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爱情》美女邱莹莹

7、第 7 章

　　五金爱情

　　第六章铁锈与潮声

　　高二文理分科后的第一次月考，蔡环环考了年级第三，我考了年级第四。

　　她又比我高了。

　　成绩公布那天中午，她在食堂把成绩单拍在桌上，食指戳着我名字前面那个“4”字，嘴角翘得收不住。“上次你第三我第四，这次我第三你第四。风水轮流转。”她的语气里藏着压都压不住的得意，那种小孩子抢到最后一颗糖的得意。我知道她不是真的在乎谁高谁低——她是享受这种互相追赶的感觉。有人跑在她前面，她才跑得更有劲。反过来也一样。

　　“你得意什么，物理最后一道大题扣了几分？”我把糖醋排骨里的排骨夹到她碗里，“我扣了三分。”

　　“两分。”她把排骨夹回来，“所以还是我赢。”

　　陈铭宇端着餐盘在旁边坐下，看看我又看看蔡环环，摇了摇头：“你们俩能不能换个地方打情骂俏？食堂是吃饭的地方。”

　　“没打情骂俏。”我和蔡环环几乎同时开口，然后互相看了一眼。她低头扒饭，耳朵尖红了一小片。陈铭宇翻了个白眼，把餐盘端到隔壁桌去了。

　　这是高二上学期，十月。

　　分科之后，我和蔡环环都选了理科。她在三班，我在五班，教室隔了一道走廊。课程表上，物理和化学的课时翻了一倍，数学从立体几何一路杀进了解析几何和数列，英语阅读理解的文章长度从半页变成了一整页。每个人都在加速，泉州五中的节奏像一台被拧紧发条的机器，齿轮咬合的声音越来越密。

　　蔡环环比高一更忙了。除了学习，她每周六早上坐最早一班车回石狮——她妈的病虽然出了院，但铺子离不开人，她弟阿杰记的账永远对不上，阿海叔帮忙也只能帮一时。她周六在铺子里看一天店，周日中午赶回学校，下午补作业，晚上自习。她的时间表精确到分钟，连上厕所都带着单词本。我问她累不累，她说累，但习惯了。说完就往我手里塞一颗糖，好像那颗糖能抵消所有辛苦。

　　我知道她的压力不止这些。她二叔虽然中考前被我们暂时吓退了，但一直没死心。每隔一两个月，他就会找个由头来铺子里转一圈——有时候说要看看侄女，有时候说路过喝杯茶，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就站在门口抽一根烟然后走。蔡环环从来不跟我说细节，只在QQ上偶尔提一句“那个人又来了”。她叫他“那个人”，不叫“二叔”。我问她需不需要我回去，她说不用，阿海叔在隔壁，他不敢怎么样。

　　但我还是不放心。那种不放心像一颗生锈的螺丝卡在胸口，拧不紧也拔不出来。

　　十月中旬的一个周六，我没跟她说，自己骑车回了石狮。

　　早上六点从泉州出发，沿海公路上的海风已经有了深秋的凉意。骑到祥芝渔港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太阳刚从海平面上跳出来，把整个港口染成了橘红色。渔船已经出海了，桅杆密密麻麻地竖在远处的水面上，像一丛生了锈的铁树。渔港路的石板地上湿漉漉的，带着一股凌晨卸鱼留下的腥味。

　　阿环五金的卷帘门还没开。我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正要打电话，门从里面被拉开了。蔡环环穿着一件旧得领口发白的灰色长袖，头发随便扎在脑后，手里拎着两袋货，脸上还没完全醒透。她看见我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

　　“你怎么在这儿？”她眨了两下眼，确认不是幻觉。

　　“周末，回来看看我爸。”我把豆浆和包子递到她面前，“顺便给你带早餐。”

　　她接过包子，没有马上吃。她低头看着那个塑料袋，嘴唇动了两下，然后说了一句跟以前一模一样的话——“你是不是傻？”

　　“老毛病，改不了。”

　　她咬了一口包子，猪肉白菜馅的，汁水顺着嘴角差点流下来。她抬手擦了一下，忽然就不说话了。不是不想说，是她看见了停在路边的电动车——那辆车不是我从泉州骑来的，是我爸铺子里那辆旧的。她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泉州到石狮，骑车一个多小时，就为了送两个包子。

　　“你什么时候到石狮的？”她问。

　　“昨晚到的。在家住了一晚，早上顺路过来。”

　　“顺路？香江路到祥芝是顺路？”她拆穿我的谎话拆得毫不留情，但她没有继续追问。她把剩下半个包子吃完，转身走进铺子，从柜台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我面前——一把扳手。她爸留下的旧扳手，手柄磨得锃亮，上面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蔡”字。

　　“你上次不是说，下次‘那个人’再来就给你打电话？”她把扳手往我面前推了推，“今天要是他来了，你站我旁边。不用说话。站着就行。”

　　我把扳手拿起来掂了掂。重量趁手，手柄的磨痕说明它用过无数次。“你爸用的？”

　　“嗯。以前在船上用的。船不在了，扳手还在。”她说的语气很平淡，但我听出了底下的东西。那不只是扳手。那是她爸存在过的证据，是她撑这个家的底气，是她现在递给我的信任。她以前从不让我插手家里的事。进货不行了就给我打电话是她第一次退让，二叔来闹事她让我假装录音是第二次。现在她把扳手放在我面前，是第三次。

　　“他今天会来？”

　　“不知道。但我觉得他会来。上周末他没来，我总觉得太安静了。”她把笔袋里的笔拿出来，一支一支摆好，好像在做什么重要准备，“他来我也不怕。铺子的营业执照我让我妈去改名字了，改成她的。他拿不了什么把柄。但每次来闹一场，我妈就几天睡不好。她身体刚好一点，经不起折腾。”

　　话音刚落，门口响起摩托车的声音。不是渔船马达那种突突突，是一辆本田，排气管改装过，声音又闷又响。蔡环环握住笔的手停顿了一秒，然后抬起头，眼神变了——从刚才吃包子时那个微微发软的、带着一点没醒透倦意的眼神，变成了一把扳手。冷的，硬的，有棱有角。

