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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第28章 行卷 李砚说: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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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天热了。
炭卖不动了。
李砚算过:四月卖了六十筐,五月上半月卖了十四筐。天越热,炭越贱。他把价从四文降到三文,又降到两文半,还是没人买。
“夏天卖什么?”他问安元礼。
“夏天卖冰。”安元礼说,“可你没冰。”
“冰从哪儿来?”
“冬天藏。”安元礼说,“长安有冰窖,官家的,私家的。藏一冬的冰,夏天卖,一斤三文。可冰窖要本钱,要人手,要地方。”
李砚没有说话。
他在心里算:一个冰窖,藏五千斤冰,本钱……
“别算了。”安元礼说,“你算不出来的。冰窖这生意,不是钱的事,是人的事。你没有那个人。”
五月十二,马周来了。
他穿了一件干净的青衫,头发梳过了,用一根木簪别着。脚上还是那双破鞋,鞋头补了一块布。
“李砚。”
“马兄。”
“我那份东西,改完了。”
他从怀里掏出布包,解开。
纸从二十三张,变成了三十一张。
“我把十一个州,一州一行,写清楚了。”马周说,“州名、县数、官数、门荫几、流外几、赋几、支几。减完了,亏的用朱笔圈出来。”
李砚一张一张看。
“十一个州,九个亏。”
“对。”
“为什么亏?”
“因为官多。”马周说,“一个中州,编制是刺史一人、别驾一人、长史一人、司马一人、录事参军事一人、六曹参军各一人。可实际上,一个中州有官四十余人。多出来的三十几个,是门荫、是流外、是‘员外置同正员’。”
“员外置同正员?”
“就是编外,拿正员的俸禄。”马周说,“不开玩笑。有的州,编外比编内多。”
李砚把纸放下。
“你这份东西,谁看?”
“常将军看。”
“他看得懂?”
“他看不懂。”马周说,“所以我念给他听。”
那天下午,李砚跟着马周去了常府。
常何在院子里练箭。
他四十来岁,身材很壮,肩膀宽,手臂上有一道很长的疤。他射一箭,中一箭,箭箭都钉在靶心。
“马周。”
“将军。”
“这是谁?”
“西市李砚。”马周说,“卖炭的,识字。”
常何看了李砚一眼。
“识字?”
“识。”
“那你听着。”常何说,“马周,你念。”
马周念了半个时辰。
他念得很慢,一句一句,念完了停一下,等常何。
常何一开始站着听,后来蹲下听,最后坐在台阶上听。
念到“马政”那一条,他抬手。
“停。”
“将军。”
“你说,天下马少,是因为什么?”
“因为养马的人少。”马周说。
“不对。”常何说,“因为养马的人,养了马,马不是他的。”
马周愣住了。
“我打过仗。”常何说,“我知道马。一匹马,从生下来到能上阵,要三年。三年里,草料、蹄铁、医马,都是钱。这个钱谁出?马户出。马户出了钱,马养大了,官府一句话,征了。征了给谁?给兵。兵不爱惜,一年就废了。”
他站起来。
“你说马少。我说马不少,是马活不长。”
院子里安静了。
马周拿起笔,在纸上添了一行。
“将军这句话,比我写的十条都强。”
“那你写上。”常何说,“写上了,别说是我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个武人。”常何说,“武人说话,没人听。你是读书人,你写,有人听。”
念完了,常何把纸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
他不识字。
可他看得很认真,像在看一件他看不懂、但知道很重的东西。
“马周。”
“将军。”
“这东西,我上不了。”
“为什么?”
“因为上面写的,是把人的饭碗砸了。”常何说,“一个中州四十个官,三十个是门荫。你把三十个裁了,三十家人就得饿死。这三十家背后,有三十个姓。这三十个姓背后,有长安城里一半的贵人。”
他把纸递回去。
“我上了这道表,明天就有人参我。”
马周没有说话。
“可我不上。”常何说,“这东西就白写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马周的肩膀。
“你等着。等我找到一个能上的人。”
出了常府,天已经黑了。
马周走得很慢。
“李砚。”
“嗯。”
“你说,他为什么不上?”
“因为他怕。”
“他不是怕。”马周说,“他是舍不得。他这个中郎将,是中郎将里最不被待见的一个。他一辈子守着玄武门,玄武门那夜他立了大功,可功劳都记在别人头上。他要是上了这道表,他就连这个中郎将都没了。”
李砚没有说话。
“可他说的话,是对的。”马周说,“马不是少,是活不长。这句话,我在书里没见过。”
“那你就写。”
“我写了。”马周说,“我把他那句话,写在了第一条。”
走到崇仁坊口,马周停下来。
“李砚,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今年考不考?”
