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爱情》美女邱莹莹

8、第 8 章

　　五金爱情

　　第七章弹簧与砝码

　　高二下学期的开学典礼上，校长的讲话里第一次密集地出现了“高考”这个词。

　　他说高二是分水岭，高三就是冲刺线。他说这学期的知识量相当于高一全年的一点五倍。他说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把每一天都当成高考倒计时来活。大礼堂里鸦雀无声，连平时最闹的李志鹏都安静了。我坐在五班的队伍里，侧头往三班的方向看了一眼。隔着好几排人，我只看到蔡环环半个后脑勺——马尾扎得干净利落，背挺得很直，一动不动地听着。

　　开学典礼散场后，我在教学楼走廊上等到她。她抱着新课本走过来，每一本都用旧挂历纸包了书皮——这个习惯从初一到高二从来没断过。她抬起头看着我的时候，我发现她眼睛里有一种光，跟高一的“不甘心”不太一样。那是更沉的东西，更坚定，像是已经在心里把未来两年的每一天都排好了。

　　“听到了吗？”她把课本往怀里紧了紧，“校长的意思是——这学期要把高三的一半内容学完。”

　　“听到了。”

　　“那你什么打算？”

　　“跟着你的节奏跑。”我说。

　　她嘴角动了动，从兜里掏出一颗糖放在我手心里。今天是薄荷味的，白色的。然后抱着课本往三班教室走去，走了两步回头补了一句：“这次不许掉队。”

　　我没有掉队。高二下学期是整个高中三年课业最密集的一段，每天都有新知识，每科都在赶进度，作业和考试像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数学从解析几何杀进了导数和微积分初步，物理在电磁学的基础上加入了热力学，化学开始了有机化学的大单元。我在课桌上贴了一张便利贴，写着“追上蔡环环”五个字，被李志鹏看见了，他说你他妈有病吧，排名就在你前面还要追。我说正因为就在前面才要追——看得见背影，追起来才有方向。

　　但三月初的一天，蔡环环缺席了。

　　那天上午第二节课间，我去三班门口找她，她同桌说她没来，也没请假。我打她手机——关机。打她弟阿杰的手机——没人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从来不会无故缺课。初三那年她妈咳血她都没缺课，高二上次她妈住院她当天晚上赶回泉州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教室里。这个人对上课这件事的执念，比螺丝的螺纹还死。

　　我找到三班班主任王老师。王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教物理，戴一副金丝眼镜，对学生很负责。她说她也联系不上蔡环环，正在考虑要不要通知学校。我说王老师，她可能家里有急事，我先回石狮看看。王老师犹豫了一下，说你现在在上课——我说我请假，下午的课晚上补。她看了我一眼，大概是被我脸上的表情说服了，点了点头，说注意安全。

　　我骑着电动车从泉州往石狮赶。三月的海风还很冷，打在脸上像细密的针尖。骑到祥芝渔港的时候快中午了，远远看见阿环五金的蓝色招牌还挂着，但门口的情况让我整个人都凉了——卷帘门半开着，门口围了几个人，是附近的渔民和邻居，都在探头往里看。一辆面包车停在路边，车身上印着“某某律师事务所”的字样，后车厢门开着，有两个人在往里面搬纸箱。纸箱上写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字，但纸箱里面装的东西我认识——是阿环五金的货。螺丝、角阀、尼龙绳、密封胶。

　　我把电动车往路边一扔，三步并两步冲进铺子。蔡环环站在柜台前面，两只手死死撑着玻璃台面，背挺得笔直。她妈坐在旁边的竹椅上，脸色白得像纸，捂着胸口在喘。她弟阿杰蹲在角落里，脸上有一道红印——不是被打的，是急哭了之后用手背蹭的。铺子里的货架已经被搬空了一大半，地上散落着一些零碎的配件和踩碎的纸箱皮。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灰扑扑的味道，混着铁锈和旧木头的气息。

　　柜台对面站着三个人。一个是蔡环环的二叔，皮夹克还是那件皮夹克，嘴里叼着一根烟，脸上挂着一种不紧不慢的笑容。另一个男人穿灰色西装，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看起来像个律师。还有一个穿格子衫的胖子，腰间挂着一大串钥匙，应该是房东。

　　“侄女，不是二叔不给你面子。”二叔把烟从嘴里取下来，弹了弹烟灰，“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这间铺子的租赁合同终止，限你们三十天内搬离。今天是来执行清点的。”

