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爱情》美女邱莹莹

4、第 4 章 五金爱情

　　五金爱情

　　第三章不锈钢焊条

　　初三下学期开学那天，石狮下了一场冻雨。

　　雨不大，但密，像从天上撒下来的绣花针，扎在脸上又冷又疼。我骑着电动车到学校的时候，校门口的榕树被雨淋得湿漉漉的，气根上挂满了水珠，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往下掉。教学楼大厅里的中考倒计时牌重新换过了，红底白字写着——“距中考 118 天”。

　　一百一十八天。三个多月。我站在大厅里，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好一会儿。雨水从我的头发上滴下来，滴在校服肩膀上，洇出几个深色的圆点。旁边不断有人走过，有说有笑的，没人注意到我。

　　我在心里算了一笔账。期末考试我年级排名八十二，蔡环环六十一。泉州五中在我们初中的录取名额，往年稳定在两个左右——去年是两个，前年是一个，大前年是三个。取个平均数，两个。这意味着我需要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从八十二名冲到年级前两名。

　　这笔账算出来，说好听点是雄心壮志，说难听点是异想天开。

　　但我不信命。或者说，我不信香江路五金店老板的儿子就只能考石光。我爸那间铺子里的每一颗螺丝都有它的用处，M6的螺丝不会因为它是M6就觉得不如M8的值钱。人也一样。我张汉钦的成绩单上写的是八十二，不代表我就是八十二的料。

　　开学典礼在大礼堂举行。校长在上面讲话，说的还是那些套话——“初三是最关键的一年”“人生第一个转折点”“努力拼搏不负青春”。我在下面坐着，手里翻着一本英语词汇手册，嘴唇无声地动着，一个一个地背单词。旁边的李志鹏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小声说：“你他妈开学典礼都不放过？”

　　“闭嘴。”

　　“你是不是中邪了？从去年到现在，中邪了半年了。”

　　我懒得理他，继续背我的单词。中邪就中邪吧。如果中邪能让我考进年级前两名，那我愿意一辈子不醒。

　　散会之后我特意绕到了三班门口。蔡环环已经在座位上了，面前摊着一本数学练习册，右手握笔左手按着草稿纸，嘴咬着笔帽，眉头皱成一个浅浅的川字。她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校服外套，袖口有一块不太明显的补丁——针脚很细，线色也配得差不多，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我看出来了。因为我妈也会做这种事，在磨破的地方打一块补丁，让一件校服能多穿一年。

　　她的课桌上多了一样东西。一个不锈钢的保温杯，杯身上印着某个银行的logo，大概是别人送的赠品。杯子里冒着热气，应该是她妈给她灌的热水。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奶茶喝，但有一杯热水也是好的。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去。她没发现我。她在做题，专注得像是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笔尖在草稿纸上沙沙地响，偶尔停下来，咬着笔帽想几秒钟，然后又沙沙地继续。那个声音很轻，但在嘈杂的课间走廊里，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没有打扰她。转身回了五班。

　　从那天起，我和蔡环环之间有了一个不成文的约定。每天中午，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不是为了约会，是为了互相考对方。她考我英语单词，我考她数学公式。她把单词写在小纸条上，正面是英文反面是中文，吃完饭的十几分钟里快速抽查。我把数学公式整理成一个小本子，每顿饭随机翻一页，翻到哪个考哪个。答不上来的，当天晚上回去抄十遍，第二天中午检查。

　　这个约定的效果立竿见影。开学的第一次月考，我英语阅读题多拿了十二分，年级排名从八十二跳到了四十七。蔡环环也进步了，她的二次函数终于不再是拖后腿的板块，年级排名从六十一升到了三十八。

　　成绩出来那天中午，她坐在食堂的塑料椅上，把我的英语单词纸条一张一张翻完，全对。她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说：“有进步。”

　　就三个字。没有“厉害”，没有“真棒”，只有“有进步”。但我听得出来，这三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

　　“你也有进步，”我说，“三十八名。”

　　“不够。”她把纸条收起来，从兜里掏出那颗每天都会带的便宜水果硬糖，今天的是黄色柠檬味的，放在我面前，“三十八名离泉州五中还差三十六个人。”

　　“那下次进前三十。”

　　“嗯。”她顿了一下，抬眼看着我，“你呢？下次能不能进前三十？”

　　“能。”

　　她没有追问“你确定？”或者“你凭什么这么有信心？”。她只是点了一下头，把糖往我面前又推了推。这就是蔡环环——她从来不质疑我，也从来不轻易鼓励我。她只会把一颗最便宜的水果硬糖放在我面前，用行动告诉我：我相信你能。

　　那颗糖我没吃。我揣进了兜里，跟之前攒的那几张糖纸放在一起。

　　但三月中旬的一件事，差点把我们的节奏全部打乱。

　　那是一个周三的下午。我放学后照例骑车去祥芝，快到渔港路的时候，远远看见阿环五金门口围了几个人。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拧了一把油门冲过去。电动车还没停稳我就跳了下来，挤开围观的人往里走。

　　铺子门口停着一辆摩托车，是蔡环环二叔的。他站在柜台前面，身后还跟着两个男的，一个胖子一个瘦子，都穿着那种廉价皮夹克，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蔡环环站在柜台后面，手撑着玻璃台面，脸色发白，嘴唇紧抿。她妈站在她旁边，捂着胸口喘粗气，脸上的表情是愤怒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

　　“嫂子，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二叔的声音很大，显然是故意要让外面的人也听到，“这间铺子的营业执照上，法人的名字还是我哥。我哥人没了，这铺子按道理就该归我们家。你们孤儿寡母的霸着不放，说出去不好听吧？”

　　“你放屁！”蔡环环的声音尖了起来，尖到有点破，但每个字都硬得像用扳手拧紧的螺丝，“这铺子是我爸和我妈一起开的，进货的钱是我妈出的，房租是我妈交的，你除了隔三差五来闹事，你对这个铺子做过什么？”

　　“大人说话小孩子别插嘴。”二叔瞪了她一眼，转而看着她妈，“嫂子，我今天不是来闹的。我带了两位朋友来做个见证。你要是愿意谈，我们好好谈个价钱。你要是不愿意——”他顿了顿，目光在铺子里扫了一圈，“——那我只能走法律途径了。到时候你们母女俩连这个铺子都进不了，别怪我没提醒你。”

　　蔡环环她妈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一开口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她捂着胸口弯下腰，咳得整个人都在抖。蔡环环赶紧去扶她，眼眶已经红了，但她拼命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我跨进了铺子。

　　“叔叔，”我站在二叔面前，把手插在校服口袋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你刚才说这铺子的法人是谁？”

　　二叔转过头看着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脸上的表情从意外变成了不屑，“你谁啊？这里有你说话的份？”

　　“我是环环的同学。”我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那是一部很旧的手机，屏幕裂了一条缝，是去年被我摔的，但还能用。“叔叔，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

