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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亲   庆历三 ...

  •   庆历三年,春。
      沈芳君十六岁了。
      南城坊巷这一带,十六岁的姑娘大多已经说了人家。勤快些的,孩子都抱上了。沈芳君却还待在家里,每天熬药、做饭、洗衣、收拾院子。巷口的王婆子见了她就摇头,跟人嘀咕:“沈家那姑娘,模样倒是周正,就是命不好。她娘那病,拖了两年了,药罐子不离火。谁家愿意娶个药罐子媳妇?”
      这话传到沈芳君耳朵里,她没往心里去。她娘的病确实拖了两年,父亲沈文远的俸银大半填了药铺,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十六岁了,不是不想嫁,是不敢想。她走了,娘谁来管?
      可那年春天,母亲钱氏的病忽然重了。
      先是咳血。起初是痰里带一丝血丝,后来血多了,一咳就是一口。沈文远请了大夫,大夫看了,把沈文远拉到外头,低声说了几句话。沈文远回来的时候,脸色是灰的。沈芳君问他大夫怎么说,他说没什么,吃几服药就好了。可她看见他背过身去,用袖子擦了一把脸。
      她什么都明白了。
      那几天,她没怎么睡。夜里守着母亲,听着那一声接一声的咳,心里像被人拿钝刀子在磨。她想起两年前那个老道说的话。“此女命格极重,非寻常人可承。”她当时不信,后来也渐渐忘了。可这几天,那句话又冒出来了,一遍一遍地在她脑子里转。
      她想,要是自己真的命硬,会不会连娘也克?
      这念头一冒出来,她赶紧掐了自己一把。胡说八道。娘是病,跟她的命有什么关系。
      母亲走的那天,是个晴天。
      屋里头很静,只有窗外的鸟叫,一声一声的。钱氏已经不大能说话了,喉咙里呼噜呼噜地响。沈芳君跪在床前,握着她的手。那只手还是凉的,比两年前更凉,也更瘦,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
      钱氏睁开眼,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站在后头的丈夫。她张了张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芳娘……”
      “娘,我在。”
      钱氏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塞进她手里。是一方旧帕,帕子洗得发白了,边角磨起了毛,上面绣着一只鸟。鸟站在一块石头上,抬着头,朝着太阳的方向。绣工不算精细,甚至有些粗糙,像是赶着绣完的,针脚有疏有密。
      “这是娘年轻时候绣的。”钱氏说,喘了一口气,“你外祖母给我的。娘没什么留给你……就这个。”
      沈芳君把帕子攥在手里,点了点头。
      钱氏又看了她一会儿,忽然用力攥了攥她的手。那点力气已经很微弱了,可沈芳君觉得像是被烫了一下。
      “芳娘,记住,”钱氏一字一字地说,“女人这辈子,得自己站得住。”
      她说完这句话,好像用尽了最后的力气,闭上眼睛,慢慢地,不再动了。
      屋里静了很久。沈文远站在床边,肩膀抖得厉害,没出声。沈芳君握着母亲的手,直到那只手彻底凉透,才慢慢松开。
      她没有哭。她跪在那儿,把旧帕叠好,收进怀里。然后她站起来,去厨房烧水,给母亲擦身,换衣裳。邻居家的婶子过来帮忙,让她哭出来,别憋着。她说我没事,婶子您帮我扶着娘的头,我给她梳梳头发。
      那天晚上,人都散了,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石榴树的花开了,红得像火。她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方旧帕。然后她把脸埋进膝盖里,无声无息地坐了很久。
      过了头七,沈文远开始张罗她的亲事。
      沈文远是个老实人,话不多,在顺天府当了二十年书吏,每天跟钱粮簿册打交道,到老也没升上去。妻子一死,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鬓角的白发多了,背也驼了些。可他还是撑着,该当差当差,该回家回家。只是每天晚上坐在灯下,看着女儿忙前忙后,眼圈就有些红。
      “芳娘,”有天晚上,他把女儿叫到跟前,“爹给你说门亲事吧。”
      沈芳君正在补衣裳,针停了一下。“爹,我不急。”
      “你不急,爹急。”沈文远说,“你十六了。爹不能养你一辈子。爹老了,哪天两腿一伸,你一个人怎么办?”
