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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第27章 赌诗之后 李砚的铺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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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是坊正。
姓刘,五十来岁,脸上有一道旧疤,从左眉一直拉到颧骨。他穿着坊正的公服,一件洗得发灰的青袍,腰上挂着一串钥匙。
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拿着尺,一个拿着锤。
李砚正在给一个客人称炭。
“刘坊正。”
“李郎。”刘坊正站在门口,没有进来,“有件事。”
“您说。”
“有人告你佔街。”
李砚把秤放下。
“佔街?”
“你这招牌。”刘坊正抬了抬下巴,“挂在门框外头,出了街界。”
李砚走出门,抬头看。
招牌是一块木板,写着“李记炭行”四个字,挂在门框上头的一根横木上。横木伸出墙外,招牌吊在横木的末端。
“三寸。”拿尺的人走过来,把尺贴在墙上,量了一下,“出了三寸。”
街上有人停下来看。
“依律,临街铺面,不得侵街。”刘坊正说,“侵街者,杖六十,勒令拆改。”
“谁告的?”
刘坊正没有回答。
“刘坊正。”李砚说,“我在西市开了半年,没人说过。今日忽然有人说,是有缘故的。”
“什么缘故?”
“前几日,我在曲江杏园,得罪了博陵崔氏第三房。”
街上安静了。
刘坊正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可他握着钥匙的手紧了一下。
“李郎。”他说,“我只管街。谁告的,我不知道。这招牌出了三寸,是实。”
李砚没有吵。
他回屋,拿了一把尺出来。
“刘坊正,我量一量。”
“量什么?”
“量这条街。”
他走到街心,蹲下去,把尺贴在地面上。
西市的街是土路,中间被人踩得低,两边高。街界没有线,只有一排石头,埋在地里,露出半个头。
“这是街界石。”李砚说。
“对。”
“石头往北,是街。往南,是铺面。”
“对。”
李砚站起来,走到隔壁的绢帛铺门口。
“刘坊正,你来看。”
绢帛铺的屋檐,伸出来四寸。
“这一家,出四寸。”
他又走到再隔壁的药材铺。
“这一家,出五寸。檐下还挂了一个幌子,幌子垂到人头上,走过要低头。”
他一家一家走。
“这一家,出三寸。这一家,出两寸,可是门口摆了一个石墩,石墩占了半尺。这一家,檐没出,可是台阶砌到街上,砌了三层。”
他走回来,站在刘坊正面前。
“刘坊正,这条街,从东头到西头,一共二十三户。二十三户里,出檐的,十九户。摆东西的,十一户。砌台阶的,七户。”
他把尺收起来。
“我出了三寸。三寸,是这二十三户里,最少的。”
街上的人越聚越多。
有人开始说话。
“对呀,我家檐也出了。”
“他家石墩比我家的还大。”
“凭什么只拆他一家?”
刘坊正的脸色变了。
“李郎。”他低声说,“你这是——”
“我不是要闹。”李砚说,“我是要讲清楚一件事:这条街,大家都出了。只拆我一家,不是律,是人的意思。”
他停了一下。
“刘坊正,你回去告诉告我的人:要拆,二十三户一起拆。拆完了,这条街宽三尺,大家都好走。只拆我一家,我不拆。”
那天下午,刘坊正又来了。
“李郎,上头说了,只查你这一家。”
“为什么?”
“因为只告了你这一家。”
李砚笑了一下。
“好。”
“你答应了?”
“我答应。”李砚说,“不过我有一个请求。”
“你说。”
“给我三天。”
“三天干什么?”
“我请这条街上的人,联名作保。”
刘坊正愣了一下。
“作保什么?”
“作保我拆。”李砚说,“我拆,他们看着。我拆完了,这条街上的规矩,得重新定。定规矩的时候,我得在场。”
三天里,他跑了二十三户。
第一户是王家米行。
王老板正在算账,见他进来,把账本合上。
“李郎。”
“王掌柜。”
“为招牌的事?”
“为招牌的事。”
王老板叹了一口气。
“李郎,我知道你冤。可我这铺子,是租崔家的。”
“我知道。”
“我要是押了字……”
“我不让你押字。”李砚说。
王老板愣住了。
“那你来干什么?”
“我来问你一句话。”李砚说,“去年冬天,你米行缺炭,是谁给你送的?”
王老板没有说话。
“是我。”李砚说,“你那时候没有现钱,我赊给你二十筐,赊了两个月。你后来还了,一文不少。”
“我记着。”
“我不要你记。”李砚说,“我要你听我一句话:今日我拆招牌,明日崔家就能让你拆檐。你的檐,出了四寸。”
王老板的手抖了一下。
“我押。”他说。
第二户是崔记绢帛。
姓崔,但不是博陵崔,是本地崔,隔了十七八代,早就出了五服。
“李郎,我不押。”
“我知道。”
“你知道还来?”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李砚说,“你家的幌子,垂到人头上。这条街上,去年有两个人撞过幌子。一个是老太太,摔了,断了手腕。一个是个胡人,撞了,跟你的伙计吵了一架。”
崔掌柜的脸涨红了。
“那是他们不长眼。”
“是。”李砚说,“可要是哪一天,有人把这事儿告到县廨,说你的幌子碍路,你猜县廨管不管?”