　　“来了。”她说。

　　她二叔从摩托车上跨下来。还是那件皮夹克，头发梳得油亮，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这次他没带那胖瘦二人组，是一个人来的。这反而让我觉得不对劲——上次带两个人是壮声势，这次不带人，要么是他觉得自己站得住理，要么是他有了更不好对付的东西。

　　二叔走进铺子，看见我站在柜台旁边，步子顿了一下，然后笑了一声。“小同学又来啦？你跟我们家环环关系挺好啊，每次都碰上你。”

　　“叔叔好。”我说，没多说话。

　　他不再理我，转向蔡环环。从皮夹克内袋里掏出一张纸，摊在玻璃柜台上。“你妈呢？让她出来。”

　　“我妈在休息。你有什么事先跟我说。”蔡环环没看那张纸，盯着他的脸。

　　“跟你说也行。你转告你妈——这间铺子的店面，房东已经答应租给我了。”他的手指在纸上弹了一下，“合同签了，下个月生效。”

　　蔡环环愣了一下，然后拿起那张纸。我在旁边也看到了——是一份租赁合同的复印件，甲方是房东的签名，乙方是她二叔的名字。我看不清条款细节，但我看清了租赁标的——“祥芝镇渔港路17号”。那是阿环五金铺子的地址。

　　“不可能。”蔡环环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在抖，“我家跟房东签了长期合同，到后年才到期。”

　　“合同可以解除的嘛。我给了房东一笔补偿，人家同意了。”二叔把嘴里的烟拿下来，夹在手指间转来转去，“侄女，二叔不是不讲道理的人。给你们一个月时间搬。一个月，够意思了吧？”

　　她的手指攥紧了那张纸，指节发白。她的嘴唇紧抿着，下嘴唇咬出一道浅浅的血印。那一刻她不是那个冷静的蔡环环，不是那个把所有事情都拆解成步骤的蔡环环。她是十六年前那个站在码头等爸爸回家、等到天黑船没回来的小女孩。

　　我把扳手从柜台上拿起来，不是要砸人，是把它握在手里。然后把声音放得很平：“叔叔，你说房东同意解约，那你有没有解除原合同的通知书？光一份你自己签的合同，证明不了什么。你得让房东本人来，当面跟我们说。”

　　“你谁啊？”二叔终于把目光对准了我，带着不加掩饰的厌烦，“这是家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

　　“我是环环的同学。”我往前走了一步，手里的扳手垂在身侧，没举起来，“但你没听懂我说的意思。你要人家搬，得拿出合法手续——房东的书面通知、解除合同的原件、补偿金的收据。你什么都没有，就拿一张合同复印件来赶人？在香江路，这种事叫空手套白狼。”

　　二叔的脸沉了下来。他把那根没点着的烟从嘴里取下来，用两根手指夹着，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他笑了，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笑。

　　“你小子有点意思。不过你说这么多没用。房东不想得罪人，他不会出面的。我就问你一句——你一个学生，跟我斗，你斗得过吗？”

　　“斗不过。”我说得很坦然，“但我们可以报警。你也可以走法律途径。上次你来说要请律师，请了吗？”

　　他没说话。烟在他手指间转了两圈。

　　“叔叔，我知道你想拿这间铺子。铺子地段好，渔港路边上的店面越来越贵，你眼红。但你用这种方式——”我指了指柜台上的合同复印件，“——不管到哪都站不住脚。”

　　“你——”

　　“还有，”我继续说，声音始终没拔高，“之前你每次来闹事，环环都记了时间。你是知道她这个人的，她记性太好——什么时间，带了几个人，说了什么话，吵了多久，全记在笔记本上。万一哪天真的走了法律途径，那个本子就是证据。”

　　这是真的。蔡环环确实记了。她不是为了告他，是为了保护自己。每次二叔来闹，她都会在铺子的记账本背面用小字记下时间、经过、说了什么。这个习惯跟她记进货价一模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二叔把烟塞回嘴里，腮帮子紧了一下。他看看蔡环环，又看看我，然后伸手把柜台上的合同复印件抽了回去，折好塞进皮夹克。

　　“侄女，你养了个好同学。”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回头，“我说过的话算数。一个月。你们不走也行——到时候看。”

　　摩托车发动，排气管的闷响震得卷帘门哐哐响，然后那个声音渐渐远去。铺子里安静下来，只有后面的隔间传来她妈起床的咳嗽声。我松开扳手，手心全是汗。刚才那个镇定又是装的，装得比上次还用力。

　　蔡环环扶着柜台，慢慢蹲了下去。

　　她的背靠着柜台侧面，膝盖蜷起来，把头埋进臂弯里。不是哭，是用力地在呼吸——每一次吸气都很深，每一次呼气都很慢，好像在重新找回节奏。我蹲到她旁边，想说点什么，但发现喉咙像被螺丝卡住了。她以前失去过太多东西了。她爸。她爸留下的船。泉州五中的安全感。现在有人要抢她爸留下的最后一间铺子。

　　“环环。”

　　“嗯。”声音闷在臂弯里。

　　“你刚才听到他说的话了。他拿不出房东的通知书，那份合同大概率是他跟房东私下签的，甚至是假的。我妈以前在香江路跟房东打过交道，只要原合同没到期，房东单方面违约是要赔钱的。你家的合同到后年，至少还有一年半。这一年半里，他拿不走。”

　　她抬起头。眼眶是红的，但没有泪。她的眼神不是刚才那种被戳到要害的脆弱了，已经恢复成了那个我熟悉的蔡环环——冷静的、算着账的、在笔记本上一笔一笔记型号的蔡环环。

　　“如果他拿了，我就去法院。我没钱请律师，但法院有法律援助。”她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我爸走的时候我没护住他的船。这间铺子，我不会再让它被任何人拿走。”

　　她说着，走到柜台后面，从抽屉里拿出那个记账本。翻到背面，拿起笔，在最新一行空白处用工工整整的字迹写下：“十月十七日，早上八点十五分，二叔来铺子，拿一份合同复印件声称房东已与他签约。要求我们一个月内搬走。未提供房东书面通知。未出示任何有效法律文件。威胁‘到时候看’。”

　　写完，把笔搁下，抬头看我。“你刚才说的那些，房东单方面解约要赔钱什么的，是真的？”