　　蔡环环没有说话。她的手指攥着柜台边缘，指节发白，嘴唇抿成一条线。她的目光不是看着二叔，而是看着那些被搬走的货箱——她爸留下的最后一批螺丝就在那个货架最上层，她说过“不卖，留着当念想”。现在连那个念想也在被往外搬。

　　“环环。”我走到她旁边，把声音放得很稳，“我来了。”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的情绪只露出了一瞬——愤怒、不甘、委屈、倔强，全都在那双眼睛里交织着翻涌了一刹那，然后被她硬生生压回去了。“你怎么来了？”

　　“你手机关机。”

　　“没电了。”她说得很平淡，“昨天晚上接到法院的判决书，我妈一夜没睡。今天早上他们就来搬东西了。”

　　我转向那个夹公文包的律师，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请问你是哪家律所的？强制执行的依据是什么？可以出示一下判决书原件吗？”

　　律师看了我一眼，大概在判断我是什么身份。然后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递给我——民事判决书，石狮市人民法院的章，红印是真的。我快速扫了一遍——原告是蔡环环二叔，被告是她妈，诉讼请求是“解除租赁合同并返还房屋”。判决结果：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是房东与原承租人（蔡环环她妈）之间的租赁合同因出租人单方解除而终止，而房东已将该房屋另行出租给原告，原告依法享有租赁权。更致命的是，她妈没有请律师，也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我的手指发凉。这份判决书从法理上挑不出毛病——房东确实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只要按约定支付违约金。而违约金有多少？我扫了一眼——三个月租金，合计九千块。二叔替房东出了这笔钱，换来了房东与他签约。

　　“看明白了吗？”二叔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走到我面前，“判决书写得清清楚楚。你们之前那份合同已经终止了。现在这间铺子是我的。”

　　“违约金呢？”我看着判决书上的条款，“合同里写了房东单方面解约要赔钱。你们赔的九千块呢？”

　　二叔的笑容僵了半秒，然后恢复了。“违约金当然给了——”

　　“给我妈了吗？”蔡环环突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锋利，“那九千块打到谁的卡上了？我妈没收到。判决书上写的是‘已支付’，但收款账户不是我妈的。”

　　律师的脸色微微变了。他翻了一下卷宗，说了一句“这个细节需要核实”。然后转头低声跟二叔说了几句话。二叔的脸色变得不太好，挥了挥手说“先把货搬完，钱的事后面再说”。

　　“等一下。”我把那份判决书从上到下又看了一遍，在第几条第几款的地方停住了，“判决书上写的租赁标的是‘祥芝镇渔港路17号一层’，面积是‘约60平方米’。但这间铺子后面还有一个隔间——就是她们母女俩住的那个。隔间在不在租约范围内？如果不在，你们无权进入隔间搬东西。”

　　律师愣了一下，翻开合同复印件对照了一下。蔡环环在旁边说了一句：“隔间是我爸自己加的。原来租的时候没有，他自己砌的墙。房产证上没有。”

　　“那就更清楚了，”我说，“隔间不是租赁标的，里面的东西也不是。你们搬货架可以，但不能进隔间。”

　　律师沉默了几秒，然后对搬货的那两个人说：“先停一下。”

　　二叔的脸色彻底沉了。他把叼在嘴角的烟头取下来，用手指掐灭了，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那种目光很像我曾在批发市场里见过的地痞——就是那种习惯于靠威势压人、一旦发现对方不吃这一套就会恼怒的人。

　　“你小子，”他往前走了一步，“你一个外人，到底要掺和到什么时候？”

　　“叔叔，我再说一遍——我是环环的同学。”我没有往后退，“你自己心里清楚那九千块违约金在哪。如果那笔钱根本没有给她妈，判决书上的‘已支付’就是伪证。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律师的额角渗出了一层薄汗。他合上卷宗，扯了扯二叔的袖子，压低声音说了一句什么。二叔甩开他的手，指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撂下一句话——“今天到此为止。改天再来。判决书在这里，搬是早晚的事。”

　　他转身走出铺子，皮夹克的衣角甩了一下。律师跟在后面，最后是那个挂钥匙的房东——他倒是回头看了一眼，眼神里有一点愧疚，但更多的是无所谓。这种表情我见得太多了——小地方的房东，谁出价高就租给谁，什么旧情什么合同，在加价面前都是废纸。

