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边是绿灯》这灯不暗

20、第二十章 我这边是绿灯 来年春天，

　　来年春天，我收到一张错寄的明信片。
　　寄件人是家婚礼酒店。卡片上写着“秦先生、江女士，愿你们的爱历久弥新”，底下是周年套餐的折扣。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想起当初自己是如何趴在窗台上，用计算器一遍遍算每桌省下来多少钱可以换一束花。那天算到天色都黑了也舍不得开灯，微信里等一句“辛苦了落落”，等得比花开还认真。
　　我给酒店打电话，请他们把我从名单里撤掉。前台很不好意思，连声道歉，又问我是否需要她把秦先生的一起取消。
　　“别人的我不替他作主。处理我的就行。”
　　不到五分钟，一条确认短信弹出来。我扔掉明信片，下楼去取快递。包裹里是给我自己买的新鞋，灰扑扑的，宽鞋头，久站不累。以前我试鞋时，总会站直了在镜子前比较显不显腿长，现在我专门挑楼梯走两个来回，膝盖舒服才掏钱。
　　那年我过得挺实在。有家店关门，结束那天我陪十几个摊主一个个点完器具；也有一家小得只能排六张凳子的店，每天能卖掉四大桶粥。罗婶买了一台新冷柜，特别得意地请我去看。新柜还没拆封，小时候抬进屋的那只洗菜盆倒还在用，她改用红胶布粘着缺口，说这样更喜庆。
　　“你晓得我昨天遇见谁？”罗婶问。
　　“要是送货的周师傅，又该说我倒车了。”
　　“你先前那个对象。买了两个茄盒，扫完码就走，没说别的。”她拿着夹子想了想，“我也没说别的。我这儿茄盒六块钱，他给六块就能拿走。”
　　我觉得很好。某个人终于成了一个买茄盒的客人，不必好到值得原谅，也不必坏到所有卖饭的人都得拒绝他的付款码。他活着。这三个字落在我心里，轻重都合适。
　　一个周末，方梨拉我去看一场学生画展。展馆在旧少年宫里，路窄得车子拐不进，两个穿着校服的小姑娘蹲在门口，用粉笔在地上写“还有车位，请自行想办法”。我问这句谁教的，她们说是实话，不用教。
　　展厅最后一面墙上有幅速写，小孩画得手大脚短，举着一只缺耳朵的兔子。署名是个七岁女孩，指导老师的名字我认识：廖铭。我没有拍照，也没有打听他的电话号码。只在征集留言的贴纸上写了句：“兔子这只耳朵掉到哪儿去了？”
　　临走时，一个扎辫子的女孩追出来：“阿姨，它没有掉！它斜着脑袋，你才看不见那只耳朵。”
　　我蹲下来，和她一起重新看那张画。这回我看见了，纸的右下角有一小块粉色，从小孩手臂后面探出来。我说是我看错了。她十分宽厚：“没关系，很多大人第一次都不知道。”
　　我请她给我介绍别的画。她牵着我绕了半圈，跟我讲展览最重要的秘密：有两张画是画倒了挂的，老师都没看出来。我没拆穿，两张画是抽象派，倒过来也像正的。她说起画来眼睛亮得很。我想，廖铭教过的小朋友这么愿意说话，大概也有过些不错的下午。他跟秦晋后来如何，跟我没有关系。活着的人不必把结局寄给谁审阅。
　　方梨在门外等我，举起相机咔嚓一声。我嫌她抓拍惯了，连我头发劈成中分也拍。她当着我的面把照相机屏幕转过来。
　　照片里，女孩一只手搭在我肩上，亮着一颗新换的门牙。我偏着头，笑得很认真。说老实话，那天我眼下有两团青，风把头发掀得很乱，脸上也没扑粉。但我很喜欢那张照片。
　　“洗一张。不要修我的脸。”我说。
　　“早几百年就不替你修脸了，省得你以后说我的审美得进步。”
　　我们往路口走。方梨忽然问我，有没有想过自己这么能干，以后人家跟我谈恋爱得多有压力。我琢磨半天，告诉她这大概是那个人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就不要谈。她听完一乐：“那你自己会不会也想有人给你做个饭，发个消息，问问什么时候回家？”
　　“会。”我说，“我也想下班有人接，去医院有人陪。我没把独立活成一个什么都不许想的规矩。遇见合适的人，我也会告诉他我乐意。只是没有的时候，家里的饭照样要开火。”