　　“我妈说的。香江路以前有家五金店遇到过类似的事，最后房东赔了三个月房租。”

　　“好。”她合上记账本，从兜里掏出今天的糖——柠檬味的，黄澄澄的包装纸——放在柜台上，“这个给你。不是谢你。是你刚才表现不错。”

　　我拿起那颗糖，剥开塞进嘴里。柠檬味很酸，酸得我皱了一下眉，但酸过之后是甜的。跟我们的日子一模一样。

　　“环环，你有没有想过，你二叔为什么突然拿合同来说事？”

　　“想过。”她靠在柜台上，双手抱在胸前，“他以前是硬来——带人堵门、大声嚷嚷、吓我妈。发现硬的不行，就换软刀子。那份合同不管是真是假，至少说明他花了心思。他真的去找了房东，真的签了东西。说明他对这间铺子的执念比我想的还深。”

　　“为什么？这铺子值不了多少钱。”

　　“不是因为钱。”她的目光落在柜台底下那个刻着“蔡”字的扳手上，“是因为这是我爸的东西。他跟我爸从小不对付。我爸是老大，渔船是他自己攒钱买的，铺子也是他一分一分攒出来的。二叔是小的，从小被惯坏了，觉得什么都该是他的。我爸活着的时候他不敢动，我爸走了，他觉得终于轮到他了。”

　　她说话的语调一直很平，但在说到“我爸活着的时候”时，声音颤了一下。很短，短到几乎听不出来，但我听到了。

　　“你恨他吗？”我问。

　　她想了想。“不恨。恨太花力气。我有那个力气不如多做两道物理题。”

　　我笑了。这才是蔡环环。她最大的超能力不是聪明，不是勤奋，是把所有的情绪都换算成等价的行动。难过就做题，委屈就记笔记，愤怒就查法律条文。她不浪费任何一滴眼泪在不能解决问题的事情上。

　　但我知道她心里有一个地方是计算不到的。那个地方装着她爸留下的扳手，装着她妈咳血的画面，装着她弟不成器的样子，装着这间堆满螺丝和角阀的小铺子。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是她全部的压力，也是她全部的动力。

　　中午，她妈醒了。蔡环环把早上发生的事简单说了一遍，尽量淡化了她二叔的威胁，强调我们有合同、不怕他。她妈坐在竹椅上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闽南语。这句话我以前听她说过——“好人有好报。”

　　然后她妈转头看着我，用普通话说：“小张，你又帮我们家了。中午别走，阿姨煮面。”

　　我说不麻烦了阿姨，她妈摆摆手说不是麻烦，是应该的。然后慢慢站起来，扶着墙走进隔间，里面很快传来煤气灶打火的声音。蔡环环看着她妈的背影，忽然说了一句：“她很少给别人做饭。你是第一个。”

　　“第一个？”

　　“嗯。以前我爸活着的时候，有船老大来家里谈事，我妈最多倒杯茶。你是她主动要留吃饭的第一个。”她把这句话扔在这里，就去后面帮她妈了，留我一个人站在柜台旁边，心里有一团暖烘烘的东西往上涌。

　　午饭是三碗卤面。她妈自己擀的面，卤子里有海蛎、五花肉丁、香菇、白菜，浇在面上冒着热气。我吃了一口，想起我妈做的面。不一样的做法，但都是家的味道。她妈坐在旁边看着我吃，脸上带着很淡很淡的笑——那种被生活磨了大半辈子、难得舒展一下的笑。

　　“小张，你爸妈身体好吧？”她妈问。

　　“好。我爸在香江路看铺子，身体硬朗得很，前两天还追了我半条街。”

　　“为什么追你？”

　　“因为我说他买的烟花棒是去年的存货，点了三根两根不响。”

　　蔡环环在旁边差点把面喷出来。她妈也笑了，笑得咳了两声，但气色比之前好了不少。

　　吃完饭，我帮蔡环环把上午进的货搬进铺子后面的小仓库。仓库不大，但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螺丝按型号分箱，尼龙绳按直径挂墙，密封胶按保质期排成一排。货架上贴着标签，每一个标签都是她手写的，字迹跟笔记本上一样工整。

　　“这个仓库比以前整齐多了。”我说。

　　“以前是我爸管的。他不管型号，东西往里面一扔就完事。我妈也不管。后来我接手，花了好几个周末重新整理的。”她拍了拍货架最上面一层，“这个货架的螺丝是我爸留下的最后一批货。卖完就没了。”

　　“你留着不卖？”

　　“不卖。留着当个念想。”她把手从货架上收回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吧。下午还要回学校。”

　　回泉州的车上，她靠在车窗上睡着了。头歪向窗户那一侧，呼吸缓慢而均匀，马尾被车座靠背压得有点散开。公交车在沿海公路上颠簸，夕阳从西边的车窗照进来，把她脸上细小的绒毛染成金色。她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好像在说什么梦话。我没听清，也不需要听清。我只是把车窗关小了一点，不让海风吹到她脸上。

　　到了泉州，她醒来的时候眨了眨眼，有点迷糊地看了看四周，然后迅速恢复了清醒。“到了？几点了？”

　　“快六点了。”

　　“还行，赶得上晚自习。”她站起来拿书包，发现身上多了一件校服外套——是我的。她愣了一下，然后把它拿下来递给我。“你什么时候给我盖的？”

　　“你睡得太香了，我怕你感冒。”

　　“车上有空调，不冷。”

　　“你睡着的时候缩了一下。人冷的时候会缩。”

　　她把校服外套塞进我怀里，转身往车门走。走了两步，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跟平时不太一样——不是凶巴巴的，不是冷静的，不是算着账的。是软的，像祥芝港清晨退潮后留在滩涂上的海水，浅浅的、亮亮的。

　　“谢谢。”她说。然后就下车了。

　　这声“谢谢”跟以前所有的“谢谢”都不一样。它没有破破烂烂，也不是随口说说。它很完整，很轻，但落在我心里很重。

　　十一月初，泉州五中举办了校运会。

　　泉州五中的校运会在全市都算有排面的——三天时间，正规田径场，电子计时，每个班都有统一的班服。高一的时候因为刚入学，校运会的气氛被摸底考试冲淡了。但到了高二，大家都熟了，班级荣誉感也强了，校运会忽然就变成了一件大事。