　　二叔他们一走，门口围观的邻居也慢慢散了。阿海叔从隔壁赶过来，手里还拿着一把沾着机油的扳手，显然是听说消息之后放下手里的活就冲过来了。他骂骂咧咧地说要去追那些人，被蔡环环拦住了。

　　“别追。追了也没用。”她的声音恢复了平静——那种比她妈还成熟的、把所有情绪都压在底下的平静，“判决书是真的。只是那九千块的事能拖一阵。”

　　她妈坐在竹椅上，捂着胸口，嘴唇发紫。蔡环环蹲到她妈面前，握住她妈的手，轻声说了几句闽南语。我听不太全，大意是“妈你别怕，铺子没了就没了，你身体不能垮”。然后她站起来，对阿海叔说：“阿海叔，帮我把我妈扶到后面休息。隔间里的东西他们不能动，我妈先住着。”

　　阿海叔把她妈扶进了后面的隔间。铺子里只剩下我和她，还有蹲在角落里一直没有出声的阿杰。货架空了大半，地上散落着螺丝钉、破纸箱、碎掉的尼龙绳样品。阳光从卷帘门的缝隙里漏进来，把这些狼藉照得清清楚楚。她蹲下来，一颗一颗地捡地上的螺丝。M4自攻螺丝、M6不锈钢、M8镀锌——她捡起来的每颗都分类放回仅剩的几个货架格子里。

　　我也蹲下来帮她捡。“刚才你说到隔间是你爸砌的，我才想到那个论点。”

　　“你反应很快。”她把一颗螺丝放回格子里，“那九千块的事，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说‘收款账户不是我妈的’，我就顺着你说的往下编。没想到真说中了。”我停了一下，“判决书上的支付凭证可能是伪造的。这已经不只是民事纠纷了，涉及伪证就是刑事问题。我们可以报警。”

　　“可以。但需要律师。”她站起来，把最后一个货架格子整理好，“请律师要钱。我家现在最缺的就是钱。”

　　“那九千块你如果能追回来——”

　　“打官司追九千块，律师费就要好几千。就算赢了，到手也没剩多少。而且打官司要时间，我妈的身体等不了，我弟的学习也等不了，我的高考更等不了。”她把一颗螺丝放到货架上，声音平得像在做数学题，“汉钦，我算过账了。这间铺子每个月净赚不到两千块，一年两万多，不如我去做兼职赚得多。所以铺子没了，对我家来说不是灭顶之灾。让我妈安安心心养病，比什么都值。”

　　她把那颗螺丝推到货架最里面，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我。表情很平静，眼睛很亮，下巴微微抬着——那种跟全世界较劲的姿态。

　　“但是。”她说。

　　“但是？”

　　“但是这间铺子是我爸留下的。他们用假证据抢走它——我不认。”她的声音里终于出现了一丝压不住的颤抖，“不是因为钱。是因为这是我爸最后一间铺子。他的船我没护住，这间铺子我要护到底。”

　　我看着她。她说完这句话就把嘴抿起来了，下巴还在发抖，但她没有再往下说。她从来不让自己在情绪里待太久——刚才那两句话，已经是她难得允许自己流露的全部。

　　“阿海叔认识的人多，”我说，“问问他，看有没有认识的律师愿意接这种案子。另外——法院判决书上说三十天内搬。三十天，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什么？”

　　“上诉期过了，但可以申请再审。如果那九千块的支付凭证真是伪造的，就是新证据。有证据就可以翻案。”我把手里的螺丝放回她手心里，“这不是讲价的事。这是打假。”

　　她攥着那颗螺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嘴角往上翘了一点点。不是笑——是那种在黑暗里走了很久忽然看到一小束光的表情。

　　“帮我查一下再审的程序。”她说。

　　“已经在想了。”

　　“还有——”

　　“什么？”

　　“谢谢你今天骑回来。”她把那颗螺丝放进口袋，跟糖放在一起，“你不是外人。你是张汉钦。”

　　中午，我帮她把铺子里剩下没被搬走的东西全部整理了一遍。还能卖的货不多了，大概够撑一两个月。她一边整理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每种型号还剩多少、成本多少、卖完能回笼多少资金。她把这当成一次清盘，每一项都算得清清楚楚。算完之后她把笔放下，说了一个数字。我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

　　“够撑到高考。”她说，“隔间不要租金，我们住着不花钱。我妈的药费有医保，自付部分不多。阿杰的学费义务教育，生活费省着点够用。”

