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边是绿灯》这灯不暗

19、第十九章 她投了反对票 码头那家店

　　码头那家店一个月下来，最赚钱的东西不是面，是塑料袋。我看着周报上写的六万多只塑料袋，以为他们改行搞批发。一问才知道，早班收银机上，打包袋和葱油饼的快捷键贴反了。
　　我到现场去看，店长一个劲道歉。我没叫他写检查，只问一件事：“账和实际收的钱，不可能对得上。是谁第一个发现的？”
　　一个瘦瘦的临时工举手。他已经报了四次错，没人给改，因为他没有权限，店长的申请要过三级审批，而他下个月合同就到期了。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出奇简单。技术员在后台把那个按钮恢复原位，再在屏幕边贴了一张纸，留了个活人真的会接的电话号码。
　　我把那张纸带去了年终会。带去的还有三份经过门店签字的账本。槐荫的菜钱，码头的饼钱，平洲夜里最后一锅米饭卖给谁。每本最后都有一页没办成的事。别人做汇报，都是功劳放在前边，我们先放了那六万个袋子。会议室里笑成一片，我自己笑得最大声。
　　到讨论明年计划的时候，就没人笑得出来了。
　　“新增盈利里拿一笔做带教，怎么核？”彭总问，“有人自己给自己排一堆课怎么办？”
　　“请受训店选老师。不是去讲一下午就算教过，带完以后，能在老师不在场时独立开档，双方再签。觉得学不会，可以要求换老师，钱不能从门店底薪里出。”
　　“谁挑试点？”
　　“给运营一半提名权。另一半留给门店自己申请。培训安排至少提前一周，夜班有权拒绝临时外派。”
　　“你跟他们开会开出瘾来了。什么都投票，到底谁负责？”
　　“我负责签字和交结果。”我说，“听他们的跟我负责，这两件事不矛盾。”
　　屋里有位老总放下笔：“说得好听。如果是刚刚那六万只袋子，年底分红你认哪本账？”
　　我把临时工的报告递给他。上面四个日期，连顾客付的钱差几毛都记着。数据不能拿来撒谎，但能因为没人愿意听实话，变得像谎话那么顺眼。最早提出有错的人，在现行的绩效表上只挂了个“提醒不及时”。我已经请人撤掉。至于分红，先校正账本，再公示，各店可以申诉。
　　“我不能保证永远不出这种错。我能保证下次有人看见了，不用冒丢工作的风险开口。”我说。
　　那场会开到下午三点，盒饭冷了两次。我没赢下所有事。提名名额最后只批了三分之一，带教补贴还有封顶数。可预算里头一次单列了“门店带教”，不再从谁的好心里东挪一点西抠一点。区域项目考核表最后多了两个签名栏，给接收店和派出店。两边缺一个字，都不能说成功复制。
　　面试通知发下来以前，我遇到过一次比回答彭总更难的问话。
　　我妈打电话问我，忙完了能不能陪她去买条裙子。我到商场时她正对着一面镜子发愁，手里捏着两条颜色差不多的裙子，一条有折扣，一条没有。她说她觉得右边这条穿着舒服，可左边正在打五折，导购员都夸左边的衬肤色。我叫她两条都穿上试试，她却先把导购员叫到了一旁，小声叮嘱她千万别给我看吊牌。
　　我突然记起来，我筹备婚礼那年，也替她挑过一条裙子。裙身暗红，硬得很，从腰到胸一排扣子，她试的时候连手都抬不高。我坚持给她买，因为照片上那条显年轻。提起来我自己先不好意思了，她也记得，还告诉我她怕我难过，后来一直没舍得退，直到我退婚才终于把那条裙子剪了，裁成两只喜庆的枕头套。
　　“那你早告诉我呀。”
　　“你那阵忙得走路都能摔一跤，跟你说有什么用？我又不是急等一条裙子穿。”
　　我陪她去隔壁买了两杯酸梅汤，坐在长椅上，看她一点一点把吸管套上那条折得齐整的纸衣撕开。她忽然问：“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要是人家不给你升官，你还高兴不高兴？”
