假设中的科技一项固定为停滞状态，永不进步，永不更新。因此，文学也随着停滞。

　　那么，我可以说科技从根源上决定了文学，而科研的创新和文学的关系呢？

　　两者是无关的。我的意思是，科研（我指的的广义的科学和技术）掌控了文学的走向，而科研的创新与否，则跟文学无关。即，科研的创新与汉语言文学无关。我一开始就注意到，科研实际上是一个动词，“一般是指利用科研手段和装备，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实验、试制等一系列的活动。”这是直接从百度上粘贴来的，我不能完全的保证其正确性，但我先姑且这么用着。

　　所以，科研这个长时间的行为，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关系是什么呢？它们是没有关系的。我自然是明白科研创新的重要性，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无论是何种党派，往后再推更细小的五十个分类，科研创新都是极其重要的。但是科研创新偏偏与文学无关。就是如此。

　　西晋左思的《三都赋》，连带标题一共一万两千一百一十七个字，据传因为写得华丽非常，引起人们争相传抄，这就是“洛阳纸贵”典故的起源。不过呢，如果没有造纸业的进步，这一万个字会变得非常累赘，争相传抄的场景会变得很痛苦。可是左思只是享受了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进步的过程他是没有提到的，一样的例子可以用在后世所有的文人身上。印刷机的成果也是被直接享受的，文人是不必关心其制造的过程的。

　　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和科研创新是不沾边的。

　　如果是提到文学内部的进步，那么就更是可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加上文学本身都是无从参与科研创新的过程。文学内部的更新被我单纯的分成两部分——经验的积累和视角的变化。经验的积累是文人在典籍和他人作品的感染下的进步，天才的光芒固然让人移不开视角，但是却无法改变文学在经验积累的进步过程中沦为与手工业类似的“技术性的”进步的印象，而这印象会毁灭文学，其本质与意义都会变得庸俗。我们不排除天才的诞生在文学中产生的作用，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注视着文学内部经验积累的过程，那么文学在我的假设中就会死掉，因为一个只是经验积累而传承下来的“活动”，与任何其他的行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文学进步的核心在于视角的变化。视角的变化从何而来呢？则是人类所掌握的对世界的认知度的多少。换言之，就是科学。

　　遗憾地说，中国古代历史中没有科学，只有技术。悠久而臃肿的中国历史如果慢慢发展下去也许会有自己的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科学的开端，可是我们的历史是被打断的历史，所以，我们的“古代”是没有科学的，只有技术。技术的革新与科研创新是完全不同层面的东西，前者就像是碰运气，走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就是什么；后者就是对于世界本质的探究。当然，从生产力来说，现代社会之前的时间是不适合出现对于世界本质探讨的研究，而技术的革新与科研创新的区别就成了生产力的区别。

　　回过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什么不能跟科研创新有关呢？

　　其实我之前说的有些片面，因为严格来说，现代之前的文学与科研创新无关，而现代之后的文学，则是倒映着科研创新的影子，同时用着一些阴暗的视角和恐怖的话语去对科学的记录。

　　“为什么你们要以科幻小说的名义刊登像洛夫克拉夫特的‘疯人山’那样的东西？难道你们真的困难到了如此地步，非登这种废话连篇的东西不可吗？……如果诸如此类的故事——像是两个人看着某个古代废墟中的石刻把自己吓个半死，或是什么人被连作者本人也描述不清的什么东西追逐着，或是谁叽叽咕咕地述说着诸如没有窗户的五维密室、约－梭托等等无可名状的恐惧，等等——就是未来的探险故事《惊天传奇》的构成的话，那就只能盼老天爷来援手科幻小说了。”

　　上面的内容摘自《惊天传奇》1936年7月号的读者来信专栏，信中提到的令人憎恶的对象当然就是该杂志在同一年里发表的两篇H• P•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神话”中的一篇。

　　H• P•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神话”不是神话，而是他本人以及周围的作者创作的一套科幻小说体系。这个体系有着十分有趣而又饱含寓意的各种设定，但其最简单有本质的核心则是“宇宙恐怖主义”。

　　“我认为，人的思维缺乏将已知事物联系起来的能力，这是世上最仁慈的事了。人类居住在幽暗的海洋中一个名为无知的小岛上，这海洋浩淼无垠、蕴藏无穷秘密，但我们并不应该航行过远，探究太深。”

　　现代人类在喜悦于各种各样的科技的成果时，有一个人，有一些人，有一部分人，在思索更广阔的问题，问题千奇百怪，包括人类，宇宙，社会，宗教，哲学，历史，理论，死亡。这个时代与之前时代不同在于，人类对于问题主动的探索。

　　“宇宙恐怖主义”的简单解释就是对于广袤无边宇宙的敬畏与对人类本身科技的怀疑。这种怀疑的对象不单是宇宙，还对着人类诞生以来的每一个时期。这是一种刺骨的光芒——我不单单指“宇宙恐怖主义”，而是说人类怀疑的精神——它高悬时间、空间、金钱和权威（各种权威）的顶上，透视着人类诞生以来的所有。这种精神，是现代文学的生命力，也是现代科研创新的生命力。

　　位于日内瓦的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一度谣传可以撞出黑洞。我因为专业问题，就是真的可以撞出黑洞我也不知道，所以索性相信它撞不出比较好。

　　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我在中国古代的话，只需要享受成果就好了。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怀疑的年代，不单是贬义的，还有可以产生进步的怀疑存在，这是科研创新的结果。科学研究是必然是要创新再创新的，可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与其如何强调它们的创新，还不如抱着自己的怀疑活着比较好。

　　这就是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最真实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