　　五班的体育委员是一个叫刘子豪的男生，长得高高壮壮，说话嗓门很大。他在班会课上把报名表往讲台上一拍，说这次校运会五班要拿团体总分前三，大家都给我报名。男生一千米和四乘一百米接力最缺人，问了好几个人都不愿意跑。他说你们怎么回事，一个个成绩那么好，跑个步能死？李志鹏已经从石光转学过来了——对，他爸托了关系把他弄进了泉州五中，说是“跟汉钦有个照应”。他坐在最后一排，翘着椅子喊了一句：“张汉钦跑得快！他初三一千米进步了一分多钟，练出来的！”

　　刘子豪的目光就锁定在我身上。我说我不行，我体育中考都没满分。刘子豪说不在乎满分，能跑就行。我说我跑得慢。他说慢也没关系，重在参与。我说我怕拖班级后腿。他说你他妈成绩那么好，跑个步怎么这么多废话。

　　我最终还是报了名。不是因为刘子豪激将，是因为蔡环环也报了名。三班的八百米和四乘一百米接力都有她的名字。她报名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她在体育委员的报名表上签字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然后在八百米那一栏打了个勾。体育委员是个短头发的女生，在旁边鼓劲说环环你体育好，这次给咱班拿个名次。蔡环环说尽量，然后抬头看见了我。

　　“你报了吗？”

　　“还没。”

　　“报。”

　　“为什么？”

　　“跑给我看。”她把笔递给我。

　　我接过笔，在报名表上签了名。就冲她那句话——“跑给我看”。校运会那天操场上的阳光很好。十一月上旬的泉州不冷不热，阳光铺在红色塑胶跑道上，亮得有点晃眼。操场四周插满了彩旗，主席台上的音响循环播放着《运动员进行曲》，看台上坐满了人，有些家长也来了，举着手机在拍。

　　我站在一千米起跑线上，穿着五班的白色班服，胸前别着一张号码布，上面写着“0508”。我的旁边是七个其他班的选手，有高一的也有高二的，都在原地蹦蹦跳跳地热身。我的余光在看台边上搜索，然后找到了——三班的班服是天蓝色的，蔡环环站在跑道边上的铁栅栏外面，手里攥着一瓶水。她没有喊加油，只是站在那里，跟体育中考那天一模一样。

　　发令枪响。

　　第一圈，我排在中间偏后的位置，没有被前面的快节奏带偏。这是我初三那半年练出来的经验——长跑不是跑第一圈，是跑全程。直道加速，弯道调整呼吸，每一步都踩在节奏上。第二圈中段，我开始超过前面的人。一个。两个。三个。到第三圈弯道的时候，我的肺开始疼了——那种熟悉的、像被锈铁丝刷过的疼，从胸口蔓延到喉咙。但这一年半在泉州五中的训练没有白费。我的腿比初三的时候更有力，呼吸节奏也比以前更稳。

　　最后一百米直道，我在第四位。前面有一个高一的选手在掉速，我咬住牙在弯道出口超过了他。终点线前五十米，第三名。我听见看台上有五班的人喊我的名字，李志鹏喊得最响——“张汉钦你他妈跑快点！”

　　然后我听见另一个声音。从天蓝色的方向传来的。

　　“汉钦！冲！”

　　是蔡环环。她在喊我。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喊，是那种用尽全力但仍然保持干净利落的喊。她的声音在一群男生的嘶吼里格外清晰，像不锈钢螺丝掉在水泥地上，清脆、利落、不容忽视。

　　我冲了。第三名的位置保持到了终点线。计时器显示三分四十二秒——比中考快了六秒，离满分线差两秒。但没有人在乎满分了。五班的人把我从跑道上捞起来，刘子豪拍着我的背说“第三名你他妈的太牛了”。我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喘气，喉咙里全是铁锈味，汗水滴在跑道上一滴一滴洇开。然后我看到一双白色帆布鞋出现在我面前。鞋面干干净净，鞋底纹路还很深——是开学才买的那双。我抬起头，蔡环环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那瓶拧开的水递到我嘴边。

　　“喝。”

　　我接过水瓶灌了一大口。水是温的，不冰不烫，刚好能润过被海风吹干的喉咙。她站在我面前，阳光在她背后打出一圈柔和的逆光，把散下来的碎发染成了金棕色。她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她刚才也跑完了八百米预赛。但她的呼吸已经完全平稳了，眼睛里带着一种很难得见到的亮光。

　　“你刚才喊我了。”我说。

　　“嗯。”

　　“你以前从来不喊的。你只会举拳头。”

　　“今天想喊。”她把水瓶从我手里拿回去，拧紧盖子，“你跑了第三名。中考体育你没满分，今天跑赢了。我喊一下怎么了？”

　　“没怎么。”我直起腰，用校服袖子擦了一把脸上的汗，“你喊得比李志鹏响。他嗓子都劈了。”

　　她嘴角翘起来，然后迅速抿回去。“别得意。接力赛还没跑。”

　　下午的接力赛，三班和五班都进了决赛。四乘一百米，蔡环环跑三班最后一棒，我跑五班第三棒。女子组先跑，蔡环环接棒的时候三班排在第二名，落后第一名大概三个身位。她起跑的时候我站在跑道边上，看见她的马尾甩成一条直线，步频快得惊人——不是那种女生跑步的小碎步，是她自己特有的那种节奏——步幅不大但频率极高，上身前倾，双臂摆动幅度刚好。她在弯道超过了第一名，直道上把差距拉到了一个身位。

　　冲线。

　　三班女子四乘一百米冠军。

　　她在终点线那边弯着腰喘了几口气，然后直起身，朝天蓝色的看台方向举起右手，攥紧拳头。跟以前一模一样的姿势。三班那边炸了锅，尖叫声比男子组还响。

　　男子接力紧随其后。我站在第三棒起跑区，等陈铭宇从第二棒把棒交到我手里。我们是第四名，落后前三有两个身位。接力棒触到我手心的那一瞬间，我脑子里什么想法都没有，只有风的声音和脚下的跑道。跑道上被阳光晒得发软，每一步踩下去都能感觉到橡胶的回弹。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跑，是在追什么东西——不是前面的选手，是一种从我十五岁就开始追的东西。是泉州五中的录取通知书，是年级排行榜上的名次，是祥芝港那个穿磨平底帆布鞋的女孩子眼里那盏不灭的灯。