　　我没法马上回答。我确实为别人的一句肯定吃过很大的亏。以前等一个男人肯不肯点头让我做他家的女主人，如今会不会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等一个人说我够不够格？
　　我告诉她，升不上去肯定会难过。我喜欢把事情办成，也想拿高一点的工资，能在想买一条舒服的裙子时，不用先看它是不是五折。可要是真不成，码头的面也还是得吃，槐荫那姑娘的培训补贴也得发。做这些不是谁给我的一项奖励。就算没有那个头衔，我做过的事情不会倒扣回去。
　　我妈低头喝了口酸梅汤，嫌淡，向我抱怨现在人舍不得放乌梅，全靠颜色好看。说完她站起来去试右边那条裙子。她在镜子前转了个身，裙摆刚好过膝，侧边有两个口袋，她把手伸进去，摸到店里新衣服特有的那层护口线，笑得好看极了。
　　那天我们没买打折那条，也没让我付钱。她自己在收银台打开手机，先领了张会员券，再按住支付键完成付款，动作比我还快。我们回程时她问我车上空调好不好，打算下次自己来。她看中的是一个插花班，每周三早上上课，隔壁商场一楼有家汤粉店，全班阿姨约好学完一起吃午饭。
　　她竟也有我不知道的烦恼、班级和一顿约好的午饭。走到路口我才忍不住问：“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那个班？”
　　“你不是也没有每次都告诉我你中午吃了啥嘛。”她昂着头，快步上了公交。我坐在她后排，看她冲司机熟门熟路打招呼。原来不是只有我在找自己的新生活。我挺喜欢这个发现。
　　半个月后，公司公开招聘区域运营负责人。这回不是三天的临时帽子，有岗位工资，有十二个月的考核期，赔钱也得自己去解释。我拿着简历，自己坐公交去了。
　　我面试前在洗手间对镜子练了好几遍开场。隔间里传出来一个声音：“江经理，已经相当清楚了。可以先给我递点纸吗？”
　　是小何。她在里面憋了好久，不好意思打岔。
　　我笑得气都喘不上来。进会场时我反倒不紧张了，最后没用那些排比句，就说了三句话：我做过两家花钱的店，三家挣钱的店；我会分辨这两种店，也愿意让别人教我；区域负责人不能只去参加开业剪彩，得有人告诉我哪天该关门。
　　面试最后一轮，门店代表有一票。唐蕾坐在对面，一身黑西装，明显不太合肩，是她姐姐的。她问我：“区域办公室放在哪里？”
　　“暂时放在平洲二楼。我比较熟。”
　　她没再追问。后来计票，反对四票，赞成十一票。我拿到岗位通知那天中午，她坦坦荡荡告诉我，四票里有她的一票。
　　“为什么？”
　　“你听听自己说的话。你比较熟，所以所有外店的人每次开会都得跑来平洲。你上周才说，槐荫的人为了四十分钟会，在路上来回花了三个小时。”她咬一口豆沙包，“别的我挺服你。这条我不服。”
　　我头天晚上还设想要不要请她来做我的副手，就因为这一票，我咽下了已经到嘴边的提议。
　　“那你自己想做什么？总不能一辈子在夜班替我盯糊掉的锅底。”
　　“我想竞聘店长。”她说，“先说好，可不可以不用你的推荐信？”
　　“可以。”我递给她纸巾，“你这里有点豆沙。”
　　她擦的是左边，我指了指右边。两个月以后，平洲店店长的办公室搬进一双带泥点的旧雨靴。唐蕾不当我的副手。她有自己的门可以开。
　　区域例会改在线上，每个季度换一家店碰头。第一次轮到码头。我四点半站在收银台后，那个发现按钮贴反了的小伙子买了一张饼，一边扫码一边喊我：“江经理，你们车又挡我们卸货了！”
　　我忙跑出去挪。背后有人说：“就是她？不像个总。”
　　“她不像个会倒车的倒是真的。”
　　我摇下车窗：“我都听见啦！来个会倒的帮我看一眼！”
　　他们笑着走过来，一个看车头，一个看车尾。天色泛白，码头上有人在唱不知哪年的歌。我第一次觉得，别人喊我一声江总，不如喊我一声往左打来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