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步长安》有路无涯

37、第37章 做事的官 你要做官，

　　三月十六，马周来了。
　　他穿一件新的青袍，袍子是细麻的，领口压得很平，腰上系一条黑带，带上挂着一枚铜鱼。
　　李砚正在院子里晾纸，抬头看见他，愣了一下。
　　“你……”
　　“直门下省。”马周说。
　　“什么？”
　　“天子召见了我。”马周说，“三月十二，巳时，两仪殿。他问了七句话，我答了七句。答完，他说了一句‘可’，就让我直门下省。”
　　李砚把手里的纸放下。
　　“你那些纸……”
　　“递上去了。”马周说，“二月底递的。三月初八，天子看见了。”
　　“他说什么？”
　　“他说：‘常何是个武人，写不出这个。’”
　　马周笑了一下。
　　“常何当时就跪下了，说：‘臣不识字。这是臣家门客马周写的。’天子说：‘叫他来。’”
　　两个人坐在院子里。
　　李砚给他倒了一碗水。马周接了，没有喝，端着。
　　“李砚。”
　　“嗯。”
　　“我在殿上，用了一样东西。”
　　“什么？”
　　“表。”
　　李砚抬起头。
　　“我把你画的那个格子，画在了纸上。”马周说，“漕运一张，官制一张，驿传一张。三张纸，摆在一起。天子看第一张的时候，没有说话。看第二张的时候，把第一张拿回来，对了一遍。看第三张的时候，他站起来了。”
　　“……”
　　“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然后问我一件事。”
　　“什么事？”
　　“他问：‘这个法子，是你想的？’”
　　李砚的手停了一下。
　　“你怎么答？”
　　“我说不是。”马周说，“我说，是一个卖书的教我的。”
　　院子里静下来。
　　风从墙头过去，吹动绳上晾着的纸，一张一张响。
　　“你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说是我，就是骗他。”马周说，“骗他一次，以后每次都得骗。我不想骗。”
　　“他怎么说？”
　　“他问：‘卖书的叫什么？’”
　　“……”
　　“我说：‘叫李砚。京兆人，去年省试第八，落第。’”
　　李砚的手心有一点凉。
　　“天子说什么？”
　　“他没说话。”马周说，“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那三张纸，然后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第八。”
　　马周把碗放下。
　　“他就说了这两个字。第八。”
　　李砚坐在那儿，半天没有说话。
　　“李砚。”
　　“嗯。”
　　“我今天来，是来告诉你一件事。”马周说，“今岁十月，是常科。常科之后，天子还要开制举。”
　　“制举？”
　　“天子自诏，不定期。”马周说，“不是常科。常科是进士、明经，年年考，考官是礼部。制举是天子下诏，说今年要什么人，就考什么。考中的人，直接授官，不用守选。”
　　“今年要什么人？”
　　“还不知道。”马周说，“诏还没下。可我听说，今年要‘直言极谏’。”
　　那半年，李砚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印诗。
　　三月底，他印了一本《长安月诗帖》，收了他自己写的十七首，加上曲江诗会上别人写的九首，一共二十六首，一张纸，三文。
　　卖得极好。
　　不是因为诗好。是因为便宜。
　　长安城里读书的人多，能买得起诗集的少。一部诗集，二十文三十文，买的人掂量半天。一张纸，三文，买了揣在袖子里，等人问起来，抽出来念两句。
　　到六月，卖了三万张。
　　第二件，印农书。
　　五月，他从一个走街的货郎手里买了一本《四时纂要》，残本，缺了七页。他自己补不全，就去找人。
　　找了半个月，找到一位在城南种菜的老人，姓田，七十三岁，认得所有的节气，知道什么日子下种，什么日子收。
　　李砚在他菜园里待了四天，一句一句问，一句一句记。
　　记了六十多页。
　　七月底，《四时纂要》节本印出来，两千册，一册十二文。
　　卖得不好。
　　头一个月卖了三百册。
　　“我说过不行。”赵元说。
　　“行。”
　　“三个月卖三百册，还行？”
　　“农书不是给城里人看的。”李砚说，“是给种地的人看的。种地的人不进城买书。”
　　“那你怎么卖？”
　　“我送到县里去。”
　　八月，他雇了四个人，把一千七百册农书装上车，送到京兆府的二十三个县。