　　二叔的脸色变了一下。

　　“你说这铺子的法人是她爸，她爸不在了就归你。但据我所知——”我故意停顿了一下，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在赌，“——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经营者死亡后，配偶和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你不是第一顺位。你要走法律途径？正好。环环她妈的身体被你气成这样，到时候法庭上不光要算铺子的继承权，还得算你的责任。”

　　这段话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在脑子里转过好几圈才吐出来。其实我对继承法一窍不通，都是平时看新闻的时候零零碎碎记住的。但我知道这种人怕什么——他们不怕闹，怕的是“法律”两个字。因为他们的闹法经不起法律推敲，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

　　果然，二叔的笑容僵住了。他身后的胖子和瘦子互相看了一眼，脸上的不怀好意收敛了几分。

　　“小朋友，”二叔往前走了一步，压低声音说，“你一个外人，掺和别人的家事，不太合适吧？”

　　“我没掺和家事。”我迎着他的目光，一步都没退，“我只是路过，听见有人在大声吵闹，拿出手机录了个音。这不算掺和吧？”

　　二叔盯着我看了好几秒。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熟悉的东西——欺软怕硬。在香江路上，这种人我见得太多了。他们嗓门大、架势足，但只要发现你比他硬，跑得比谁都快。

　　“行。”他往后退了一步，指着蔡环环她妈说，“嫂子，我今天给你面子。但这事没完。”

　　“走。”他朝胖子和瘦子一挥手，三个人挤出铺子，骑上摩托车突突突地走了。

　　围观的人慢慢散了。铺子里安静下来。蔡环环她妈坐在竹椅上，咳得弯着腰，肩膀一抽一抽的。蔡环环蹲在她旁边，一只手拍着她的背，另一只手死死攥着拳头。她的指关节发白，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出了几个深深的月牙印。

　　我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手掌心全是汗。刚才那个镇定是装出来的，我的心跳现在才恢复正常。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三个人走了。

　　“阿姨，要不要去医院？”我蹲下来问。

　　她妈摇了摇头，喘着气说：“不用……老毛病……歇一会儿就好。”

　　蔡环环把她妈扶进了后面的隔间，安顿在床上，盖好被子。她出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变了。不是刚才那种苍白的、紧张的、快要哭出来的表情，而是一种很冷很冷的表情。冷得让我想起她用扳手敲柜台的那一下——表面是硬的，底下全是被压住的情绪。

　　“你是不是傻？”她看着我，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带着刺。

　　“我哪里傻了？”

　　“你知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人？他在祥芝混了多少年？你一个学生，你跟他逞什么能？”她的声音越来越高，说到最后几乎是在吼，“你刚才要是真跟他动手了，你被打伤了怎么办？你中考怎么办？”

　　“我没动手。”

　　“你有没有想过后果？你——”

　　“环环。”我打断她。

　　她停住了。

　　“他不敢动手。”我看着她，语气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意外，“这种人在街上混了一辈子，最会的就是看人下菜碟。你看他带的那两个人，胖的瘦的，站在后面连句整话都没说过。真敢动手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就是来吓人的。你越怕，他们越嚣张。你硬一点，他们就软了。”

　　“你又不了解他——”

　　“我不了解他，”我说，“但我了解我爸。我爸在香江路开了二十年五金店，被收保护费的堵过门，被同行抢过客户，被喝醉酒的民工砸过柜台。这种事他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次。他教过我，对付这种人，你只要比他更不怕，他就怕了。”

　　她盯着我，胸口剧烈地起伏着。铺子里很安静，只有后面隔间传来的咳嗽声。海风从门口灌进来，吹得头顶的灯泡轻轻晃动，光影在她脸上摇晃。她的眼眶还是红的，但眼泪始终没有掉下来。她咬着下唇，力道大得嘴唇都发白了。

　　然后她朝我走了一步。

　　又走了一步。

　　她走到我面前，抬起手，我以为她要打我——她上次就是这么打我的。但她没有。她攥紧的拳头举到半空中，停住了，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松开了。她把手放下来，垂在身侧，低着头，声音很轻很轻，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汉钦。”

　　“嗯。”

　　“你有没有被吓到？”

　　“没有。”

　　“说谎。”

　　“……有一点。手到现在还在抖。”我把右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摊开给她看。手掌心全是汗，手指尖确实在微微发抖。

　　她看着我的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做了一件我完全没想到的事。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腕。她的手很冷，冷得像是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但握得很紧，紧到像是在确认什么。

　　“你手抖的样子，”她说，“跟你在批发市场第一次找我搭话的时候差不多。”

　　“你怎么知道我那会儿手抖？”

　　“因为我看到了。”她松开手，转过身，走到柜台后面，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放在台面上。

　　是她的手机。屏幕也裂了，比我的还惨，从右上角到左下角一条大裂缝，用透明胶带贴着。

　　“报警的话，”她看着那个屏幕碎裂的手机说，“你那段录音就能当证据。”

　　“我没录。”

　　她转过头看着我。

　　“我手机刚才根本没开录音，”我挠了挠头，“我就是吓他的。”

　　她愣了整整三秒钟，然后——“张汉钦！”——她抄起柜台上的一卷电工胶带朝我砸过来。我一偏头躲过去了，胶带砸在身后的货架上，撞掉了两包螺丝，叮叮当当滚了一地。

　　“你疯了！万一他真要你放录音怎么办？”

　　“那我就说文件损坏了。”

　　“你——！”她气得话都说不利索了，指着我，手指都在抖，“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

　　“还行吧。”

　　“行个屁！”她吼完这一句，突然就笑了。笑得莫名其妙，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弯着腰，一只手撑着柜台，一只手捂着嘴，肩膀抖个不停。她笑得声音不大，但很用力，像是把刚才憋着的所有东西——紧张、恐惧、愤怒、担心——全部笑出来。

　　我蹲下来，开始捡掉在地上的螺丝。一颗一颗地捡，M4的自攻螺丝，304不锈钢的。捡到第三颗的时候，她不笑了。她走过来，蹲在我旁边，也伸手去捡。我们两个蹲在五金铺的地上，把散落一地的螺丝一颗一颗捡回塑料袋里。

　　“汉钦。”

　　“嗯。”

　　“以后别这么干了。”

　　“看情况。”

　　“什么叫看情况？”

　　“如果他再来，我还这么干。”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侧过头看着我。灯泡在我们头顶轻轻晃着，光一明一暗地扫过她的脸。她的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灯的反射，是从里面透出来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双眼睛里被点燃了，火苗不大，但很稳，风吹不灭。

　　“你是不是傻子？”她问。

　　“你问过很多次了。答案都一样——是。”

　　她没再说话。她把最后一颗螺丝放进塑料袋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然后她从兜里掏出今天的第二颗糖，放在柜台上。