　　我把棒交到刘子豪手里的时候，五班已经追到了第三名。

　　最终成绩——五班男子接力第三，女子接力没进决赛，但靠着个人项目的积分，团体总分第三名。这是五班在校运会上拿过的最好成绩。刘子豪高兴得把整箱矿泉水往天上洒，陈铭宇在旁边躲水躲得跟猴子一样，李志鹏搂着我的脖子说咱俩以后就是运动健将了。

　　蔡环环从三班那边走过来，手里拿着两块奖牌——她的金牌和我们班的铜牌。她把铜牌递给我，说这是她刚才在器材室帮老师整理的时候顺手拿的。我说你又不是我们班的人，她说路过器材室顺便帮你拿了，有意见吗。

　　“没意见。”我把铜牌挂在脖子上。金属贴着皮肤凉凉的，但很轻。比起初三那年她给我的第一颗糖，这块铜牌的重量反而更虚一些。但意义不一样。这是我在泉州五中拿的第一块体育奖牌，是她喊了我的名字之后拿的。

　　“你八百米决赛跑了多少？”我问她。

　　“两分五十八。个人第二名。”她把金牌挂回自己脖子上，“冠军是高二的一个体育生，比我快三秒。我追不上。”

　　“第二名也很好了。”

　　“嗯。我满意。”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跟以前说“还行”一样平淡。但她说的是“满意”——不是“还行”，不是“不够”，是“满意”。这是我认识她两年多以来第一次听她说出这两个字。以前考了年级前列她说不够，竞赛落选了她说不够，连中考考上泉州五中她都没说过满意。但校运会的八百米第二名，她说满意。

　　“你为什么满意？”我问。

　　“因为尽力了。”她把金牌塞进校服口袋里，“冠军是体育生，每天训练四个小时。我每天练二十分钟，跑了第二名。这是合理的。初三的时候我不懂合理，觉得只要努力就能赢所有人。现在我知道，努力有边界，天赋有边界。在边界之内做到最好，就是满意。”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操场边上，靠着同一棵桉树。她的金牌在月光下偶尔反射一点微光，我的铜牌被海风吹得轻轻晃。她没有说话，我也没有。月光明亮而安静地铺在跑道上，远处的宿舍楼灯火通明，偶尔有人推开窗户大声喊一句什么，然后被风吹散。她把头靠在桉树粗糙的树干上，闭上眼睛。睫毛安静地覆在下眼睑上，嘴唇微微张开，呼吸慢而均匀。

　　“你在想什么？”她问。

　　“想初三那年你陪我练一千米。”我说，“那时候你穿着那双起毛球的运动鞋，每天下午在操场上跑变速。我问你为什么不喊累，你说泉州五中才是魔鬼。现在我们在泉州五中，跑了一千五，拿了奖牌。魔鬼被我们驯服了。”

　　“还没驯服。”她睁开眼睛，嘴角翘起来，“期中考试还没考。”

　　“你能不能让我感动超过三秒？”

　　“不能。三秒到了。明天早上自习室，老位置。”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草屑，“对了，期中考我要超过你。”

　　“你上次已经超过了。”

　　“那就拉开差距。”

　　她转身往宿舍楼走，马尾在路灯下一甩一甩。背挺得很直，步伐迈得又大又快。我从地上爬起来，手指碰了碰脖子上的铜牌，又碰了碰兜里的钥匙扣和上面那颗冷镦螺纹的不锈钢螺丝。这两样东西，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旧的比新的重。

　　期中考前一周，她妈又住院了。

　　这次不是咳血，是感冒引起的肺部感染。阿海叔打电话来的时候语气比上次急——“环环你快回来，医生说要住院，你妈不肯，说怕花你的学费。”蔡环环在自习室接的电话，接完之后把手机放进口袋，深呼吸了两下，然后开始收拾书包。

　　“我回去一趟。”她说的语气好像只是出去买一瓶水。

　　“我陪你。”

　　“明天有物理课，你别翘课。”她把物理课本从桌上拿起来，犹豫了一下，塞进书包里，“晚上我把作业做完，明天早上坐最早一班车回来赶物理课。”

　　“环环，你这样会垮掉。”

　　“垮不掉。”她把书包甩到肩上，“我爸走了以后我就没垮过。”

　　她转身走出自习室。陈铭宇从旁边探过头来，看着她的背影，压低声音说：“你同桌又怎么了？”我说没事，她妈住院。陈铭宇愣了一秒，然后说了一句我没想到的话——“你陪她吧。物理笔记我帮你记。”

　　我追出教学楼，在操场上追上了她。月光照得操场亮堂堂的，她的影子在跑道上拖得很长。我走上去跟她并肩，没有说话。她也没有。我们就这么沉默地走过了整个操场，走到校门口。门卫大叔认识我们，没多问，只是说了句“早点回来”。

　　回石狮的公交车上，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把头靠在车窗玻璃上，眼睛睁着，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夜景。沿海公路上的路灯连成一条昏黄的光带，远处漆黑一片，只有偶尔驶过的渔船灯火在海面上忽明忽灭。

　　“明天物理讲电磁感应。你帮我记好笔记。”她忽然开口，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很轻。

　　“好。”

　　“如果有不会的题，你记下来，回来教我。”

　　“好。”

　　“还有——你别跟我妈说我这学期又瘦了。她老担心我吃不饱。”

　　“好。”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头从玻璃上移开，转向我。月光的碎片在车窗外快速掠过，在她脸上明明暗暗地交替。“汉钦，谢谢你。”

　　“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那就再说一次。”她伸出手，把一颗糖放在我手心里。今天是葡萄味的，紫色包装纸。然后她把头转回去，重新靠在车窗玻璃上，闭上了眼睛。