“考。”
“你怎么考?”
“京兆府试,七月。”
“府试之前呢?”
“读书。”
“读完了呢?”
马周看着他。
“你不去行卷?”
李砚没有说话。
“行卷,你知道是什么吗?”
“知道。”李砚说,“把自己写的诗,抄成卷,投给贵人。贵人看了,觉得好,就在考试前替你说一句话。说了,考官就取你。”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去?”
“因为我没有可投的人。”
“你有。”马周说,“陆德明给你写了荐书。你拿着那封荐书,去投他的门生。他的门生,现在有五个在朝里。”
李砚抬起头。
“你怎么知道?”
“我打听过。”马周说,“我在这长安城里,除了吃和睡,就干这一件事——打听谁是谁的人。”
第二天,李砚去行卷。
他把自己的诗抄了一遍。
二十首。
抄了三天。用的是益州麻纸,一张一张裁齐,裱成卷。卷首写:
“京兆李砚,年二十三。曾祖讳某,祖讳某,父讳某。治《礼记》《左传》,兼习诗赋。”
写到“父讳某”的时候,他停了很久。
他不知道父亲的名讳该不该写。
在唐代,行卷要写三代名讳。写了,是家世;不写,是隐瞒。
他最后写了。
写完了,他在卷末附了一行:
“家贫,无以为贽。谨以诗二十首,献于左右。”
第一家,在崇仁坊西边的一条巷子里。
门口有两个门子,穿着青布衫,坐在门槛上吃瓜。
“干什么的?”
“行卷。”
“投谁?”
“韦郎中。”
门子吐了一口瓜子皮。
“郎君不见客。”
“我不见客。”李砚说,“我把卷子留下。”
“留下也没用。”门子说,“郎君一天收二十卷,看得过来吗?”
“那什么时候看?”
“不知道。”门子说,“也许明年。”
李砚站了一会儿。
“那我放在这儿。”
他把卷子放在门边的石阶上。
门子看了一眼,没有动。
“后生。”其中一个说,“你把卷子放这儿,一会儿扫地的就扫走了。”
“那放哪儿?”
“你给二十文。”门子说,“我给你放到筐里。”
李砚从怀里摸出二十文。
门子接了,把卷子拿起来,往门里一扔。
扔进了一个大筐。
筐里已经有一百多卷。
第二家,在皇城东边。
是个御史,姓张。
门子是个老者,头发白了,说话很和气。
“行卷?放这儿吧。”
“什么时候能看?”
“郎君每晚看三卷。”老者说,“你这是第一百三十七卷。四十多天以后。”
“四十多天以后,府试已经过了。”
“那你就明年再来。”
李砚没有说话。
他看着那个筐。
筐里的卷子堆得很高,有的卷子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上面积了灰。
“老丈。”
“嗯?”
“这些卷子,去年的也有吧?”
老者看了看筐。
“有。前年的也有。”
“前年的,看了吗?”
老者没有回答。
他伸手,把筐往墙边推了推。
“后生,你回去吧。”
第三家,在平康坊。
是个中书舍人,姓卢。
这一家的门子很客气。
“行卷?请进。”
李砚愣了一下。
“请进?”
“郎君说了,行卷的,请进。”
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开着红花。
卢舍人坐在树下,四十来岁,穿一件半旧的绿袍,手里拿着一把蒲扇。
“坐。”
李砚坐下。
“卷子呢?”
李砚把卷子递过去。
卢舍人解开,慢慢地看。
看了很久。
“好。”
“谢大人。”
“你这二十首,最好的不是《长安月》。”卢舍人说,“是那首《雪夜》。”
“‘一城灯火雪千门’?”
“对。”卢舍人说,“这一句,有气象。”
他把卷子放下。
“你今年考?”
“考。”
“府试?”
“是。”
“府试好过。”卢舍人说,“难的是省试。省试取人,一年不过二十来个。你文章好,可文章好的人多了。要有人替你说话。”
“请大人指点。”
“我替你说话。”卢舍人说,“不过——”
他停了一下。
“行卷这事,不是把卷子递上去就完了。要有人递。递的人,要打点。打点,要钱。”
“多少?”
“五贯。”
院子里很静。
石榴花落了一朵,落在石桌上。
“大人。”李砚说,“五贯,是我四个月的积蓄。”
“我知道。”卢舍人说,“可这五贯,不是我拿。是替你去打点。”
“打点谁?”