　　“给你的。”她说，然后转身走进了后面的隔间，去看她妈。

　　我拿起那颗糖，剥开，塞进嘴里。是草莓味的，跟第一次她给我的那颗一样。粉红色的，很甜，甜得有点腻。

　　我把糖纸折好，揣进兜里。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我在阿环五金待到了快十一点。她妈的咳嗽终于平复下来，沉沉地睡着了。她弟阿杰也睡了。铺子里只剩下我和蔡环环两个人。我们把折叠桌支在后间，两盏台灯一盏照着她一盏照着我，中间堆着各科的练习册和真题卷。海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冷飕飕的，但两个人挤在小隔间里，居然不觉得冷。

　　她做了一套英语真题，我批改。错了四道，比上次少了两道。我做了一套数学模拟卷，她批改。最后一道大题我用了新学的方法，比她以前教我的快了三分钟。她看了看解题步骤，又看了看我，说了一句“还行”。

　　从蔡环环嘴里说出来的“还行”，就是“很好”的意思。

　　我十点五十从祥芝骑车回香江路。沿海公路上几乎没车了，路灯昏黄，海面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灯塔在一闪一闪地发光。海风灌进领口，冷得我直哆嗦，但我心里是暖的。因为兜里有她给的两颗糖——虽然一颗已经吃了，但糖纸还在。还因为她今天握住了我的手腕。

　　虽然只有几秒钟。虽然她握的不是我的手。但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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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下旬，中考体育考试的消息下来了。

　　体育占中考总分三十分，项目是固定的——男子一千米、女子八百米，加上立定跳远和实心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三十分是送分题，只要不是体育特别差，稍微练练都能拿个二十七八。但对我来说，一千米是个大问题。

　　我的身体素质不算差——从小在五金店搬货，胳膊上有劲，实心球和立定跳远都能拿满分。但长跑不行。我有轻微的哮喘，小时候被石狮的海风吹出来的，平时不碍事，但一跑长跑就喘不上气，跑个四五百米就感觉肺里像塞了一团铁锈，吸不进呼不出。

　　第一次模拟测试，我一千米跑了四分五十秒。满分线是三分四十秒。整整差了一分多钟。体育老师掐着秒表，看着我弯着腰在跑道边上喘，摇了摇头说：“张汉钦，你这个速度，体育分最多拿十二分。”

　　十二分。换句话说，光是体育这一项，我就要比别人少拿将近二十分。对于要考泉州五中的人来说，二十分是致命的。去年泉州五中的录取线比石光高了十九分，也就是说，我的体育如果只拿了十二分，那我就得在文化课上比别人多考将近二十分才能把差距拉回来。

　　从体育老师办公室出来，我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把脸埋进手掌里。李志鹏在旁边拍我的背，说兄弟别难过，大不了考石光呗。我说滚。他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倔呢，泉州五中是你家开的啊非得去？我没理他。

　　不是泉州五中是我家开的。是蔡环环要去。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把体育测试的结果告诉了蔡环环。她听完，筷子停在半空中，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她放下筷子，说了一句我没想到的话。

　　“从明天开始，每天放学后我陪你练。”

　　“你陪我练？”

　　“八百米和一千米的训练方法差不多，”她说的语气很平淡，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你一个人跑没动力，我陪你。正好我也要练，中考体育我要拿满分。”

　　她说“满分”的时候，语气跟说“我今天吃了两个馒头”差不多。不是炫耀，不是吹牛，是陈述一个她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这就是蔡环环。做任何事，只要做了，就奔着最好去。

　　第二天下午放学，我到操场的时候，她已经站在跑道边上了。她换掉了校服外套，穿一件深绿色的长袖T恤——还是那件领口有点变形的——脚上的帆布鞋换成了她唯一的一双运动鞋。那双运动鞋也有点旧了，鞋面的网布起了一些毛球，鞋底的纹路倒是还行，应该是她特意留着体育考试用的。

　　“热身，”她说，把双手背在身后，像个小教练，“慢跑两圈，然后拉伸。别偷懒，拉伸不到位，跑起来容易受伤。”

　　我跟在她后面绕着操场慢跑。夕阳把跑道染成了橘红色，海风从祥芝港的方向吹过来，吹得操场边上的桉树哗啦啦响。她跑步的姿势很好看，背挺得很直，步子不大但频率很快，马尾在脑后一甩一甩的。她跑在我前面半个身位，呼吸很均匀，偶尔回头看我一眼，确认我没有掉队。

　　两圈热身跑完，她带我做了拉伸。她的身体柔韧性很好，压腿的时候上半身能贴到膝盖，我在旁边看得有点不好意思——我的柔韧性差远了，压腿的时候手只能摸到小腿，腰弯得像一只僵硬的虾米。她看了我一眼，说：“你天天搬货，胳膊有力，但腰和腿的柔韧性太差了。跑步不光靠腿，核心力量和柔韧性都很重要。”

　　“你怎么懂这么多？”

　　“体育课认真听讲。”

　　“……你连体育课都记笔记？”

　　“不记笔记，记在脑子里。”

　　这就是蔡环环。什么课都认真。连体育课都不放过。

　　拉伸完，开始正式的耐力训练。她的训练方法很直接——变速跑。直道冲刺，弯道慢跑，一圈四百米，跑完一圈歇一分钟，然后继续。她说这是最快提升耐力的方法。我跑了三圈就感觉肺要炸了，弯着腰撑着膝盖在跑道边上大口喘气，喉咙里有一股铁锈的味道往上涌，耳朵里嗡嗡地响。她站在我旁边，没有说“加油”，也没有说“你能行”。她只是站在那里，把我的水杯递给我，等我喘够了，说一句：“还跑吗？”

　　“跑。”

　　第四圈。第五圈。第六圈。到第七圈的时候，我已经分不清脸上的水是汗还是海风带来的水汽。我的腿像灌了铅，每一步踩下去都觉得跑道在往下陷。但她在前面跑着，马尾一甩一甩的，那个背影让我咬住了牙。

　　她也很累。她跑的是八百米节奏，速度比我快，量也不比我少。她的T恤后背湿了一大片，深绿色的布料变成了墨绿色，贴在肩胛骨上。她的呼吸不像一开始那么均匀了，带着一点喘，但她的步子一点没慢。她从头到尾没有喊过一句累。

　　天黑的时候我们才停下来。操场边上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打在跑道上，把我们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我瘫在操场边的台阶上，仰面朝天，胸口剧烈起伏，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她在我旁边坐下，从书包里拿出那个银行logo的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然后递给我。

　　“用我的杯子？”我接过来，有点犹豫。

　　“你嫌我脏？”

　　“不是——”

　　“不是就喝。”

　　我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是温的，不烫不凉，刚好能润嗓子。喝完我才意识到这是间接接吻——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差点被水呛到。我把杯子还给她，假装什么都没想。她接过杯子，也喝了一口，动作自然地像是根本不在意。

　　“明天继续。”她说，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明天周末。”

　　“周末也练。周末练三组，早上下午晚上各一组。”

　　“……你是魔鬼吗？”