崔掌柜没有说话。
“我不告。”李砚说,“我今日来,只是让你知道:我不告,不是我不敢,是我不想。你想清楚。”
第三户、第四户、第五户……
到第三天中午,他跑了二十三户。
押字的,十七户。
不押的,六户。
不押的六户里,有三户说“再想想”,有两户说“家里有事”,有一户直接把门关了。
关门的那个,姓周,开的是纸铺。
李砚站在门口,敲了三下。
门里没有声音。
他知道人在里面。他听见了脚步。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第四天早上,他拆招牌。
不是别人拆,是他自己拆。
他搬了一张凳子,站上去,把那块木板从横木上解下来。
解的时候,绳子磨得响。
街上站着人。十七户的掌柜都来了,站在自己的门口。刘坊正也来了,带着那两个差役。
李砚把招牌抱下来,放在地上。
然后他拿起锤子,把横木也拆了。
拆完了,他拿尺,从街界石往南量。
“刘坊正,你看。”
“看什么?”
“我把招牌挂到门里。”李砚说,“离街界,一尺。”
“一尺?”
“一尺。”李砚说,“比律多七寸。”
刘坊正看着他。
“你为什么多让七寸?”
“因为我要在这条街上再站三年。”李砚说,“三寸的便宜,我不占。一尺的地方,我留出来,给人走。”
他转过身,对着街上的人。
“诸位。”他说,“我今日拆了招牌,多让了七寸。这七寸,不是我怕谁。是我要让这条街知道:我李砚做事,讲一个‘让’字。”
“可我也要讲一个‘清’字。”
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纸。
“这是联名的保状。十七户押了字。押字的,我记着。没押的,我也记着。我不报复,可我也不忘。”
他把纸举起来。
“这张纸,我贴在这儿,贴三天。三天以后我收起来,收进箱子里。将来有一天,这条街要选行头,或者要修路,或者要抗什么事,我拿出来看看:谁在那一天,站在我这边。”
街上没有人说话。
风把纸吹得响。
刘坊正走过来。
他站在李砚面前,看了他很久。
“李郎。”
“刘坊正。”
“你这人。”他说,“不硬顶,也不软。”
“我硬顶,顶不过。”李砚说,“我软,就被人踩死。我只能这么办。”
刘坊正笑了一下。
笑的时候,那道疤歪了。
“我在这条街上做了十九年坊正。”他说,“见过硬的,硬到最后被打断了腿。见过软的,软到最后铺子被人占了。没见过你这样的。”
他把钥匙串在手里转了一圈。
“有句话,我告诉你。”
“您说。”
“告你的,不是崔家。”
李砚抬起头。
“是崔家的一个管事,姓何。”刘坊正说,“他拿着崔家的帖子去县廨,县廨的人不敢不接。可崔家第三房那位郎君,未必知道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这种小事,不必他知道。”刘坊正说,“一个大族,一天要做十件这样的事。族里的郎君,只管读书、作诗、娶妻。底下的人,替他把事情办了,他连问都不问。”
他转身走了。
走了两步,他停下来。
“李郎。”
“嗯。”
“你父亲当年,也在这条街上挂过招牌。”
李砚愣住了。
“什么?”
“武德五年。”刘坊正说,“他在西市东头,开过一间书铺。开了两年,关了。”
“为什么关?”
“因为他不肯把书卖给一个人。”刘坊正说,“那个人要买他一部《汉书》,他不卖。他说,这书我抄了三年,你要买,我不卖;你要读,我借你。”
“后来呢?”
“后来书铺就开不下去了。”刘坊正说,“关了铺子,他去了遂州。”
李砚的手垂下来。
遂州。
父亲欠的三十贯,是在遂州欠的。
原来是这么去的遂州。
李砚站在街上,站了很久。
招牌躺在地上,四个字朝上。
“李记炭行”。
他蹲下去,用手摸了摸那四个字。
字是他自己写的,写得不好,笔画粗,有点歪。
他想起母亲说过,父亲抄了三年《武德律》,抄了两遍。
他想起那张纸,纸上写着“武德九年六月三日,夜”。
他想起那三个字,母亲掰开父亲的手指,看见的那三个字。
他一直不知道那三个字是什么。
现在他知道了:父亲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不肯卖。
不肯卖书,不肯卖字,不肯卖那口气。
所以穷。
所以死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张纸。
那天傍晚,赵元来了。
他手里提着一个布包。
“李砚。”
“嗯。”
“有人送东西到国子监,说是给你的。”
“谁送的?”