　　“你呢？你自己的生活费。”

　　“我还有奖学金。期中考试再拿一次，够我撑到高三毕业。”她把笔记本合上，语气好像只是在说今天的天气，“别的我不需要。”

　　“环环——”

　　“汉钦。”她打断我，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目光很坚定，“我不会让任何人觉得我可怜。尤其不会让你觉得。你帮我可以，但不要帮我太多。我自己能扛得住。”

　　我点了点头。

　　她低头从兜里掏出今天的糖放在柜台上，推到中间。两颗。橘子味的。

　　“一人一颗。”她剥开自己的那颗，塞进嘴里。

　　我把另一颗剥开塞进嘴里。橘子味的酸意在口腔里化开，跟三年前在批发市场第一次吃到的橘子糖味道一模一样。不一样的是那时候我们各吃各的，今天她特意放在柜台上说“一人一颗”。

　　那天下午我骑车回泉州。离开之前，蔡环环把一份手写的再审申请书草稿交给我，让我帮她查漏补缺。她的字迹跟平时一样工整，但在写到“先父蔡明发”的时候笔锋明显顿了一下，纸张上有一个很小的凹陷，是她用力太猛戳出来的。我把那份草稿折好放进口袋里，贴胸口的位置。

　　回到学校已经傍晚了。陈铭宇在教室门口等我，把今天所有科目的笔记都复印了一份递给我，上面甚至还用红笔标了重点。“你同桌呢？”他问。我说家里有点事。他没有追问，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有需要帮忙的就说”。

　　李志鹏晚上跑到我宿舍来，带着一包从校外小吃街买的炸鸡排。他坐在我的下铺上啃鸡排啃得满嘴油，听完我讲白天的事，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说了一句我完全没想到的话——“你爸不是在香江路开了二十年铺子吗？房东那边的门道他肯定熟。你问问他。”

　　我愣了一下。李志鹏说的没错——我确实从来没想过找我爸帮忙。从小到大我习惯了所有事都自己扛，跟我爸学的。

　　那天晚上我给我爸打了电话。电话接通的时候他那边很吵，应该在铺子里看电视，抗日神剧的背景音一如既往地炸耳朵。我说爸，环环家的铺子被她二叔抢了，房东毁约，法院判决有问题。你能不能帮我问问——我没说完，他打断我。

　　“环环她二叔叫什么名字？”

　　“蔡明辉。”

　　“房东呢？”

　　“姓郭，渔港路那片的老房东。”

　　“知道了。”电话那边沉默了大概十秒钟。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握着手机愣在原地的话——“蔡明辉这个人，以前在香江路混过。欠了一屁股赌债，后来跑路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不知道。”

　　“你不用管了。我找人问问。”然后他挂了。

　　我拿着手机，听着听筒里嘟嘟嘟的忙音，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是感动还是意外的复杂情绪。我爸这个人，嘴上永远在说“读书没用”、“别管别人家的事”，但关键时刻他从来不问“为什么我要帮你”——他只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周五下午放学后，我回了一趟石狮。我爸约了香江路的一个房东老周在铺子里喝茶。老周六十多岁，在石狮有好几处店面，对房产租赁的门道比律师还熟。他一边喝铁观音一边翻着蔡环环她妈那份租赁合同和法院判决书的复印件，看完之后把老花镜摘下来，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房东单方面解约需要书面通知原承租人。这个通知在不在？”

　　第二句：“那九千块违约金如果真没到账，支付的凭证就是假的。这是伪证，可以申请再审。”

　　第三句：“你告诉她——不要搬。再审申请交上去之后，原判决的执行可以申请中止。三十天期限可以拖。拖到再审结果出来再说。”

　　我把这三条逐字逐句记在笔记本上，然后用手机拍了老周的名片发给蔡环环，附了一段话：“我爸找的人说的。三条建议。不要搬。下周我陪你去法院立案庭。”

　　她回了一条消息。不是“谢谢”，不是“好的”，是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阿环五金那个被搬空了一大半的货架，货架最上面那一格——她爸留下的最后一批螺丝。货架前面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她妈，她妈手里端着一杯热水，正在跟阿海叔说着什么，脸上有一点微弱的笑。

　　照片下面跟着一行字：“我妈今天能自己下床了。”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她发的不是求助，不是抱怨，不是“我怎么办”。她发的是她妈能下床了。在这个铺子快被人抢走的节骨眼上，她眼里最重要的指标是她妈的身体。她永远把最重要的事放在第一位。