　　“泉州五中才是魔鬼。”她把书包甩到肩上，头也不回地走了，“你想考泉州五中，就得比魔鬼还魔鬼。”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操场门口，躺在台阶上，对着夜空笑了半天。

　　从那天起，每天下午放学后的四十分钟长跑训练成了雷打不动的固定项目。她陪我练了整整一个半月。从三月下旬到五月初，从春寒料峭跑到海风变暖，从穿着长袖校服跑到短袖校服。我的成绩从四分五十秒跑到了四分二十秒，再跑到四分零五秒，最后在市模拟测试中跑到了三分五十五秒。离满分线还差十五秒，但加上立定跳远和实心球的双满分，我的体育总分已经能拿到二十六分了。

　　二十六分。比最初的十二分多了十四分。这十四分是蔡环环陪我一步一步跑出来的。不是用嘴说的“加油”，是用她那双起了毛球的旧运动鞋，在操场上一圈一圈量出来的。

　　体育中考那天是五月上旬的一个周六。地点在石狮体育中心，标准四百米跑道。天气很好，晴空万里，海风不大不小，刚好能吹散身上的汗。跑一千米的时候，我站在起跑线上，看见蔡环环站在跑道边上的铁栅栏外面。八百米的考试在半小时后，她是专门提前来给我加油的。

　　她没有喊“加油”。她只是站在那里，隔着铁栅栏，冲我举了一下拳头。

　　那个动作只有一秒钟。但我在起跑枪响之后，脑子里一直回放着那个画面。她举拳头的姿势——不是那种夸张的、充满表演感的加油姿势，而是很收敛、很有力量的。拳头攥得紧紧的，手腕微弯，举到肩膀的高度。像是一个在暗处给你递信号的人——不需要喊，不需要挥手，只需要让你知道她在那儿。

　　我跑出了三分四十八秒。

　　满分线是三分四十，差八秒，没拿到满分。但这是我跑过的最好成绩。过线的时候我的肺疼得像被铁丝刷过，喉咙里全是铁锈味，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体育老师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提起来，说不错不错，进步太大了。我喘着粗气，回头看向跑道边上的铁栅栏——她已经不在那儿了，去准备八百米了。

　　我坐在场边灌了大半瓶水，等呼吸平复下来，然后挪到八百米的起点附近。蔡环环已经站在起跑线上了，跟其他女生一起做热身。她的运动鞋鞋带系得很紧，打了个双结，马尾扎得比平时更高，整个人看起来利落干练。她在一群女生中间不算高，也不算壮，但站在那里有一种特别的气场——不是咄咄逼人的那种，是那种很稳、很专注、好像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的气场。

　　发令枪一响，她就蹿了出去。

　　我不懂八百米的战术，但我能看出来她跑得很聪明。第一圈她不在最前面，稳稳地排在第三位，跟第二名差了不到一个身位，节奏控制得很好，呼吸均匀，步子轻快。第二圈弯道，她加速了。那个加速不是突然的爆发，是一种很顺畅的、水到渠成的过渡，像是把蓄了一整圈的力气在弯道上缓缓释放出来。她超过了第二名，追平了第一名，然后在最后一百米的直道上拉开了一个身位的差距。

　　冲线。

　　三分十二秒。

　　满分。

　　她弯着腰喘了几口气，然后直起身，走到场边。她的脸上全是汗，碎发贴在额头上，嘴唇有点发白，但她的表情很平静。不是那种“我赢了”的得意，是那种“任务完成”的淡然。好像满分不是目标，只是计划中的一个步骤。

　　她走到我旁边坐下，从我手里拿过水瓶喝了一口，然后说：“你呢？跑了多少？”

　　“三分四十八。没满分。”

　　“还行。”

　　“没满分也叫还行？”

　　“你一个半月前还是四分五十。”她把水瓶还给我，从兜里掏出今天的水果硬糖——紫色包装的，葡萄味——放在我手心里，“进步了一分钟，当然是还行。”

　　我把糖攥在手心里，低头笑了。阳光打在她的侧脸上，汗珠在她颧骨上亮晶晶的。海风从体育中心外面的沿海公路吹过来，带着熟悉的咸腥味。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分数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坐在这里，跟她在同一片阳光下、同一阵海风里，这本身就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满分了。

　　但我没说出口。这话太肉麻了。我只是把那颗葡萄味的糖剥开，掰成两半，一半塞进自己嘴里，一半递给她。

　　“干嘛给我一半？”

　　“一个人吃不完。”

　　“一颗糖你吃不完？”她瞪我一眼，“你是不是又把我当小孩子哄？”

　　“没有没有——”

　　但她还是接过那半颗糖，塞进嘴里。她的嘴唇动了动，大概是尝到了葡萄味，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太甜了。”——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走吧，回去做题。”

　　“今天考完体育，不能休息一天？”

　　“离中考还有三十九天。”

　　“……走吧。”

　　我们并排走出体育中心。阳光很亮，影子很短，海风温柔地吹着。她的运动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我低头看了看她的鞋——鞋底的花纹又浅了一点，这一个半月的训练把她的旧运动鞋磨得差不多了。

　　“环环。”

　　“嗯？”

　　“你那双鞋该换了。”

　　“不用，还能穿。”

　　“中考体育都考完了，你可以放松一点了。”

　　“我说的不是体育。”她迈开步子往前走，马尾在阳光下甩出一道弧线，“还有三十九天就中考了。考完再说。”

　　我跟上去，没有再说什么。因为她是对的。体育只是一个节点，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三十九天，五门课，两个年级前两名的名额。时间紧得像我爸用扳手拧螺丝——每一圈螺纹都咬得死死的，一点空隙都没有。

　　---

　　五月中旬，最后一次模拟考。

　　这次模拟考的意义跟之前的所有考试都不一样。它是中考前最后一次全区统考，成绩和排名基本能反映中考的格局。学校把这场考试看得很重，提前一周就开始动员，各个科目的老师轮番上阵敲黑板——语文说要重点复习文言文虚词，数学说最后一道大题必考二次函数综合，英语说听力要提前练耳朵，理化说实验题不能再丢分。

　　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睡眠时间压缩到了五个小时。早上五点四十起床，六点到六点四十背英语和语文，七点到学校上早自习，白天上课加做题，下午放学后不跑步了，改成了在教室里多做一套试卷，晚上回家继续刷题到十二点。我爸有一次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我房间灯还亮着，推门进来，站在门口看了我半天，什么也没说，转身下楼了。过了一会儿他端上来一碗泡面，放在我桌上，说：“别学太晚。”

　　那是他第一次在学习这件事上主动给我东西。

　　蔡环环的状态也差不多。她比我还拼。她的英语是弱项，词汇量不够，阅读题经常因为看不懂关键单词而丢分。她的解决办法是——把初中三年的英语课本后面附的单词表全部撕下来，订成一个小册子，装在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背。看店的时候背，做饭的时候背，陪她妈去诊所打针的时候在候诊室里背。她弟阿杰说有一次半夜醒来上厕所，看见蔡环环坐在客厅里，面前摊着英语卷子，嘴里念念有词，跟做法一样。

