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槲寄生之箭》艾奥莉拉

4、第三章

　　我对父亲的完整记忆，是从1952年的施瓦岑贝格开始的。他在客厅里造出一个私人的图书角，早晨把叠成方形的被子放在沙发上。他吃饭时就像一头野兽幼崽初次得到妈妈捕获的生鹿肉，小心拆解然后送进嘴里。然后理直气壮地把盘子递给爷爷。
　　看着父亲曾经如何长大，是一件很微妙的事。
　　但是爷爷和他似乎订立了神圣同盟，决心隐瞒有关他的故事。我只能翻开爷爷的相册，去看那一幅幅沉默的照片：
　　一张出生照，下面写着1915年1月19日，相片里的婴儿瞳色很淡。
　　一些童年的照片，他穿着短裤，站在科隆、曼海姆、哥廷根这些小镇的夏天里，镜头里的男孩不算爱笑，但是手脚笔直。
　　在几张照片里，他变成少年，溜着铁圈或是在跑步。
　　最后一张是穿着大学的毕业服，目光里带着名校生的意气风发，和一种难以名状的固执。
　　“你养大他，然后父子失和，然后得到我，给我起他的名字？”我轻轻地问爷爷。
　　他在那一瞬间苍老了许多。

　　我们是很像，如果不是相纸发黄，真难分清那是我还是他。但我也本能地感到他和我们不同，不是两股道上的马车，而是同根生出的两条分道扬镳的枝桠。
　　比如有时他下意识地把衣领拉到喉心，手掌的虎口放在上面。这动作真奇怪，直到我想起军装外套的高领也在那个位置。
　　我永远不会做这个动作。

　　父亲在家里住了两个月，这是我记忆里他首次在家里这么长时间。我开始习惯和这头大型动物共处一屋，而一天早餐时，他忽然停下锲而不舍的进食，手里的刀叉轻轻放下，“爸爸，我回去了。”
　　“什么时候？”爷爷有条不紊地往吐司上抹黄油。
　　“明天，去慕尼黑。”
　　“去吧，我们过得很好。”爷爷把吐司递给我。
　　第二天他披上来时的那件黑色大衣，走了出去，山区二月的积雪还是很深，他黑色的瘦长身影像白纸上的惊叹号。走前他主动伸手握住爷爷的手腕，迟疑片刻，又替他把衣领拉高。“爸爸，信任我。”
　　我猛然想起一个景象。四岁时我还在法兰克福，那座独栋的大房子里只有我和爷爷。某天一个不速之客到访，他混迹在清一色的军装里，走路时腰杆拔得笔直。我能够把他从万千个陌生人里区别开来。
　　那是我的父亲。那时欧洲还在打仗，从战后到现在七年，他回到家。
　　他是战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