      沈芳君没说话。她低着头,继续缝那一针。
      沈文远叹了口气:“南城周家,你知道吧?周家那个独子,叫周彦文,今年十八,是个秀才。他爹早年跟我当过差,人厚道。前两天他托人来问,说周彦文见过你一面,一直记着。你要是愿意,爹就应了。”
      沈芳君抬起头:“见过我一面?”
      “说是去年庙会上。他在人堆里看见你,跟了你两条巷子,没敢搭话。”
      她愣了一下,随即脸有些热。去年庙会,她去给母亲买药,路过城隍庙,人挤得厉害,她只顾低头走路,什么也没留意。没想到有人在人堆里看了她一路。
      “人怎么样?”她问。
      “见过两回。斯文,老实,话不多,不像有些念书人那样油嘴滑舌。”沈文远说,“家里不算富裕,但也不愁吃穿。他爹跟我一样,是个书吏,没大本事,可过日子实在。”
      沈芳君低头把最后一针缝完,咬断了线头。她想了想,说:“爹觉得行,就行。”
      定亲宴摆在南城一家小酒馆里,两桌,一桌是周家的人,一桌是沈家的人。菜不算丰盛,胜在实在,有鱼有肉,还上了一壶酒。周彦文坐在他父亲旁边,穿了件新做的青布长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有些红,不知道是喝酒喝的,还是紧张的。
      沈芳君坐在另一桌。按规矩,定了亲的男女不好当面说话,她就低着头吃菜,偶尔抬眼扫一下。周彦文个子不算高,生得清秀,眉目间有点书卷气,鼻子挺直,笑起来嘴角弯弯的。看模样,倒确实像个老实人。
      席间周彦文的父亲提起,说想让他明年去考举人。周彦文在旁边小声说:“不用明年,今年秋天就去。”
      他父亲瞪了他一眼,他就不说话了,低头夹菜。满桌人都笑了。
      散席的时候,周彦文趁着两家人寒暄,走过来,往沈芳君手里塞了一样东西。
      “给你的。”他说,声音低得像做贼。
      沈芳君低头一看,是一支竹簪。很普通,竹子的,头上刻了一朵小小的花,刻得不太熟练,有几刀刻歪了。她抬头看他,他已经转身走了,背挺得笔直,耳朵红透了。
      回到家里,沈芳君把竹簪看了很久。竹子的,不值钱,可那朵花刻得挺用心。她想起他方才那句“今年秋天就去”,忍不住笑了一下。
      然后她把簪子收进匣子里,和母亲的旧帕放在一起。
      那天夜里,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那棵石榴树还在,风一吹,沙沙地响。她想起母亲说的那句“女人这辈子,得自己站得住”。她想,也许嫁人,就是站住的一种法子。有个人可以靠着,有个自己的家。等日子过起来,生个孩子,把娘的旧帕传下去,告诉孩子,你外祖母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又想起那个老道。一生三嫁,步步登高。她当时才十四,什么也不懂,只觉得害怕。可现在她十六了,定了亲,定了亲的男人会写诗,会在人堆里偷偷看她一路,会送她一支自己刻了花的竹簪。什么贵气,什么承不承的。也许那老道就是胡说的。也许日子就是日子,一步一步地过,过成什么样,自己说了算。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些。等到秋天,周彦文就要去考举人了。她要在心里替他求一求,求老天爷保佑他平平安安地考完,平平安安地回来。
      窗外的石榴花开了,在月光底下红得发暗。
      那天夜里,皇城的御书房还亮着灯。
      李承嗣坐在案前,案头的奏折堆了小半人高。他翻开一本,是江南水患的折子,今年春天雨水多,几处堤坝都出了险。他批了个“准”字,又添了两句,让户部拨银修堤。
      批完这本,他又拿起一本。窗外的月亮很白,照在角楼上,白得像霜。
      他搁下笔,看着窗外,站了一会儿。
      没有人知道他站在那儿想了什么。
      月亮挂在天上,照着南城的石榴树,也照着皇城的角楼。
      同一个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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