　　我问她：“你不困吗？”

　　她说：“困。但闭上眼睛就想到了泉州五中，然后就不困了。”

　　模拟考的成绩在五月底出来了。

　　我考了班级第七，年级二十九。

　　蔡环环考了班级第五，年级二十二。

　　这个成绩如果放在去年九月，我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现在，我看着成绩单上“29”这个数字，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还不够。年级二十九离泉州五中的录取线还有距离。去年我们初中考上泉州五中的两个人，年级排名分别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今年就算名额多一两个，底线也得在前五名以内。

　　我跟蔡环环在中考倒计时牌下面碰了个头。牌子上写着——“距中考 21 天”。

　　“二十九名，”她念着我的排名，然后念了自己的，“二十二名。”

　　“不够。”

　　“嗯。”她把成绩单折好，塞进兜里，“还有三个星期。三个星期能做的事情很多。”

　　“比如？”

　　“比如你的化学。这次化学你才考了八十一，后面几道推断题扣了大分。我的英语，阅读题错了四道，词汇量还是不够。”她顿了顿，眼睛在倒计时牌上扫了一下，“二十一天，每天背二十个单词就是四百二十个，够把中考高频词过两遍了。化学推断题就那么几个套路，整理出来反复练，一个星期就能提十分。”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跟批发市场算报价一模一样——冷静、精准、不讲废话。她没有说“没关系还有机会”或者“我们一定能行”这种虚头巴脑的安慰话。她在分析。把二十一天拆解成具体可执行的任务，把每一分都当成螺丝一样拧紧。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不该在五金铺里长大。她应该去当工程师，当科学家，当那种能坐在大桌子前面规划事情的人。她的大脑天生就是用来做计划的——不是那种虚头巴脑的战略，是那种落地到每一个螺丝型号的战术。

　　不过没关系。五金铺长大的工程师也是工程师。

　　“汉钦，”她忽然叫我的名字。

　　“嗯？”

　　“这二十一天，我们不见面了。”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看到你都会想说话。”她的表情很认真，不是在开玩笑，“跟你说话很舒服，但说话浪费时间。二十一天，四舍五入就是三个星期，每天浪费十分钟就是三个多小时。三个小时能做一套理综真题了。”

　　我沉默了。她说得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哪怕是在学习，也总有那么一些时间是浪费掉的——互相看一眼，笑一下，分一颗糖，斗几句嘴。那些时刻很好，但中考不会因为那些时刻很好就多给你一分。

　　“行，”我说，“二十一天。中考前一天，我在校门口等你。”

　　“嗯。”

　　“电话也别打。”

　　“嗯。”

　　“QQ也别发。”

　　“……你要求还挺多。”

　　“你提的，我做到底。”

　　她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好像想笑，但忍住了。她把手伸进兜里，掏出两颗糖放在我手心里。一颗是橘子味的，一颗是苹果味的。

　　“二十一天的份，”她说，“省着点吃。”

　　然后她转身走了。脚步还是迈得很大很快，马尾甩在脑后，在走廊尽头拐了个弯就不见了。

　　我低头看着手心里的两颗糖，站了很久。

　　二十一天。不见面。不说话。不打字。

　　好。那就用这二十一天，把最后一点距离跑完。

　　从那天起，我进入了人生中最疯狂的学习状态。每天早上五点四十起床，晚上十二点半睡觉，中间除了吃饭上厕所，所有时间都在学习。学校的课我照常上，但课间休息全部用来做题。我把化学推断题的类型整理成了一张表格，一共七大类，每类的解题思路和常见陷阱都列在上面，贴在床头，睡前看一遍，醒来再看一遍。英语单词按照蔡环环说的，每天二十个，不是背拼写，是背“看到能认出来”——中考英语主要是阅读和完形，拼写题占比不大，性价比最高的背法就是扩大阅读词汇量。

　　李志鹏说我疯了。他说你现在这个成绩石光稳稳的，干嘛非得拼泉州五中？我说你不懂。他说我是不懂，你他妈的为了个女孩子把自己往死里逼。我说不只是为了她。他说那还为了谁？我说为了我自己。

　　这是真话。如果最初去批发市场找她是因为她好看，后来想考泉州五中是因为想跟她在一起，那么现在——在经历了这大半年的一切之后——我已经不单单是为了她了。我想证明，一个香江路五金店老板的儿子，一个闻着铁锈和机油味长大的穷小子，也能考进泉州最好的高中。我想让我爸摆那三桌。想让我妈不用再悄悄叹气。想让所有觉得“卖五金的儿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的人闭嘴。最重要的是——我想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站在蔡环环面前，告诉她：你改变了我。而我也在努力，努力配得上被你改变。

　　六月，石狮进入了梅雨季。

　　天像是漏了一样，雨下个不停。香江路上的积水漫过了人行道，我爸把铺子里的货架最底层全部清空，怕进水。海风裹着雨丝从沿海公路一路灌进来，打在窗户上噼里啪啦地响。我每天骑车上下学都要披一件雨衣，但不管怎么披，到学校的时候裤腿都是湿的。教室里的风扇嗡嗡地转，吹出来的风又潮又闷，考卷被空气里的湿气洇得有点发软，笔尖戳上去会有轻微的洇墨。

　　中考前一个礼拜，学校放了温书假。我不再去学校，每天就在家里复习。我爸难得地安静了几天，连抗日神剧都不看了，电视机关了一整个礼拜。我妈每天给我煮一锅绿豆汤，说是清热解暑。我喝了一锅又一锅，整个人的血液里流淌的都是绿豆汤。

　　温书假的第三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小事。

　　我做完一套数学模拟卷，对完答案，错了三道——两道选择一道填空，大题全对。总分估了一下，大概在九十五分左右。我把错题整理完，抬头看了一眼窗外，发现雨停了。香江路的路灯亮着，路面湿漉漉地反光，偶尔有一辆摩托车压过积水，溅起一片水花。

　　我的手机震了一下。

　　是蔡环环发来的QQ消息。这是我们约定不见面之后，她第一次主动发消息。只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她的书桌，桌上摊着一套英语真题，旁边放着那个银行logo的保温杯。照片下面配了一行字：“阅读题只错了一道。”

　　我看着那张照片笑了。她跟我一样在拼命。而且她拼得有成果——阅读题只错了一道，对于她这个英语短板的人来说，几乎是奇迹。

　　我没有回复。不是不想，是她说过的——不要说话，不要浪费时间。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手机翻过去，继续做下一套卷子。

　　但心里有一团暖烘烘的东西在烧。不是烈火，是那种持续的文火，不烫人，但很持久。

　　中考前最后一天，六月十七号。

　　我没有待在家里。我怕自己胡思乱想。早上我骑车去了学校，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坐了一会儿，翻了翻错题本，又把化学那张推断题表格过了一遍。中午回家吃了顿饭，我妈做了一桌子菜，鸡鸭鱼肉全有，我爸还破天荒地倒了一杯米酒放在我面前。

