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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3 章 第二章 ...

  •   第二章

      清明时节,照例是要还乡的。

      这种周期性的人口迁徙,像某种无声的潮汐,将我们从城市的壳中暂时剥离,送回那片或许已经面目全非的土地。每年这个时候,车站里就挤满了回乡的人。他们提着行李,牵着孩子,脸上带着一种介于疲惫和期待之间的表情。那表情很复杂——不是回家过年的那种纯粹的喜悦,也不是离家远行的那种决绝的伤感,而是一种更暧昧的、更难以言说的东西。像是去见一个你亏欠了太多的人。你不知道见面之后该说什么,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面对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见他。但你知道你必须去。这是写在血液里的义务,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解释。

      车子驶离高速公路,颠簸在狭窄的乡道上。窗外的空气开始变得清透,混杂着泥土和青草被阳光炙烤后的味道。那味道和城市里的春天完全不同——城市里的春天是被修剪过的,是被规划过的,是行道树和花坛和公园里的草坪组成的,干净,整齐,但总是少了点什么。而这里的春天是野的,是杂乱的,是没有人管的。各种各样的植物挤在一起,高的矮的,开花的不开花的,谁也不让谁,各自疯长。空气里有一股隐隐约约的腥甜,是泥土被犁铧翻开的味道,是草叶被踩断后流出的汁液的味道,是水塘边那些不知名的水草在太阳下蒸腾出的味道。这些味道粗糙、直接、不加修饰,像这片土地本身一样,不懂得什么叫含蓄。

      田野里,大片的油菜花已经凋谢了。那种盛放时铺天盖地的、令人睁不开眼的金黄,已经退潮般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饱满的豆荚,沉甸甸地挂在枝头,在风里微微摇晃。豆荚是绿色的,绿中泛着一层薄薄的灰白,像是镀了一层霜。风大的时候,整片田野都在响——不是那种清脆的、悦耳的声响,而是一种干燥的、沙哑的摩擦声,成千上万个豆荚同时晃动,发出像无数只沙锤在同时摇动的合奏。站在田埂上听久了,会觉得那声音不是从耳朵里进来的,而是从脚底下传上来的,穿过鞋底,穿过骨骼,在胸腔里回荡。

      更远处,那些未被规整过的土地上,坟冢零散地分布着。它们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的新,有的旧。新的坟冢上堆着新翻的黄土,颜色鲜亮,在满目绿色中格外刺眼,像一个刚刚愈合的伤口。旧的坟冢则已经被青草覆盖,绿色从顶上蔓延下来,一直铺到地面,和周围的田野融为一体,不仔细看几乎分辨不出来。坟冢上面飘着褪了色的纸幡,在风里猎猎作响。那纸幡刚挂上去的时候大概是白色的,也可能是红色的,但经过风吹日晒,现在已经变成了介于白和灰和褐之间的一种说不上名字的颜色,薄得透明,边缘破碎,像一面古老的、无人能懂的旗帜。纸幡在风里翻飞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寂——它像是在招手,又像是在告别,又像是在漫无目的地、绝望地挣扎。

      这景象,有一种粗粝的、原始的诗意。它不是那种文人的、精致的、被反复吟咏过的诗意。它是一种更古老的、更本能的东西。是一种当你站在土地上、看着那些隆起在地面上的土堆、意识到每一座土堆下面都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时候,心底涌起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感受。那不是悲伤——至少不完全是悲伤。那更像是某种敬畏,某种恐惧,某种对生命本身的无常和脆弱的本能反应。这座坟里埋的是谁的祖父?那座坟里埋的是谁的母亲?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他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曾经在某个春天的早晨不愿意起床,曾经对着窗外的天空发呆,曾经在心里问过自己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没有人能回答我了。答案都被埋进了土里,和他们的骨头一起,慢慢地腐烂,慢慢地化成了泥土的一部分。

      这些土冢,就是历史本身的形态。不是教科书里那些被整理得井井有条的年代和事件,不是博物馆里那些被灯光照亮的展品,不是纪念碑上那些被反复打磨过的文字。真正的历史就是这样——散乱的,杂芜的,长满了青草,在风里沉默着。那些被埋葬的人,他们的一生——欢笑、泪水、爱情、悔恨、最得意的时刻、最后悔的选择——都已经化作了泥土,长出了野草,被风吹过,被雨淋过,被一代又一代的虫子在脚下翻耕。而我们现在站在这里,终有一天也会躺在这里。

      这个念头让我打了个寒噤。不是因为害怕死亡——在那个年纪里,死亡还是一件太过遥远的事情,远到没有真实的质感,像是小说里的情节,发生在虚构的世界里,和真实的自己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而是因为在那片田野上,在那些沉默的坟冢之间,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时间的力量。它不喧哗,不张扬,就只是日复一日地流逝,而在这流逝中,一代人来了,一代人走了,留下一些土堆和褪色的纸幡,供后来的人凭吊。

      家族的墓地散落在一片向阳的坡地上。坡地不高,但视野开阔,能望见远处的田垄和池塘。几棵柏树疏疏落落地站着,树影投在地上,被正午的阳光拉得很长。走到这里,空气骤然沉静下来。方才田里那些虫鸣鸟叫,那些风拂过豆荚的沙沙声,都似乎被一道无形的墙隔在了远处。柏树的气味很重,是一种清冽的、微苦的、带有一丝药香的树脂味,浓得像化不开的墨,让人不由自主地放轻了呼吸。