　　到了石狮医院，她妈的病房在一楼。这次是四人间，靠窗的床位。推门进去的时候，看见她妈靠在枕头上，正在跟隔壁床的大妈聊天。气色看着还好，但说话的时候能听见胸腔里有明显的呼噜声，像风吹过泡了水的渔网。看见环环进门，她妈先是一愣，然后就开始说“不是让你别回来吗”，但脸上的表情是藏不住的——看到女儿，她整个人都松了下来。

　　蔡环环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床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保温杯——是她来之前在宿舍灌好的热水，还泡了几片红枣——放在床头柜上。“妈，红枣水。喝了好得快。”

　　她妈接过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然后看着我：“小张也来了。这么晚不耽误你们学习？”

　　“不耽误，阿姨。”我在旁边站着，把从学校门口面包店买的点心放在床头柜上，“环环非要回来，我陪她。”

　　“你这孩子。”她妈看看环环又看看我，眼睛里的光很复杂——有心疼，有愧疚，有感激，还有一种更深的东西。那是一种看着女儿和一个男孩子站在一起、既欣慰又心酸的眼神。

　　蔡环环问了她妈的病情，跟主治医生通了电话，把医嘱从头到尾问了一遍——用的什么药、每天输多少、血常规的指标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出院。她拿着笔记本一项一项地记，把医生的回答逐条写在纸上。然后她又去护士站问住院费的事，护士说预缴了两千，是阿海叔垫的。她在笔记本上写下“阿海叔2000”，然后在旁边画了一个圈，圈里面写了一个日期——她大概在心里盘算什么时候能还上。

　　全部处理完已经快十一点了。她妈睡着了，呼吸比刚才平稳了一些。蔡环环坐在病床边上的塑料椅上，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借着床头灯的光检查了一遍所有记录。

　　“你今晚住哪？”我问。

　　“医院有陪护床，租一晚二十块。”

　　“你带够钱了吗？”

　　“够了。”她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几十块钱，“开学带的生活费还剩一点。加上明天的车费也够。”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一百块，放在她的笔记本上。“借你的。以后还。”

　　她看着那张一百块，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把它折好收进口袋里。“记账上了。加上之前的，以后一起还。”

　　“不急。”

　　“我急。”她低下头，继续看笔记本，但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我妈这次的住院费比上次多。铺子这个月的收入还不够付药费。阿海叔垫的钱我得尽快还。”

　　“你二叔还来闹吗？”

　　“上个月来过一次。我给他看了我们的原合同，让他回去问房东要解约通知。他没再来过。”她合上笔记本，“但我总觉得他在等什么。”

　　“等什么？”

　　“等我妈身体撑不住。等我撑不住。”她把笔记本塞进书包，靠在椅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我不会让他等的。”

　　第二天早上我陪她去住院部一楼办手续。她妈的情况稳定了，医生说再观察两天就能出院。蔡环环跟护士确认了三遍出院手续和时间，然后我们坐最早一班车回泉州。车驶过石狮界牌的时候，她忽然转头往后看，看了很久。那条沿海公路在晨光里笔直地延伸向远方，海面上有渔船归港，桅杆的影子长长地拖在水面上。

　　“每次离开石狮，我都怕下一通电话会更糟。”她的声音在早晨的阳光里显得很轻，“阿海叔的电话一来，我就觉得心往下沉。”

　　“但你每次都回来了。”

　　“嗯。回来比不回来难，但不回来更难。”她转回头，靠在椅背上，“总有一天，我会让我妈住进不用吹海风的房子。不用每天闻柴油味，不用怕台风天。”

　　“你已经让她住了一次院了。”

　　“那是治病。我说的是家。”

　　她说完这句话，把一颗糖放进嘴里，咬得嘎嘣响，然后翻开英语课本开始背单词。从石狮到泉州的车程四十分钟，她背了三十个单词。一分没浪费。

　　期中考试在十一月下旬。考完最后一科化学出来，天上飘着零星小雨，冷得人直缩脖子。成绩公布前的那几天，泉州五中里弥漫着一种熟悉的低气压——每个人都在互相问“你考得怎么样”又都不敢听答案。陈铭宇在宿舍里失眠了好几天，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念叨他的物理大题可能算错了单位。

　　而蔡环环一如既往地冷静。别人在走廊上讨论答案，她从来不凑过去。有人问她考得怎么样，她只回一句“还行”。她的“还行”永远是最高级的敷衍。

　　成绩贴出来的那天下午，公告栏前面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我被挤在外面进不去，就站在人群外围踮着脚尖看。陈铭宇凭借身高优势挤到了前面，看完之后回头冲我喊——“汉钦，年级第五！”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又喊了一句——“你同桌年级第二！”

　　第二。

　　蔡环环——年级第二。

　　我从人群中退出来，往三班方向走。她正站在走廊上，手里拿着一张刚打印出来的成绩条。看见我走过来，她抬起头，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喜悦，有意外，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不知所措。好像连她自己都还没消化这个数字。

　　“第二。”我说。

　　“嗯。”她低头看着成绩条上的数字，“我也没想到。”

　　“你想到过。你说过‘我想进前三’。”

　　“那是目标。目标是用来追的。”她把成绩条折好，小心翼翼地放进笔袋，“汉钦，这是我第一次考到这么好。不是班级排名，是年级。泉州五中全年级第二。”她顿了顿，声音微微压低了一点，像是怕说太大声会把什么惊醒，“在我爸出事之前，我在祥芝中学考过年级第一。那时候我觉得考第一很容易。后来家里出事，成绩退步，到了泉州五中又发现天外有天。我以为我再也不可能考到那个位置了。”

　　“你考到了。”

　　“是。而且——”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得惊人，“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考得好？”

　　“因为你拼。”

　　“因为我妈住院那几天，你在自习室帮我记了所有物理笔记。”她从笔袋里抽出那张成绩条，指着上面的一行数字——“物理 94”。“以前物理最后一道大题我总是扣分。这次物理考了94，因为电磁感应那章，你的笔记比我课本上的还详细。”

　　我愣了一下。那些笔记是我在她回石狮那几天帮她整理的，每节课我都多抄了一份，一份给自己一份给她。抄的时候没想过别的，只觉得她回来肯定要补课。

　　“那是我该做的。”