　　“喝一口，”他说，“壮壮胆。”

　　“我又不是去打架。”

　　“考试比打架还难。”他说完这句话，自己先喝了一口。

　　我端起杯子抿了一小口。米酒很甜，不辣，但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我看着坐在对面的爸妈——我爸的头发这一年白了好多，我妈的眼角皱纹也深了。他们从来没说过“我为你骄傲”这种话，闽南人不兴这个。但我爸说“摆三桌”，我妈每天在我桌上放一杯热水，这些就足够了。

　　下午，我骑车去了学校。不是去复习，是去赴一个约定。

　　六月十七号下午五点，校门口。二十一整天没见面，没打电话，没发消息。我骑到校门口的时候，天色已经有点暗了，海风很大，吹得校门口的榕树哗啦啦地响。气根在风里晃来晃去，像一挂挂被吹散的帘子。

　　她还没到。

　　我把电动车停在榕树下，靠在车座上等。风灌进领口，带来祥芝港的咸腥味。我在心里把化学的七类推断题又过了一遍，过到第四类的时候，我看见她了。

　　她从香江路那个方向走过来。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不是校服，是一件新的白衬衫，料子看起来不贵，但洗得很干净，在昏暗的天光下白得有点耀眼。黑色的运动裤，脚上还是那双起了毛球的运动鞋。头发今天没有扎马尾，披散在肩上，被海风吹得往后飘。

　　她走到我面前，停下。我们中间隔了一步的距离。

　　“你来早了。”她说。

　　“是你来晚了。”

　　“我五点就到了，去教室拿了个东西。”

　　她手里提着一个纸袋。她把纸袋递到我面前，说：“给你的。”

　　我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双运动鞋。新鞋。鞋盒上的标价还在，不贵，打折后不到一百块，但鞋底的纹路很深，鞋面的网布干干净净，没有起毛球。

　　“你——”我抬头看她，“你干嘛给我买鞋？”

　　“你的鞋也快磨平了。”她的语气很平淡，“我那双还能穿，你这双是真的不行了。明天考体育——不对，明天不考体育。我的意思是——”她皱了皱眉，似乎在组织语言，“——中考之后还要走路。走很远的路。你鞋底磨平了，怎么走？”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运动鞋。鞋底的纹路确实已经快磨没了，左脚前掌的位置甚至磨出了一个小洞。这一个半月的跑步训练，加上每天骑车来回香江路和祥芝，这双鞋已经被我折腾得快散架了。

　　“你怎么知道我穿多大码？”

　　“你上次跑完步脱鞋倒沙子的时候我看到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花了多少钱？那双鞋打折后不到一百块，对她来说，一百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妈要卖多少颗螺丝、多少个角阀？意味着她要省多少顿午饭、攒多少个星期的零花钱？

　　“环环，这个太贵了——”

　　“不贵。”她打断我，声音很平，“我妈说，你帮了我家那么多忙，过年都没给你买个东西。这双鞋是我和我妈一起挑的。”

　　“你妈知道你给我买鞋？”

　　“知道。她说买好一点的，我说好的买不起。”她说的很直白，一点都不掩饰，“但她说没关系，心意到了就行。等以后我挣了钱，再给你买更好的。”

　　“更好的？”

　　“嗯。钢头的。搬货的时候不怕砸脚。”

　　我低下头，把鞋盒盖合上，抱在怀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在我十五年的人生里，这是第一次有人用自己的钱给我买东西。不是生日礼物，不是过年红包，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六月天，她提着一个纸袋走过来，说“你的鞋磨平了，怎么走路”。

　　风吹得榕树哗啦啦地响。她站在风里，新衬衫的领子被吹得翻起来。她的头发比初三刚开学的时候长了一点，发尾有些分叉，但很干净，有洗衣皂的味道。

　　“你穿新衣服了，”我说。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白衬衫，“嗯”了一声，“我妈说，明天中考，穿新衣服讨个彩头。”

　　“好看。”

　　“白色的，很容易脏。”

　　“我是说你好看。”

　　她愣住了。风正好在这时候突然停了，整个世界安静了一秒。榕树不响了，远处的海不响了，连香江路上偶尔路过的摩托车都不响了。她的头发落在肩上，脸颊有一点红——不是那种明显的脸红，是颧骨上浮起了一层很淡的血色。

　　“张汉钦，”她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明天就要中考了。”

　　“我知道。”

　　“你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合适吗？”

　　“反正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我说，“明天考场见，你又不能在考场上打我。”

　　她瞪了我一眼。那个瞪法跟半年前在批发市场一模一样——凶巴巴的，但我知道底下没有刺。她的眼睛里有水光，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我考进了泉州五中再跟你算账，”她说，“走了。”

　　她转身往祥芝的方向走。马尾今天没有扎起来，所以她转身的时候头发扫过肩膀，没有甩出那道弧线，而是轻轻地散开。她的背影在香江路的路灯下拉得很长，白衬衫被海风吹得鼓起来。

　　“环环！”我冲她喊了一声。

　　她没有回头，只是举起了右手，攥紧拳头，在空中停了一秒。

　　跟体育中考那天在铁栅栏外面一模一样。

　　我站在榕树下，抱着那双新鞋，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香江路尽头。然后我低头把鞋从盒子里拿出来，脱掉旧鞋，穿上新鞋，系紧鞋带。鞋的尺码刚刚好，不大不小，不紧不松。鞋底很软，踩在地上能感受到橡胶的弹性。

　　我站起来，在原地跳了两下，然后对着空无一人的校门口说了一句——

　　“明天见。”

　　海风从祥芝港的方向吹过来，把我的话卷走了。但我知道，明天我会在考场见到她。不是因为约好了——我们根本没约。是因为我知道她会在那里，她也知道我会在那里。

　　我们不需要约。

　　---

　　中考三天。

　　那三天在我的记忆里是模糊的。不是因为它平淡，而是因为太紧张了，紧张到我的大脑自动把很多细节屏蔽掉了。我只记得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作文题目是《我的青春里有——》，我填了“海风”。我写了香江路，写了五金铺，写了一个蹲在批发市场记型号的女孩，写了一辆破电动车在沿海公路上突突突地跑，写了操场上的变速跑和她举起的拳头。我不知道阅卷老师会不会喜欢，但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下午考英语。听力部分还行，阅读题我居然全都读懂了，完形填空里考到了几个蔡环环在小纸条上考过我的单词。我做着做着差点在考场上笑出来，硬憋了回去。

　　第二天考数学和理化。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是二次函数，跟刘老师预测的一模一样，我把辅助线画上去的时候手指都在抖。理化合卷的推断题果然考了蔡环环帮我整理的七类套路里的一类，我连题目都没读完就知道答案了。