　　她停下来：“那你今晚乐意请我吃饭吗？”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方梨帮我给旧照片找了一只相框，是街角小铺最便宜的木头架子。我们两个穷讲究半天，最后一致同意让画展那张斜着摆，因为我当时笑得也歪。我家里不再有从别人家搬来不知如何退回的东西。我甚至特意把客厅墙空出一米宽，决定以后去一个地方就往上贴一张车票，旅行不用选风景最好的，能叫我记住点什么就成。
　　搬家后的第一个周末，我把朋友们请到新住处吃饭。屋子太窄，没有能坐下八个人的长桌。唐蕾从平洲店抬来一张折叠桌，罗婶扛着一整口电锅上门，方梨没带相机，拎着八只不同颜色的搪瓷杯，说好以后每人认自己的颜色，免得每次来都问杯子该用哪一只。
　　那顿饭做得七零八落。西红柿忘了放盐，排骨被我炖散，蛋皮翻到一半掉在灶上。我正手忙脚乱地拿筷子抢救，罗婶站在厨房门边欣赏半天，压根没有接手的意思：“你们请我来做客，我今天就偏不动手。要是实在难吃，锅子里有我临出门卤的鸭翅膀。”
　　结果蛋皮放到最后竟然吃完了，大家拿那点碎片浇饭。锅里的鸭翅膀她执意留给我，怕我第二天收拾屋子无心做饭。唐蕾说要玩个俗游戏，猜我当了经理以后到底存了多少钱。我说大概够请你们吃很多顿这样的饭，她白我一眼：“看你这个抠样子，我估计存得不少。”
　　谁也没拿出手机给这一桌菜拍照。吃完时方梨突发奇想，叫我们一人拿一只杯子到阳台上站着，对着玻璃门拍了一张一塌糊涂的合照。那上面罗婶只有半张脸，唐蕾低头在找拖鞋，方梨的手挡住了我左眼，玻璃后面还能看见一水池没刷的碗。
　　她让我给那张照片想个名字，以后冲洗出来，挂在那一米空墙的头一个位置。我想了半天，想起当初精调细修过多少回的婚纱照。这张照片里谁也没有穿得比那会儿好，连相框都是旧木头做的，可是在这群人中间，我一眼就能找到自己。
　　“就叫吃过了吧。”我说。
　　那晚人散了，我一点也不害怕客厅的安静。我把碗放进水里，开着歌边听边洗，剩下两只没洗的留到第二天。窗外有厨师在后巷摔锅，有骑车的孩子在笑，一家人抬杠说起另一个人的普通话不标准。从前我受不了一个人待在没有灯的屋里，像是全世界都有人去赴约，唯独自己被剩了下来。现在我能把灯关掉，听风吹进屋里，再按心情决定要不要去赴我自己的约。
　　临睡前我把一只蓝搪瓷杯放在床边，是我的那只。杯子底部有个极细的白点，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用指腹摸了摸，没有划手。它有一点小瑕疵，我还是喜欢它。我关掉床头灯，睡得很好。
　　那个春天，我给自己买了一张船票。新开的航线，顺着江一直往下游走，沿岸能看见成片白色的芦苇。船票不贵，起航时间却要命，早上六点。我约方梨，她要拍婚礼。约唐蕾，店里换班。后来想起我也不必非等人有空，就订了一张靠窗的座位。
　　出发前一天，我关掉工作提醒，把代理权限交给唐蕾。她伸手来接钥匙，认真地说：“你能不能别给我带纪念品了？三家店的文化衫我每件都有。”
　　“来回就两天，没有纪念品。”
　　“那就好。真想给我带点什么，你给我带张你睡到十点的照片。”
　　船六点开，怎么睡到十点。这姑娘当了店长，还会给人下做不到的指标。
　　第二天清早街上有雾。我穿着那双不显腿长的鞋，把一件薄外套塞进背包。街口的小吃摊刚推出来，炉子烧得暖。我买了一只包子，摊主问我等不等新出锅的，比手上的热。
　　“等。”我说。
　　一个包子要等三分钟。一辈子有些事也只要肯多等这三分钟，就能听清楚自己到底愿不愿意。以前的我忙得很，赶着被爱，赶着答应，赶着怕人从我身边走开。现在我吃完包子再赶船，完全来得及。
　　我过马路时没看手机。对面红灯，旁边有个人先走了，我没跟。青灯亮起来时，雾已经散了一些，我看见码头边停着一艘白船，舷窗一个挨一个，被晨光照得发亮。
　　我刷了自己的票。舷梯上，船员接过一位老人的箱子，问后面还有没有同行的人。
　　“没有。”我把背包往肩上一提，“我就一个。”
　　他侧过身，让出路来。
　　“那也开船。”他说。
　　我笑着跨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