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边是绿灯》这灯不暗

17、第十七章 最贵的一勺豆腐 那天我没能

　　那天我没能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推门进去，往桌上扔一叠证据，再端着咖啡走人。
　　我推门的时候手被挂住了。会议室门把手上拴着半截红绳，缠住了我的袖扣。我越想快点挣脱，那绳就勒得越紧。最后还是财务小何拿签字笔帮我挑开的。九个人看着我在门边站了整整半分钟。等我坐下，我只想喝水。
　　彭总把纸推到我面前，是已经订好的招牌、灯箱和前期宣传费用。我停一家，账面上就多一笔闲置。
　　“你说有人吃亏，那我们已经付掉的钱算谁的？”
　　“算项目的。是我的判断出了问题，不能报成门店配合不力。整改期间我不拿推广奖。”
　　“这不是你请客吃饭。一笔奖金填不平十六家店。”
　　“所以我没说把店关了。”我摊开槐荫的进货单，“昨天卖得最好的三样，你们猜是什么？”
　　投影屏幕上是海报：茄盒、烧鸭、邻里豆腐。小何已经翻过账，实在没忍住笑：“白饭、打包盒、海带汤。”
　　槐荫旁边有家康复医院。昨晚那些看起来很热闹的顾客，半数是来买饭回去配病号餐的陪护。豆腐下午五点就没了，不是卖得多，是那家店的师傅做不好，罗婶手把手教他，统共才出了一小锅。灯箱上的价钱是九块，平摊上两个师傅耗掉的时间，每卖一勺要倒贴十二块。
　　“要真跟平洲一模一样，槐荫还得把医院拆了换成小区。”我说完才发现自己讲得有些冲，缓了一下，“我去过一次，开门当天才知道这些。这才是我的责任。”
　　我提出只保留槐荫，改做陪护带餐，先试十天。借调过来的每个人，按小时给培训补贴，谁的手艺挂招牌，谁另签授权；不肯签就另取菜名，不能挂人家的照片。门店可以对菜单和开档时段说不。最后一项，参与培训的人共同评估一家店能不能自己开下去，不再只由我签字。
　　彭总听完只答应先谈槐荫，撤掉了我牵头十六店推广的任命。这个结果我料到了，可回到工位，看见原先发给我的会议提醒一条条消失，还是难过。我想我原来也没那么洒脱。我在电梯里装过好几次接电话，偷偷练怎么介绍自己是区域项目负责人。
　　下午我去了槐荫。唐蕾蹲在水池边捞被菜叶卡住的滤网，见我进门，给我递过来一副橡胶手套。
　　“扣钱来了？”
　　“摘我帽子了。”
　　“那么好看的帽子，戴了几天？”
　　“三天。”
　　她算了算：“那也不能叫试用期。顶多算无理由退货。”
　　我俩都笑了。我等她笑完，把我写的检讨给她看。里面没有一句“大家都辛苦了”，只有各人的工时和车费。我在下面签了名，留了她复核的地方。
　　她没急着拿笔。“你别觉得今天给了我几十块，往后我就肯一直出差。出发头天才告诉我要住外地，我家那只猫饿得把纸箱咬了个洞。我跟你说这些不是卖惨，我也要事先知道，好选。”
　　我答应她。过会儿我又说，其实当时我看见的是自己的名字，看见平洲终于出名，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再三天，我恐怕连她去了哪儿都想不起来。
　　“喜欢名字挂上去没什么。”她把手套翻面晾在池边，“你就别喜欢到看不见我们的。”
　　那阵子我很少能按点下班。头三天光问陪护要什么就记满了一本。一个给丈夫送饭的女人说，劳驾别在盒盖上贴那么大一张招贴纸，拿去热饭撕不干净。一个小伙子只问汤能不能买半碗：“奶奶只能喝两勺，我把一大碗拎回去，她总觉得自己浪费，硬撑着要喝完。”