　　“没有什么是该做的。”她把成绩条收回去，“你对别人好，别人不一定领情。你对我好，我一直记着。”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走廊湿漉漉的栏杆上，反射出一排亮晶晶的光点。她的校服袖口有一点湿——刚才雨丝飘的。她伸手把袖口往上卷了卷，露出细瘦的手腕。手腕上有两根细细的青筋，皮肤薄得能看见脉搏在跳动。

　　“汉钦。”

　　“嗯？”

　　“我们高二了。”她把手放下来，袖口又掉下去盖住了手腕，“还有一年多高考。高考完以后，你想去哪？”

　　“你想去哪？”

　　“厦门大学。我查过了，厦大国际贸易专业全省前两千名能进。我要做贸易，把石狮的五金卖到外面去。”她说得很具体，“你呢？”

　　“我也想去厦门。”

　　“什么学校？”

　　“厦门理工。机械工程。”我说，“你卖五金，我给你造更好的五金。304不锈钢，冷镦螺纹，质量比批发市场的好一百倍。”

　　她笑了。不是那种礼貌的、矜持的微笑，是真正被逗乐的笑。嘴角弯到一个罕见的弧度，露出了那颗藏在嘴唇后面的虎牙。她没有说“那你得加油”，也没有说“厦门理工不难考”。她只说了一句：“好。那就厦门。”

　　这句话很轻，但它是一个约定。跟高一那场暴雨里勾小拇指一样，跟中考前榕树下说“成绩出来我们在这儿碰头”一样。我们的每一个约定都不浪漫，都没有鲜花和巧克力，都像五金配件一样朴素——但每一个约定，我们都兑现了。

　　十二月的石狮，海风变冷了。

　　高二上学期的最后一个月，蔡环环的生活进入了一种高强度的平衡状态。每周六早上坐车回石狮看铺子、照顾她妈，周日中午赶回学校，下午补作业，晚上自习。她瘦了一点，但精神很好，月考成绩稳稳保持在年级前五。她二叔没有再出现过——不知道是真的放弃了，还是在等下一个时机。她妈的身体慢慢恢复，铺子的生意靠着阿海叔和她弟的帮忙勉强维持着，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至少没有断。

　　元旦前夕，学校放了一天假。我没有回石狮——我爸说铺子年底盘点，他跟几个老客户吃饭没空理我。蔡环环也没有回去，因为她弟阿杰的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三门不及格。

　　她在自习室里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沉默了好几分钟。然后她站起来，说了一句：“我去天台透透气。”

　　我跟了上去。

　　泉州五中的天台在实验楼六楼，要爬一段很窄的铁梯，翻过一个写着“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的铁门——这扇铁门常年不锁，成了历届学生心照不宣的秘密据点。天台上有一个废弃的水箱，锈迹斑斑，旁边散落着几把破椅子。从栏杆边望出去能看到整个校园，再往远处看，能看到泉州港的塔吊和海岸线。

　　她站在栏杆边上，海风吹得她的马尾散开，碎发糊在脸上。她伸手把头发别到耳后，但没有说话。

　　“阿杰考得不好？”我站到她旁边。

　　“三门不及格。语文五十多分，英语四十多分，数学——二十八分。”她把手机放进口袋，声音在海风里有点失真，“我每周回去教他，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他宁愿去隔壁阿海叔那里修渔船马达，也不愿意坐下来做一道数学题。”

　　“修马达也是一门手艺。”

　　“我知道。但他起码得把初中读完。我爸走的时候他才多大？八岁。他记不得我爸长什么样了。我妈身体又不好，我管不了他。我管铺子、管进货、管我妈的药，但管不了他。”她的声音不抖，但语速越来越快，像一颗螺丝被扳手拧得越来越紧，“我不求他考泉州五中，也不求他考石光，只求他别垫底。可他现在这样，连职校都难上。”

　　“环环——”

　　“有时候我在想，”她打断我，双手扶着锈迹斑斑的铁栏杆，“是不是因为我太要强了，把所有力气都花在自己身上，才没管好他。”

　　风吹过来，把教学楼顶的五星红旗吹得猎猎作响。远处有学生在操场上踢球，喊叫声被风切成零散的片段飘过来，拼不成完整的句子。她站在栏杆边上，背挺得很直，但肩膀微微在抖——不是冷，是那种拼命压抑情绪的抖。我往前走了半步，伸出手，握住了她抓着栏杆的那只手。

　　她的手指很凉，比生锈的铁栏杆还凉。她没有缩回去，只是僵了一下，然后把脸转向另一侧，不让我看到她的表情。但她的手在我的掌心里慢慢松开了——从攥着栏杆变成了轻轻搭着。她的皮肤很粗糙，指节上有一些细小的茧，那是常年搬货、拧螺丝留下的。不是大小姐那种细嫩的手，是五金铺里长大的手。

　　这是两年来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肢体接触。不是递糖时指尖碰一下，不是勾小拇指，不是在操场上握手腕。是牵手。在六楼天台上，在十二月的海风里，在她快要被压力和自责压垮的那一刻。

　　“你可以不把所有事都扛在自己肩上。”我握紧她的手，“阿杰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你妈不是你一个人的。铺子也不是。你跟我说过，两个人一起总比一个人快一点。那为什么你总是一个人扛？”

　　她没有回答。海风从泉州港的方向灌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得横飞，几缕发梢扫过我的手背。她沉默了很久，久到天边最后一点晚霞被夜色吞没，久到操场上踢球的人散了，久到教学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然后她开口了。

　　“因为我习惯了。”她的声音很轻，但很稳，“我爸出事那天，我妈在铺子门口哭，外面围了好多人，我弟吓得躲在柜台底下不敢出来。我站在铺子门口，看着那些人，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妈已经撑不住了，我弟还小，如果我再哭，这个家就真的没人能站着了。所以我没哭。后来就习惯了。习惯了不哭，习惯了扛，习惯了所有人觉得‘环环撑得住’。有时候——”她停了一下，声音里出现了一丝极其细微的裂缝，“——我也想有人跟我说，你不用撑。”

　　我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一点。“那你现在听到了。”

　　她转过头看着我。月光从云层里漏下来，照在她脸上，把她眼眶里蓄了很久很久的液体照得发亮。不是眼泪——她的眼眶是红的，但始终没有泪掉下来。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情——不是冷静，不是硬气，不是算计。是松。那种绷了太久太久、突然松了一下的松。像一根被扳手拧到极限的螺丝，终于有人反方向拧了一圈。