　　第三天考完最后一科，我走出考场的时候，腿是软的。

　　不是累的软，是突然松下来的软。像一根绷了三个月的钢丝突然被人松了螺丝，整个人从骨头到肌肉全部卸了力。我在考场外面的台阶上坐了很久，看着考生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教学楼里走出来。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抱着家长又叫又跳。我把脸埋在手掌里，深呼吸了好几次，然后站起来，走到校门口。

　　榕树下站着一个穿白衬衫的女孩子。

　　衣服领子有点皱了，大概是在考场里坐了三天磨的。头发还是没扎马尾，散在肩上，但今天用了一个新皮筋——还是黑色的，但不是那种十块钱一大包的了，是稍微好一点的那种，有一点点弹性，不会扯断。

　　她的双手背在身后，背挺得很直。夕阳从她背后照过来，在她身上镀了一层金边。她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神里有光。

　　“考完了。”她看见我走过来，说。

　　“考完了。”

　　“你怎么样？”

　　“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我故意停顿了一下，“——做完了。”

　　她的嘴角翘起来。不是那种“嗤”的笑，是真正的笑，弧度不大，但很深，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收住，不让它变成大笑。

　　“你呢？”我问。

　　“英语阅读全对。”她说，然后从背后把手伸出来——手里攥着两颗糖。一颗红色的，一颗蓝色的。“庆祝一下。”

　　我接过红色的那颗，剥开。西瓜味的。很甜。我把糖含在嘴里，靠在榕树的气根上，看着夕阳一点一点沉进祥芝港的海平面。她站在我旁边，也靠着树根，把蓝色的那颗塞进嘴里。

　　我们就这样站了很久。没有说话。不需要说话。

　　远处有渔船归港的马达声，突突突的，跟我那辆破电动车的声音差不多。海风从沿海公路上吹过来，带着咸腥和柴油味，吹得榕树气根轻轻摇晃。她的白衬衫在风里微微鼓起来，蹭到了我的手臂。我没有躲。她也没有。

　　天黑下来的时候，她开口了。

　　“汉钦。”

　　“嗯？”

　　“成绩出来那天，我们还在这儿碰头。”

　　“好。”

　　“不管成绩怎么样。”

　　“你的成绩不会差。”

　　“你也一样。”

　　她说完这句话，从树根上直起身，拍了拍白衬衫上的树皮屑。然后她转身往祥芝的方向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谢谢。”她说。

　　然后她就走了。脚步声轻快，白衬衫在夜色里越来越小。我靠着榕树，把那颗西瓜味的糖咬碎，咽下去。甜味从喉咙一直流到胃里，暖洋洋的。

　　谢谢。这是她第二次对我说谢谢。第一次是去年秋天，她打电话问我进货的事还算不算数，挂电话之前说了一个破破烂烂的“谢谢”。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的“谢谢”是完整的，不破不烂，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很轻，但落在我心里很重。

　　我知道她谢的不是今天的碰头。

　　她谢的是这一年。谢的是批发市场的第一面，谢的是骑了无数趟的沿海公路，谢的是操场上的变速跑和她举起拳头的每一次，谢的是那二十一天里的两颗糖，谢的是两颗不甘心的螺丝钉在这个遍地厂房和渔港的小城里，把彼此拧得越来越紧。

　　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爸坐在铺子门口等我。他手里夹着一根烟，没点着，只是在手指间转来转去。看见我骑车回来，他站起来，把烟往耳朵上一别，问：“考得咋样？”

　　“还行。”

　　“‘还行’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该准备摆三桌的意思。”

　　我爸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哈地笑起来。他笑的声音很大，整条香江路都能听到。他一把搂住我的肩膀，把我往铺子里推，一边推一边冲里面喊：“孩子他妈！你儿子说考得还行！明天去买菜！买好菜！”

　　我妈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锅铲，围裙上沾着油渍。她看着我，眼睛里的光比铺子里那盏日光灯还亮。她没有说话，只是冲我笑了一下，然后又缩回了厨房。

　　那是我见过的我妈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

　　成绩公布那天，是六月下旬的一个早晨。

　　天还没亮我就醒了。不是闹钟吵的，是自己醒的。心里有一根弦绷了一整夜，梦里全是数字——分数、排名、录取线，乱七八糟地搅在一起。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从去年九月看到现在，那块水渍的形状我已经能闭着眼画出来了。

　　八点出成绩。七点半我就到了学校机房门口，结果发现已经有人在排队了。二三十个同学挤在走廊里，有的跟家长一起来的，有的自己来的，脸上的表情各式各样——紧张的、兴奋的、强装镇定的。李志鹏也在，靠墙站着打哈欠，看见我来了，扬了扬下巴：“你昨晚睡没？”

　　“没怎么睡。”

　　“我也是。我妈比我还紧张，一晚上进我房间看了三次。”

　　“你妈对你成绩还挺上心。”

　　“她是怕我考太差丢她的人。”

　　机房的门八点准时开了。人群呼啦啦地涌进去，抢占电脑。我找了一台角落里的机器，坐下，手指放在键盘上，深吸了一口气。机房里全是键盘敲击声和压抑的惊呼，空调开得很足，但我的手心全是汗。

　　我输入准考证号。按下回车。页面加载了大概三秒钟——那三秒钟是我这辈子最长的三秒钟。

　　成绩跳出来了。

　　语文 128，数学 139，英语 131，物理 92，化学 89，体育 26。总分 605。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605分。去年泉州五中在石狮的录取线是603分。前年是607分。换句话说，这个分数在泉州五中的录取线上下浮动，能不能上，要看今年的分数线。

　　我的心脏砰砰砰地跳，像是在胸腔里敲扳手。我把屏幕上的数字逐科看了一遍又一遍——数学和物理比我想象的好，英语正常发挥，体育那扣掉的四分格外刺眼，但整体分数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从班级三十二名到年级二十九名，再到中考605分，这一年我爬了多远，我自己都不敢算。

　　我从机房出来，第一件事不是给我爸打电话，是往校门口跑。

　　榕树下，一个穿白色短袖的女孩子已经站在那里了。今天她把头发扎起来了，用的是那个新皮筋。她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亮着，大概是刚查完分。她听见我的脚步声，抬起头，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喜悦，有紧张，还有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忐忑。

　　“多少？”她先开口。

　　“605。”

　　她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迅速暗下去一个度，“我 602。”

　　602。我的心往下沉了一点。去年泉州五中的线是603，如果今年不降分，她就在线外了。

　　“602跟605只差三分，”我说，“分数线会有波动的。前年是607，去年是603，说不定今年就是602呢？”

　　“也可能今年是606。”

　　“你能不能别这么——”我把话咽了回去，“——别这么清醒。”

　　“我就是清醒的人。”她靠在榕树上，抬头看着树冠里漏下来的光斑，“605应该稳了。602要看运气。我们可能去同一所学校，也可能——”

　　“没有可能。”我打断她，“就算差一分，也是同一个方向。”