　　不是卖。是寄。
　　寄给县里的里正、村学、寺庙。
　　每一册的扉页上，盖一个印：“半步斋寄。读毕，转赠他人。不必还。”
　　赵元看不懂。
　　“白送？”
　　“白送。”
　　“一千七百册，本钱十二贯。你就这么送了？”
　　“我送的不是书。”李砚说，“我送的是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半步斋。”
　　他指着那册书的扉页。
　　“这一册书，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要过十双手。十双手里，有一个人会问：半步斋是什么？另一个人会说：长安西市一家印书的。第三个人会记住。”
　　“……”
　　“明年我印历日，他们就会买我的。后年我印医方，他们就会信我的。”李砚说，“十二贯，买两万个耳朵。便宜。”
　　七月，崔景温来了一趟。
　　他站在铺子里，仰着头看架子上的单张。
　　看了很久。
　　“我要一百部《太公家教》。”他说。
　　“十二文一部。”七娘说，“一百部，一贯二百文。”
　　崔景温从袖子里摸出钱袋，数了一贯二百文，一摞一摞放在柜台上。
　　七娘数了一遍，把钱收进匣子，去后面搬书。
　　铺子里只剩他们两个。
　　“你不问我买这个做什么？”崔景温说。
　　“做什么？”
　　“给我家的家塾。”崔景温说，“崔氏第三房，有家塾，二十三个族中子弟。以前读的是手抄本，抄一部《太公家教》，一个子弟要抄四十天。”
　　“……”
　　“你印的，八百字，十二文。”崔景温说，“四十天，十二文。这个账，我父亲算得比我快。”
　　李砚没有说话。
　　“我父亲说，这书印得好。字正，纸糙，耐翻。”崔景温说，“他不知道是你印的。”
　　“他知道了会怎么样？”
　　“他会说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这样的人，不在门里。”崔景温说，“他会说这句话，然后他会继续买你的书。”
　　七娘抱着书出来了。
　　崔景温接了，一摞一摞码进自己带来的布包里。
　　码完了，他站起来。
　　“李砚。”
　　“嗯。”
　　“今年十月，你再考。”
　　“我考。”
　　“我也考。”崔景温说，“我要是赢你，我不送鞋了。”
　　“送什么？”
　　“送你一句话。”
　　第三件事，是写《平价论》。
　　他从四月开始写，写到九月，改了七遍。
　　第一遍写了三万字，全删了。
　　删完那天，他坐在院子里，看着一堆废纸。
　　“为什么删？”赵元问。
　　“因为我在骂人。”李砚说，“骂人不用写三万字。三万字骂人，是给自己出气。出气的东西，没人看。”
　　第二遍写了八千字。
　　第三遍六千。
　　第四遍四千。
　　第五遍三千二。
　　第六遍，两千八。
　　第七遍，两千四百字。
　　“越写越短。”赵元说。
　　“越短越难写。”李砚说，“一个字要顶十个字用。”
　　《平价论》两千四百字，分四段。
　　第一段，说数。
　　关中粮价，贞观元年一斗二百四十文，河北一斗八十文，江淮一斗五十文。同一年，同一个天下，差五倍。
　　为什么差五倍？
　　不是因为没有粮。是因为粮运不过来。
　　三门峡，黄河中间一段，水急，礁多，船过不去。粮到陕州，得卸船，用车运，运过三百里，再装船。一车三石，一车费一千二百文。一石粮，运三百里，运费四百文。
　　一石粮的本价，一百二十文。运费，四百文。
　　运到关中，一石五百二十文。
　　第二段，说人。
　　常平仓，本为平抑粮价。丰年收，歉年粜。可如今常平仓的粮，多半是账上的粮。仓里没有，账上有。为什么？因为仓里的粮，被借走了，被吃掉了，被换成了钱，钱又不知道去哪儿了。
　　第三段，说病。
　　朝廷的办法，是“和籴”——丰年官府出钱买粮，存在关中。可和籴到了州县，就成了摊派。县令不管你家有没有余粮，按户摊。你家三亩地，摊你两石。你交不出，就折成钱。钱交不出，就抓人。
　　和籴本是为了平粮价。最后变成了逼人造反。
　　第四段，说药。
　　他给了四条。
　　一、三门凿栈。不开河，开山。沿着北岸凿一条栈道，纤夫拉船，船不走水，走人。这一段，三十里，凿三年，费钱十万贯。可凿成之后，一石粮的运费，从四百文降到八十文。
　　二、江淮转般。江淮的粮，不直接运关中，先运到洛阳，存在洛阳的仓里。关中缺粮，从洛阳调。洛阳到关中，路近一半。
　　三、常平本钱独立。常平仓的钱，不许挪用。每年由御史台查一次账，账上多少粮，仓里多少粮，一粒一粒对。
　　四、这一条，是他自己想的。