　　三月中旬，蔡环环向石狮市人民法院递交了再审申请书。申请书的理由有三：一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违约金并未实际支付给原承租人，支付凭证系伪造；二是原审违反法定程序，未依法通知原承租人出庭应诉；三是新证据——她妈打印了银行卡近半年的流水，上面确实没有那笔九千块的入账记录。

　　递交完申请书那天，我和她一起去的。从法院出来的时候，石狮的春风吹得路边的羊蹄甲开了满树粉白的花。她站在台阶上，仰头看着法院大门上方的国徽，看了一会儿然后说：“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进法院。”

　　“什么感觉？”

　　“跟批发市场差不多。”她迈下台阶，“都是讲价，只不过一个用嘴，一个用纸。”

　　我被这个比喻逗笑了。蔡式幽默，用五金比喻生活。在她眼里，法院是批发市场，法律是报价单，正义是性价比。

　　“如果再审结果也不理想呢？”我问了一个一直想问但不敢问的问题。

　　她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转过头看着我。阳光从羊蹄甲的花枝间漏下来，斑驳地落在她脸上。

　　“那我就认。但不是认输，是认命。铺子没了就没了。只要我妈能好起来，只要我能考上厦大，以后我买一间更大的铺子还给她。”她把手插进校服口袋里，指尖在里面摸索着——大概是在数剩下的糖，“汉钦，你知道我这两年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吗？”

　　“什么？”

　　“弹簧。”她说，“弹簧被压到最低的时候，不是要断了，是要弹起来。我爸走的时候我以为人生到底了。二叔来抢铺子的时候我以为又到底了。但每次到底之后，都会弹起来。因为有人在往上拉我。”她往前走了一步，离我更近了一点，“你也一样。你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弹簧。”

　　“什么弹簧？”

　　“不锈钢弹簧。压不弯，拉不断。”她的声音认真得不像在开玩笑，“我爸留下的螺丝是304的。你也是。”

　　那天从法院回学校之后，我们的生活重新进入了高压的学习轨道。再审申请递交之后需要时间等法院的审查结果——可能一个月，可能三个月，可能更久。蔡环环没有干等。她把等的时间全部花在了学习上。

　　开学第一次月考，她考了年级第二，我考了年级第三。期中考试，还是她第二我第三。她开始反过来给我补课——物理电磁学的大题，我总是在最后一步计算出错。她把我的草稿纸翻了一遍，找到了问题所在。“你心算太快。每一步都应该写在纸上。省时间不在这一秒。”然后她在自习室花了一个晚上，给我重新梳理了一遍电磁学大题的解题步骤——每一步该写什么、哪里容易出错、怎么验算。她在便签纸上画了一张流程图，用箭头标得清清楚楚。

　　陈铭宇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那张流程图，说了句“你这同桌比他妈老师还专业”。蔡环环头也不抬地说了句“他笨，不画图看不懂”。我踹了陈铭宇一脚，他把便签纸抢过去说借他复印一份，然后真的复印了。后来那张电磁学大题流程图在年级里悄悄传开了，有人说是“三班学霸的手写秘籍”。蔡环环知道了以后，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那是我给他画的。你们用了记得谢他。”谢我——不是谢她。她把功劳推给我，自己一点都不留。

　　四月，陈铭宇去福州参加福建省高中数学竞赛。去了三天，回来的时候拿了个省二等奖，全校就两个人获奖，他是其中之一。他把获奖证书往我们面前一放，王海潮和林勇就开始起哄说请客请客，他很大方地请全宿舍去食堂二楼吃小炒。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正色，说竞赛结束之后他看到了全省的排名——泉州五中的竞赛成绩在全省排名中等偏上，比不过福州厦门那些名校，但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都不差。“厦大在全省招生的分数线跟福大差不多，比福州那些学校稍微低一点。你俩的成绩冲厦大希望很大。”他看着蔡环环和我。

　　“不是希望很大，”蔡环环把一块红烧肉夹进碗里，“是必须考上。”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抬头，但我知道她不是在说空话。她是在做计划——已经把厦大的招生政策研究过了，把国际贸易专业的历年分数线查过了，把自己各科的目标分数拆解到每一道大题上。她做事从来不靠“希望”。她靠的是掰碎了揉烂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