　　我们就这样站在天台上，手握着手。没有接吻，没有拥抱，没有任何超出“牵手”的动作。但对我来说，这一个动作比什么都重。这是蔡环环第一次把她的脆弱交出来。不是用语言——她的语言永远是“没事”“还行”“习惯了”。她不会说“我累了”“我怕”“我需要你”。她只会把手放在你的掌心里，让你攥着。

　　“汉钦。”

　　“嗯。”

　　“你知道吗，每次你来祥芝找我，我爸留下的那间铺子就不那么冷了。每次你陪我回石狮，那个医院走廊的灯就不那么刺眼了。每次你在对面坐着自习，那些题就不那么难了。”她转过身，正对着我，把手从我掌心里抽出来，然后握住了我的两只手腕，“你说得很对，两个人一起总比一个人快一点。所以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不要让自己掉队。”

　　“我不会。”

　　“那你期末考进年级前三。”

　　“你呢？”

　　“我当然是年级前三。我比你更不可能掉队。”她松开我的手腕，往后退了一步，靠在铁栏杆上。她的嘴角翘起来，那个弧度很小，但比任何一个表情都真实。“好了，下天台吧。这儿风太大，再吹下去脸都僵了。还得回去做物理题。”

　　她转身走下天台，铁梯子被她踩得哐哐响。我站在天台上多留了几秒钟。远处泉州港的塔吊亮着红色的航空障碍灯，一闪一闪，像海平面上长出来的星星。海风从我手指间穿过——就是刚才她握着的那几根手指。我把手揣进兜里，摸到了那个钥匙扣和上面挂着的螺丝。

　　期末考试在一月下旬。泉州五中的期末考比期中难了一个档次，理科卷子每科都有一两道压轴题是高考真题的改编，故意拿来测学生的上限。考完最后一科，从考场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像被拧干的抹布。

　　成绩在大年二十八公布。短信发到我手机上，我打开的时候手指头都在抖。

　　张汉钦，年级第三。蔡环环，年级第二。

　　她又一次比我高了一个名次。

　　我打电话给她，响了一声就被接起来。那边很安静，只有海风呼呼地吹——她大概在祥芝铺子门口。我说你第二我第三，她说我知道，刚收到短信。我说你又比我高，她说少废话，下学期继续。我说你就不能让着我一次，她说如果有一天我让你了，你就该难过了。

　　她说得对。如果有一天她让我了，那就不是蔡环环了。我之所以能跑到今天，从一个班级三十二名到泉州五中年级第三，就是因为她从来没有让过我。她跑在前面，我在后面追，追着追着，我自己也变快了。我们之间从来不是谁拉着谁往前跑，而是并排往前冲，你超我一次我超你一次，谁都不肯慢下来。

　　“过年打算怎么过？”我问她。

　　“看店。帮我妈做年货。给阿杰补数学。”她顿了顿，“你呢？”

　　“看店。帮我爸贴春联。跟我妈学做年夜饭。等你给我打电话。”

　　“我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

　　“因为除夕夜有烟花。你不能来现场看，我只能给你直播。”

　　她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到时候再说”，挂了。

　　除夕夜，石狮下了一点小雨。

　　香江路上的铺子全贴了春联，我爸写的字还是一如既往地难看——“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金粉被雨丝打得晕开了，他说这是“水墨效果”。我妈做了一大桌菜，炸五香卷、蒸石斑鱼、卤猪脚、海蛎煎，摆得满满当当。我爸倒了两杯米酒，一杯给我一杯给自己，碰了一下，说：“今年表现不错。继续保持。”

　　“不摆三桌了？”

　　“等你考上厦门理工再摆三桌。不，五桌。”他仰头喝完米酒，又低头夹了一块猪脚，嚼着嚼着忽然说了一句让我差点噎着的话——“那个祥芝的女孩子，期末考了多少？”

　　“年级第二。”

　　“比你还高？”

　　“嗯。”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筷子放下来，看着我说：“你要追她，得比她强才行。”

　　“爸——”

　　“别解释。你爸开五金店二十年，看人不会看走眼。那是个好女孩。”他重新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鱼放在我碗里，“好好追。追不上别回来见我。”

　　我妈在旁边打了他一下，说大过年的说什么呢。我爸嘿嘿笑了两声，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

　　吃完饭，我走到香江路边上，拿出我爸从市场批来的烟花棒，一根一根地点。雨已经停了，地上的水洼反射着街灯的光，烟花棒的火星溅在水面上发出嗤嗤的响声。我点了一根烟花棒，举起来对着夜空画了一个圈，然后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蔡环环。

　　“新年快乐。这是今年第一根烟花。”

　　过了好一会儿她回了一张照片。是祥芝渔港的夜景——她站在铺子门口，手里举着一根烟花棒，跟去年一模一样的姿势。背后是黑漆漆的海面，远处有渔船桅杆的影子，她穿了一件红色的棉袄——大概是新买的，颜色很正，像鞭炮炸碎后的纸屑。

　　“新年快乐。”她打了三个字，然后又加了一句，“下学期我继续第一。”

　　“你第二。”

　　“那就冲到第一。你也冲。”

　　“冲到第一然后呢？”

　　“然后考厦大。”

　　“然后呢？”

　　“然后做贸易。”

　　“然后呢？”

　　她停了好一会儿。屏幕上一直显示“正在输入中”，输了很久很久，最后发过来的只有五个字。

　　“然后还你钱。”

　　我站在香江路边上，烟花棒在我手里燃尽了最后一截，火星掉在水洼里灭了。我对着手机屏幕笑了很久。

　　她还是她。永远不会说什么肉麻的话。她的浪漫是一颗M6×30的不锈钢螺丝，冷镦螺纹，攥在手心里不会生锈。

　　远处祥芝港的方向有烟花升起，砰砰砰地炸开，映在海面上。我听不到那边的声音，但我知道她站在铺子门口，穿着红棉袄，手里举着烟花棒。跟去年一样。

　　不一样的是，去年我们在中考前许愿。今年我们在高考前许愿。

　　而我们的愿望，一个比一个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