　　各州粮价，每月一报。报到户部，由户部张榜于两市。
　　韦挺看到第四条的时候，抬起了头。
　　“你说什么？”
　　“各州粮价，每月一报，张榜于市。”李砚说。
　　“张榜给谁看？”
　　“给所有人看。”
　　“所有人？”
　　“商人，百姓，官府。”李砚说，“谁都能看。”
　　韦挺把卷子放在案上。
　　他四十一岁，瘦，眉毛很淡，眼睛很亮。他坐在那儿，看着李砚，看了很久。
　　“你知道这一条，会怎么样吗？”
　　“知道。”
　　“你说。”
　　“粮价一涨，所有人都知道。商人知道哪里贵，就把粮往哪里运。百姓知道哪里贱，就不在那里买。”李砚说，“官府知道哪里涨，就知道哪里缺粮，不用等奏报。”
　　“还有呢？”
　　“还有——”李砚停了一下，“囤积的人，囤不住了。”
　　“为什么？”
　　“因为囤积靠的是别人不知道。”李砚说，“一家囤了十万石，别家不知道，就能等价钱涨到三百、四百，再放出去。可价钱一涨，榜上就写了。榜上写了，全天下的商人都知道，这里的粮贵。十天之内，粮车就从四边来了。囤积的人，只能低价出。”
　　韦挺没有说话。
　　“你这个法子，”他慢慢地说，“是让商人赚钱。”
　　“是。”
　　“为什么让商人赚钱？”
　　“因为商人比官快。”李砚说，“官运一石粮到关中，三个月。商人半个月。官运赔钱，商人赚钱。谁快，谁解决问题。”
　　“你不怕商人囤积？”
　　“怕。”李砚说，“所以我要让他们互相知道。一家囤，十家知道。十家知道，就有人去抢他的生意。囤积的前提，是信息不通。”
　　韦挺把手放在卷子上。
　　“你今年多大？”
　　“二十二。”
　　“二十二岁，谁教你的？”
　　“没人教。”李砚说，“我是被人逼的。”
　　厅里静了很久。
　　外面有蝉，一声一声。
　　“李砚。”
　　“在。”
　　“你这份东西，我看了三遍。”韦挺说，“第一遍，我看的是数。数是对的。第二遍，我看的是法。前三条，都有人说过。第三条，我自己就上过奏。”
　　“……”
　　“第三遍，我看的是第四条。”韦挺说，“第四条，没有人说过。”
　　他把卷子推开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说吗？”
　　“不知道。”
　　“因为第四条，得罪人。”韦挺说，“粮价一涨，第一个知道的是谁？是京兆府的仓曹。仓曹知道了，就能先买。你先买，别人后买，你就赚了。你现在要张榜，张榜了，仓曹赚不到了。”
　　“……”
　　“第二个知道的，是各州的仓司。第三个，是转运使。第四个，是户部的仓部郎中。”韦挺说，“你这一条，得罪一串人。这一串人，从上到下，都是官。”
　　李砚没有说话。
　　“我再问你一遍。”韦挺说，“你要做官，还是做事？”
　　“做事。”
　　“做事的官，活得短。”
　　“多短？”
　　韦挺看着他。
　　“我今年四十一。”他说，“我做官十一年。这十一年里，我送过四个人上路。”
　　“……”
　　“四个人。他们都是做事的。”韦挺说，“一个死在任上，病死的，三十九岁。一个被贬到岭南，走到半路死了。一个被下狱，关了两年，放出来的时候疯了。还有一个——”
　　他停了一下。
　　“还有一个，是我同年。他上了一份奏，说河南的漕粮有弊。奏上去三个月，他被调到陇右，做了一个九品的小官。那年冬天，他死在路上。”
　　“……”
　　“他死的时候，三十五岁。”韦挺说，“他有一个儿子，六岁。”
　　李砚坐在那儿，手心是汗。
　　“韦公。”
　　“嗯。”
　　“你为什么还做？”
　　韦挺笑了一下。
　　“因为我是第五个。”他说。
　　“……”
　　“我送过四个人上路。我是第五个。第五个还没上路。”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一棵槐树，叶子很密，蝉在里面叫。
　　“你回去吧。”他说。
　　李砚站起来，行了一礼。
　　走到门口，他停住。
　　“韦公。”
　　“嗯。”
　　“那份卷子……”
　　“留下。”
　　李砚回过头。
　　韦挺没有转身。
　　“我留下了。”他说，“压在案头。”
　　李砚走出门，下了台阶。
　　他回头看了一眼。
　　韦挺还站在窗前。
　　案头上有一摞卷子，很厚，几十份。韦挺走过去，把《平价论》拿起来，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然后把它放在那一摞的最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