　　她没有说话。风吹得榕树哗啦啦地响，树影在我们身上晃来晃去。她把手机塞进兜里，从另一个兜里摸出两颗糖，一颗给我一颗自己留。

　　“等分数线出来再说。”她把糖塞进嘴里，咬得嘎嘣响。

　　---

　　分数线是三天后公布的。

　　泉州五中在石狮的录取分数线——601分。

　　比去年降了两分。

　　我在家里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爸妈都在旁边。我妈捂住了嘴。我爸一拳砸在柜台上，砸得抽屉里的螺丝都跳了起来，然后他扯着嗓子朝门外喊：“三桌！老子说了三桌就三桌！”

　　我跑出铺子，骑上电动车，往祥芝冲。沿海公路上的海风呼呼地灌进耳朵，但我满脑子只有一个画面——蔡环环在榕树下说“602要看运气”时那个表情。现在运气来了。分数线比她的分数低了一分。一分。就是少做一道选择题的事。但她过了。

　　我骑到渔港路的时候，远远看见阿环五金的蓝色招牌。铺子门口站着一个人。蔡环环。她站在那里，手里举着手机，屏幕朝着我，上面是分数线查询的页面。她的脸上全是眼泪。

　　我第一次看见她哭。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也不是那种偷偷抹泪。她就站在那里，背挺得很直，任由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白衬衫的领子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她咬着嘴唇，嘴角在往上翘——她在笑，她笑的时候在哭。

　　我把电动车往路边一扔，三步并两步跑到她面前。

　　“601。”她说，声音在抖，但很清楚，“分数线601。”

　　“我知道。”

　　“我考上了。”

　　“我知道。”

　　“张汉钦——”她伸手抓住我的手臂，力道大得指甲都掐进了我的皮肤，“——我们考上了。”

　　“我知道。”

　　她抓着我手臂的手在发抖，整个人都在抖。她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最后她放弃了说话，把额头抵在我的肩膀上，肩膀一耸一耸地抽动。她在哭。哭出了声。那种压了很久很久、压到几乎要爆炸、终于找到一个可以释放的出口的哭声。不是嚎啕，是闷闷的、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像被海风吹散的汽笛。

　　我站在阿环五金的蓝色招牌下面，一只手扶着她，一只手垂在身侧。海风从渔港路上吹过来，带着柴油和咸鱼的味道，吹得头顶的招牌哐哐响。我闻到了她头发上的洗衣皂味，闻到了五金铺里永远散不掉的铁锈味，闻到了祥芝港退潮后滩涂的泥腥味。这些味道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整个青春。

　　她哭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用手背狠狠擦了一把眼睛。她的眼眶红彤彤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但脸上的表情已经从哭泣变成了她一贯的那副硬脾气。

　　“行了，”她吸了一下鼻子，“不哭了。”

　　“你还能说哭就哭说不哭就不哭？”

　　“能。”她深呼吸了一下，把剩下那半口气缓缓吐出来，声音恢复了正常，“哭完了就完了。还得准备高中。”

　　“你能不能庆祝一下？就今天，一天就行。”

　　她想了想，认真地点了点头。“行。今天庆祝。明天开始预习高一。”

　　我笑了。这才是蔡环环。哭五分钟，然后继续往前跑。

　　她妈从铺子里走出来，手里拿着手机，应该是也查到了分数线。她妈的身体这几个月一直不太好，但今天气色出奇地好，脸上有血色，走路也不喘了。她走到门口，看看蔡环环，又看看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张开双臂，把蔡环环抱住了。

　　然后她朝我招了招手。

　　我走过去。她妈松开蔡环环，一只手搭在她肩上，另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她的手很粗糙，指节变形，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黑色油污，但那只手搭在我肩上的时候，我觉得比任何奖杯都重。

　　“你们两个，”她妈的声音有点沙哑，但很稳，“以后的路还长。我家环环脾气硬，你多担待。”

　　“妈！”蔡环环的脸红了。

　　“阿姨，我知道。”我说。

　　她妈笑了一下，拍拍我的肩膀，转身回了铺子。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没回头，说了一句闽南语。这句话我听懂了。

　　“好人有好报。”

　　蔡环环的脸更红了。她转过身，背对着我，假装在看海。她的白衬衫后背还有点湿——是刚才哭的——贴在肩胛骨上，隐约能看见里面背心的轮廓。海风把她的马尾吹得左右摇晃，她伸手按住头发，别到耳后，然后从兜里掏出今天的第三颗糖，反手递给我。

　　“你妈说的，”我接过糖，“好人有好报。你是好人。”

　　“我不是好人，”她背对着我说，“我只是一个卖五金的。”

　　“巧了，我也是卖五金的。”

　　她转过头来，瞪了我一眼。眼泪还没干透，眼眶还是红的，但这个瞪眼已经恢复到了她标准的水平——凶巴巴的，带着一点“你再说废话我就拿扳手敲你”的威慑力。

　　但威慑力底下，是藏不住的笑。

　　我剥开糖塞进嘴里。牛奶味的，很甜，比之前所有的水果硬糖都甜。

　　那天晚上，我爸真的开始准备摆酒的事。他拿出一个皱巴巴的电话本，一个一个地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嗓门大得半条香江路都能听见——“我儿子考上泉州五中了！对，就是泉州那个五中！最好的那个！下周六晚上，香江大排档，三桌！你一定要来！”

　　我妈在旁边拽他的袖子，说你别那么大声，人家以为你在吵架。我爸说这怎么是吵架，这是光宗耀祖。我从来没在一个人脸上见过这么满的光。那张被海风吹了几十年、被铁锈和机油浸了几十年的脸上，所有的皱纹都舒展开了，每一道褶子里都装满了骄傲。

　　挂了电话，他走进我房间，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我桌上。

　　“里面有两万块钱，”他说，“你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

　　“爸——”

　　“别废话。你老子开五金店二十年，供你上个好高中还是供得起的。”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没回头，“你比你老子强。这是好事。”

　　他的脚步声下楼去了。我拿起那张银行卡，翻过来看了看。卡背面签着“张建国”三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跟他写在春联上的字一样难看。

　　我把银行卡收好，关了灯，躺在床上。窗外的香江路安静下来，偶尔有摩托车经过，车灯扫过窗户，在天花板上划一道光。那块水渍还在，形状还是老样子，但看着它的时候，我的心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手机震了一下。

　　蔡环环发来一条消息，只有四个字：“明天见吗？”

　　我回：“见。”

　　她回：“批发市场？八点？老地方？”

　　我回：“老地方。”

　　她发了一个白眼的表情。跟去年秋天一模一样的白眼。

　　我笑了。

　　我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闭上眼睛。窗外的海风穿过香江路，穿过渔港路，穿过我们骑过无数次的沿海公路，轻轻吹过这座遍地厂房和五金店的小城。我在这阵风里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片我从没见过的海。没有渔船，没有锚链，没有柴油味。只有蓝色的、安静的、一望无际的水面。

　　水面上面，是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