“不知道。送东西的人只说,是杏园那杯酒。”
李砚把布包打开。
里面是一双鞋。
新的。黑布面,白布底,针脚很密。
鞋里塞着一张纸。
纸上写着:
“李郎脚长九寸二分,鞋做成九寸四分,留二分。杏园那杯酒,我赔你一双鞋。你若收,我们两清。”
下面没有署名。
只有一个印。
印上两个字:景温。
李砚看着那双鞋。
鞋做得很讲究。鞋面上有一道暗纹,是云纹,压得很浅,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鞋底纳了七层,一层一层,针脚均匀。
他把鞋拿起来,翻过来看。
鞋底上有一行小字,用墨写的,写在纳好的布上:
“此鞋非崔氏所作,是西市张二娘所制。工钱六十文。”
李砚笑了一下。
他把鞋放下。
然后他铺开一张纸,提笔写:
“崔郎:鞋收到。脚长九寸二分,量得准。可我不穿别人的鞋。这双鞋,我按价付钱:六十文工钱,加布钱四十文,共一百文。钱随信附上。杏园那杯酒,值三百文一斗,我喝了半杯,算一百五十文。你赔我一百文,尚欠五十文。这五十文,我不必你还。因为我已用它,买了三十斤炭,送给一个住在别人家廊下的人。”
写完,他把信折好,连同那一百文钱,一起交给赵元。
“送回去。”
“你疯了?”赵元说,“他送你鞋,是给你台阶。”
“我知道。”
“你知道还退?”
“我退的不是鞋。”李砚说,“我退的是‘两清’两个字。”
赵元看着他。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跟他两清。”李砚说,“两清了,就谁也不欠谁。谁也不欠谁,下一次他动我,就没有顾虑了。”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让他欠我。”李砚说,“五十文。不多。可他记着。”
赵元走了以后,第三天,崔家又来了一个人。
不是小厮,是个四十来岁的管事,穿青袍,说话很客气。
“李郎,我家郎君让我送这个来。”
是一封信。
信封上没有字。
李砚拆开。
里面是一张纸,纸上三行字:
“京兆李砚,才学优长,诗有汉魏之风。伏请明公加以拂拭。博陵崔景温。”
底下盖着崔景温的印。
这是荐书。
赌约的赌注。
李砚把信看了两遍。
“崔郎还有话吗?”
“郎君说,赌是赌,荐是荐。”管事说,“他输了,就得给。”
“他知道这封信值多少?”
“郎君说,值一个进士。”
李砚把信折好。
“替我谢崔郎。”
管事走了。
赵元晚上来,看见那封信,眼睛亮了。
“崔景温的荐书?”
“嗯。”
“你怎么不早说?”赵元说,“这封信,能投给三个人。三个人里,只要有一个肯说话,你省试就稳了。”
“我不投。”
赵元愣住了。
“为什么?”
“因为拿他的荐书,就是认他的门。”李砚说,“认了他的门,以后我就是崔家的人。崔家让我写什么,我就得写什么。”
“崔家不会让你写什么。”
“现在不会。”李砚说,“三年以后会。五年以后会。”
赵元看着他。
“你知不知道,长安有多少人想要这封信?”
“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把它压在箱底,明年还是落第?”
“知道。”
赵元沉默了很久。
“李砚。”
“嗯。”
“你这个人,迟早要吃亏。”
“我已经吃过了。”李砚说,“我今天还站在这儿。”
赵元走了以后,李砚坐在铺子里。
铺子里空了一半。炭卖了,筐摞在墙角。
三十斤炭,是他自己掏钱买的。九十文。
他没有在信里说明这件事。
他觉得不必说明。
四月十五,租期到。
他搬走了。
搬到了西市的东北角。
那一片是胡商的地界。回鹘人、粟特人、于阗人,开的都是小铺子,卖香料、卖皮货、卖刀子、卖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租金便宜。一季两贯,安元礼垫了一贯。
铺子比原来小一半。门框矮,他进去要低头。
可门口很宽。
他挂招牌的时候,特意挂在门里,离街界一尺二寸。
七娘问他为什么挂那么里。
“留半尺给别人走。”他说。
“可这条街上没人走。”
“将来会有人走。”
那天夜里,他坐在新铺子里,第一次觉得踏实。
不是因为铺子好。
是因为招牌上的四个字,是他自己写的。
写歪了,也是他写的。
他铺开纸,算这个月的账。
收入:卖炭,十四贯二百文。
支出:房租二贯,炭本八贯,母亲药钱八百文,杂用六百文。
结余:二贯八百文。
他看着这个数。
二贯八百文。
去年这个时候,他怀里有三枚铜钱。
他把笔放下,忽然想起一件事。
杏园那天,他光着脚站在沙地上。
那时候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
现在他有一间铺子,一块招牌,两个伙计,二贯八百文钱。
他还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这些东西,随时可以被人拿走。
铺子可以被人收,招牌可以被人砸,版可以被人劈,书可以被人烧,钱可以被人抢。
唯一拿不走的,是他脑子里的东西。
他拿起笔,在账本的最后,写了一行字:
“贞观元年四月,铺小,钱少,人一个。”
写完,他添了两个字:
“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