“这你就不必问了。”
李砚看着他。
卢舍人摇着蒲扇,脸上带着笑。那笑很好看,很像一个长辈看晚辈的笑。
“大人。”李砚说,“我这卷子里,有二十首诗。”
“我知道。”
“一首诗,值二百五十文。”
卢舍人的扇子停了一下。
“大人要是买,我卖。”李砚说,“二百五十文一首,二十首五贯整。钱货两清,谁也不欠谁。”
“你——”
“大人要是看,”李砚说,“我送。看完了,觉得好,替我说一句;觉得不好,把卷子还我。这两样,我都能受。”
他把卷子拿起来,卷好。
“可大人不能又看又收钱。”
卢舍人的脸沉了下来。
“李砚。”
“在。”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知道。”李砚说,“中书舍人,五品。”
“你知道五品是什么?”
“是官。”
“是官。”卢舍人说,“我一个条子,京兆府就不取你。”
李砚把卷子夹在腋下。
“大人。”
“说。”
“您要是不取我,我明年再来。”李砚说,“您要是一辈子不取我,我就考一辈子。”
他转身走了。
走出院子的时候,他听见身后蒲扇“啪”的一声,摔在石桌上。
那天晚上,他在崇仁坊的坊门口遇见马周。
马周坐在坊门的石阶上,手里拿着一块胡饼,正在啃。
“怎么样?”
“三家。”
“成了几家?”
“零家。”
马周把饼放下。
“我说了,你这样考不上。”
“我知道。”
“你知道还这么干?”
李砚在他旁边坐下。
“马兄,我问你一句话。”
“问。”
“你那份三十一张纸,为什么不改得软一点?”
马周没有说话。
“你要是把‘员外置同正员’那一条删了,把‘门荫十之六’改成‘门荫颇多’,常何就敢上了。”李砚说,“你为什么不改?”
马周看着他。
“因为改了,就不是我要说的话。”
“对。”李砚说,“我也一样。”
两个人坐在石阶上,看着街。
街上没人。坊门快关了,远处有人在喊孩子回家。
“李砚。”
“嗯。”
“你知道省试取多少人?”
“二十来个。”
“你知道今年有多少人考?”
“不知道。”
“三千。”马周说,“三千人取二十个。一百五十个人里取一个。这一百五十个人,有一半是有门第的。另一半里,有一半是有钱的。剩下的,是像你我这样的。”
“那我们怎么考?”
“我们不考。”马周说,“我们等。”
“等什么?”
“等一个人。”马周说,“等一个肯看不带钱的卷子的人。这种人少,但有。我见过一个。”
“谁?”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马周说,“我在博州的时候,有个刺史,看卷子不看名字,只看文章。他看了三年,取了七个人,七个都是寒门。第四年,他被调走了。”
李砚没有说话。
“所以你要等。”马周说,“可你不能只等。你得活着,活到那个人来。”
六月,李砚开始印《千字文》。
钱是安元礼出的。
“一贯。”安元礼说,“我出一贯,你出一贯。”
“我只有八百文。”
“八百也成。”安元礼说,“剩下的二百,算我借你。”
“版归谁?”
“版归你。”安元礼说,“利,三七。你七,我三。”
“为什么你只要三?”
“因为版是你的。”安元礼说,“版在你手里,明年还能印。我这一贯,是一次性的。三成,我够了。”
李砚看着他。
“安兄。”
“嗯。”
“你为什么帮我?”
安元礼正在拨算盘。
他停了一下。
“因为你会算账。”他说,“我在这西市三十年,见过很多聪明人。聪明人不会算账,会算账的人不聪明。你两样都有。”
“就这样?”
“还有一样。”安元礼说,“你不肯占人便宜。”
“这算什么好处?”
“算大好处。”安元礼说,“占便宜的人,赚一次,断一条路。不占便宜的人,赚得慢,可路越走越宽。”
四块版,刻了一个半月。
老周刻的。
刻到第三块的时候,他的眼睛坏了。不是瞎,是看久了就流泪,一滴一滴,滴在版上。
“老周,歇两天。”
“不歇。”老周说,“歇了,手就生了。”
“你的眼睛——”
“眼睛坏了,手还在。”老周说,“手记得。”
七月,四块版刻完了。
老周把最后一块版抱出来,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
“你看看。”
李砚把四块版排开。
《千字文》一千个字,分四块。第一块从“天地玄黄”到“赖及万方”,第二块从“盖此身发”到“好爵自靡”,第三块从“都邑华夏”到“岩岫杳冥”,第四块从“治本于农”到“焉哉乎也”。
字是反的。
反着看,像一片不认识的森林。
“印一张。”老周说。
第一张印出来的时候,天正在下雨。
雨打在棚子上,噼噼啪啪。
老周刷墨,李砚铺纸,两个人都不说话。
纸揭起来。
一千个字,密密麻麻,印在一张纸上。字很小,只有米粒大,可每一笔都是清的。
“成了。”老周说。
李砚把那张纸举起来。
雨水从棚子边上滴下来,滴在他手背上。
他看着那张纸。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一千个字。
一个七岁的小孩,认完这一千个字,就能记账,能写信,能看懂告示。
“老周。”
“嗯。”
“这一张纸,成本多少?”