　　后来槐荫不用大海报了，在每个菜盆上夹一张小卡片，写清楚口味、出锅时间、能不能分小份。没有医生背书，没有所谓调养奇方。就是楼下多了一家愿意把一块豆腐切成两半卖的店。
　　槐荫改菜单的时候，我们有一项怎么也谈不拢：半份是不是应该按原价的一半卖。店长说，半份也得用一只碗，跑堂也得送一次，照半价卖一个月要多赔一千来块。罗婶说，两个人要是一份分着吃呢，难不成还追出去把第二双筷子要回来。
　　我让他们俩先别吵，自己在窗口站了一个午市。盛菜的勺子长，夹馄饨的漏勺沉，没到十二点我手腕就疼得厉害。一个老先生来要半份青菜，我还想着扣掉半勺，手一抖，多出来两根。他很认真地说：“姑娘，你不用怕给少了。我是真吃不完。”
　　我就问他每次来买什么。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儿女用不同颜色写了每顿要给老太太带的饭。午饭和晚饭中间只有六个小时，剩菜没有地方存，买多了只能一口一口往自己肚子里送。他和老伴儿俩人原来吃差不多的钱，现在谁都吃不踏实。这一张纸，比我在办公室画出的二十个消费场景都具体。
　　我们后来想出个不漂亮但管用的办法。正价盒饭配一只两格碗，两格可以各要半份，不另收钱；临时要加一个空饭盒，盒子照进价卖。窗口贴了一张大字条，老先生读完，认认真真给我挑了个错：“你们这儿写的两荤一素，那个素菜是猪油炒的，真介意这个的人吃不了。”
　　店长先嫌他多事，过一会儿还是给厨师打电话确认。次日招牌上的“素”换成了“蔬”。中午总算有人愿意带孩子来吃饭了，有人朝我们窗口竖拇指，也有人嫌菜油。我挺爱听嫌菜油的人说话，他不是来成全我们感人的创业故事的，他付了钱，就有资格对一勺菜有点意见。
　　我那几天身上常带一只空碗。看见饭盒剩了半盘菜，我端着碗去问吃饭的人：是卖多了，还是不好吃？唐蕾说我的表情像个接生意失败的媒婆，不死心地拦着人家问到底看不上男方哪一点。问到第八个人，我们终于抓到一条有用的：烩菜里那片肉皮太韧，牙口好的觉得香，戴假牙的人根本咬不动。师傅把肉皮换了刀法，切短些，再多炖一阵。还是那锅肉，第二天收回来的泔水少了整整半桶。
　　这件事没上总部简报。可一个月过去，半桶接着半桶，省下来的食材钱，既够那位师傅的带教补贴，也够我们把夜班的塑料凳换成能靠背的椅子。搬椅子那天唐蕾把椅背拍了拍：“你听，从用户需求到商业闭环，最后是这么个响动。”
　　咚的一声，结结实实。我这辈子没听过这么动听的汇报。
　　第十天，一个老人拿着两个空罐头瓶找我，说一只带汤，一只装剥壳的卤蛋。家里人明天出院，特地来道一声谢。我问她吃的还习惯吗。她说其实一般，病人嘴苦，吃什么都觉得一般。我笑了：“那还谢什么？”
　　“买俩鸡蛋也有人当正经生意做，该谢。”
　　晚上我们算了第一笔真正的净收益，把人力、借调、损耗和我出差的车票一笔笔扣进去，数字少得发寒。但已经是正数。唐蕾用红笔把它圈住，纸拍平，认认真真签了名字。
　　总部问，这一套能不能给第二家用。
　　我说可以给，先问他们要不要。等了大半天，对面传来回复：“要。不过我们不要卖鸡蛋。我们这边凌晨四点一批码头工人下班，能不能卖面？”
　　我把消息念给唐蕾听。她正拧松水龙头上缠着的旧胶布，嘴里咬着一边，含混地说：“别问咱，去问凌晨四点下班的人。”
　　这次，她的名字和我的名字，签在同一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