“纸半文,墨一分,人工不算。”老周说,“算下来,一文不到。”
“卖多少?”
“你卖多少?”
“三十文。”
老周愣了一下。
“三十文?成本一文不到,你卖三十文?”
“三十文,是现在书肆的价。”李砚说,“我卖三十文,比他们便宜一半。买的人觉得占了便宜,我赚二十九文。”
“那你为什么不卖十文?”
“卖十文,我赚九文。可书肆的人会恨我。”李砚说,“三十文,他们还有得赚。他们有得赚,就不会来砸我的版。”
老周看了他一会儿。
“你这个人。”
“怎么?”
“狠,可留一线。”
第一批印了五百部。
安元礼拿了一百部,送到洛阳去。赵元拿了三百部,在国子监里卖。剩下的一百部,李砚自己卖。
三天,卖完了。
三十文一部,五百部,十五贯。
本钱两贯八百文。
净赚十二贯二百文。
那天晚上,七娘坐在灯下,捧着一部《千字文》。
“阿兄,这是什么?”
“书。”
“什么书?”
“教你认字的书。”
七娘翻开第一页。
“天地玄黄。”
“对。”
“宇宙洪荒。”
“对。”
“阿兄,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李砚想了一下。
“天是青的,地是黄的。宇宙很大,很荒。”
“荒是什么?”
“荒是……什么都没有。”
七娘看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那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在这中间的人。”
七娘把书抱在怀里。
“阿兄,我能学吗?”
“能。”
“我十二岁了,学得会吗?”
“学得会。”李砚说,“一千个字,一天认三个,一年认完了。”
七娘低下头,用手指点着纸上的字,一个一个念。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她念得很慢,念错了好几个。
李砚没有纠正。
他坐在旁边,听着。
母亲在里屋听见了。
“七娘。”
“娘。”
“你在念什么?”
“念书。”七娘跑进去,“阿兄印的书,三十文一部,我念给娘听。”
母亲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
“天地玄黄。”
七娘愣住了。
“娘,你会?”
“我会。”母亲说,“你爹教过我。”
“他教你?”
“他教过我四个字。”母亲说,“就这四个。他说,这四个字认得了,就知道天底下有多大。”
她停了一下。
“我一辈子没出过长安。”
那天夜里,李砚把明天要用的笔拿出来,磨墨。
府试在明天。
他把笔蘸了墨,在废纸上试了一下。
墨色很黑,笔尖很尖。
母亲在里屋咳嗽了两声。
他放下笔,走进去。
“娘。”
“砚儿。”
“明天府试。”
“我知道。”母亲说,“七月二十。”
“您怎么知道?”
母亲没有回答。
她伸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
是一张纸。
纸很旧,边上黄了,中间有一道折痕,折了很多次,快断了。
“你父亲那年府试,中的榜帖。”母亲说,“京兆第三。”
李砚的手停住了。
“第三?”
“第三。”
“那他为什么没做官?”
母亲把纸放在他手里。
“省试没过。”她说,“考了七次。”
李砚站在灯下,看着那张纸。
纸上的字已经模糊了。
“京兆府试榜帖。李……第三。”
名字那一块,被磨得看不清了。
“考了七次。”他说。
“七次。”母亲说,“第七次,他四十岁。考完了,他回来,坐在院子里,坐到天亮。第二天,他把书都收了,去遂州。”
“去遂州干什么?”
“做幕僚。”母亲说,“替人写文书。一个月两贯。”
李砚把那张纸折好。
“娘。”
“嗯。”
“他为什么不再考了?”
母亲看着他。
“因为他知道,再考也考不上。”她说,“不是文章不行。是没有人。”
那天夜里,李砚没有睡。
他坐在灯下,看着两张纸。
一张是父亲当年的榜帖,京兆第三,纸黄了,字糊了。
一张是他自己的手稿,《千字文》的稿子,字还很新。
他把两张纸并在一起。
一样的格式。一样的字。
隔了二十六年。
他吹了灯。
明天府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