      祭扫的仪式是沉默而冗长的。除去杂草,添几抔新土,点燃香烛与纸钱。父亲蹲在最老的那座坟前,用一把生锈的镰刀割着坟头的蒿草。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不像是干活,倒像是在做一件需要极度精确的手艺。那些蒿草很高,高得淹没了墓碑的下半部分,刀割下去,草茎发出清脆的断裂声,汁液染绿了刀刃。他每割一把,就放在一旁,码得整整齐齐,像是在整理什么重要的文件。

      青色的烟升腾起来,在无风的午后直直升入高空,仿佛真能抵达某个不可知的所在。香烟是那种老式的檀香,味道浓郁而厚重,钻进鼻腔之后会留在那里很久,直到晚上洗脸的时候还能闻到残存在头发里的余味。纸钱在火焰里迅速卷曲、变黑、粉碎,火舌贪婪地舔舐着每一张纸的每一个角落,把它们从完整的方形变成黑色的碎屑,然后那些碎屑被热气流托起来,飘飘摇摇地飞向天空,像一群黑色的、没有方向的蝴蝶。火光照亮了碑上的刻字,那些被岁月侵蚀的名字,先是一个一个地亮起来,然后又随着火光的摇曳暗下去,再亮起来,反反复复,像是在呼吸。

      我盯着那些名字看了很久。它们很陌生。大部分名字我都没有任何印象,不知道他们是谁,长什么样,过了一辈子什么样的人生。但他们是我的祖先,这毋庸置疑。他们的血液流过几代人的身体,最终流进了我的血管。我身上这一部分来自这一位,那一部分来自那一位——眉毛的形状,手指的长度,走路的姿态,脾气的秉性,某一种说不上名字的遗传病。他们活在我的身体里,而我站在他们的坟墓前。这种感觉很奇妙。像是站在一条河流的岸边,向上游望去,看见无数条支流在远方汇集,每一条支流都有它自己的源头,而我是这条河流此刻刚好流经的一片河面。再过不久,我也会流过去,新的河面会出现,新的河水会沿着我走过的河道继续向前。

      生命就是这样一条河。

      父亲把镰刀放在一边,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土,从口袋里摸出三支烟,点燃,插在新添的土上。香烟的青烟和纸钱的青烟混在一起,在无风的空气里盘绕上升,像一棵倒着生长的树,根在坟头,枝叶在天上。他往后退了两步,站到我旁边,没有看我,只是看着那三支慢慢燃烧的烟,沉默了很久。阳光穿过柏树的枝叶,在他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把他的皱纹照得格外清晰。那些皱纹我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它们分布在额头、眼角、嘴角两侧,深浅不一,方向各异。有几道特别深的,从鼻翼一直延伸到嘴角,像是被一把无形的刻刀用力划过。我的父亲正在变老,而在此之前我从未真正地注意到这件事。

      他忽然开了口,声音很轻,不像是说给我听,倒像是自言自语。“这些墓,以后谁来上呢。”

      那句话落进正午的寂静里,没有回音。香烛还在燃烧,纸灰还在飘,柏树还在风里轻轻摇晃。但我觉得周围的一切在那一瞬间都凝固了——阳光,空气,远处池塘里水面的反光,田垄上奔跑的黄狗的吠声。所有的声音和光线都被那一句话吞没了,只剩下我和父亲,和他面前那座已经看不清名字的墓碑。他没有等待我的回答,弯下腰继续清理坟周的碎石。他的背微微弓着,肩胛骨在衣服下面凸起两个弧度,看起来比记忆中窄了很多。以前我以为父亲的肩膀是世界上最宽的地方,什么都能扛得住。现在我发现,那只是因为我那时候太小了,太小了,看不见他扛着的东西有多重。现在我看清了。他扛着的不只是我,不只是这个家,不只是这些年年要来祭扫的坟墓——他扛着的是整条河流的走向,是上游和下游之间那一整段沉默而漫长的距离。

      我看着他,想说点什么,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安慰太轻飘了,承诺太遥远了,询问又太多余。我只能也蹲下去,拿起另一把镰刀,帮他割另一座坟上的草。刀刃切入草茎,发出和父亲那边一模一样的、清脆的断裂声。我们父子俩就这样蹲在祖先的坟前,各自割着各自面前的草,没有说话。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一长一短,并肩排着。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和他之间有一种不需要语言的连接。那连接不是通过交谈建立的,而是通过血脉,通过土地,通过我们正在做的同一件事——在清明节的下午,蹲在祖先的坟前,把那些疯长了一年的野草割掉。

      纸钱烧尽了,最后一缕烟在空中淡去。那些黑色的灰烬落回土里,落在我们刚刚添上的新土上,和泥土混在一起,再过一场雨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回到村子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老屋还在,只是更破败了些。院墙上的石灰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青灰色的砖,砖缝里长满了青苔,青苔从墙根一直爬到半墙高的地方,像一片墨绿色的、正在缓慢吞噬这面墙的地衣。院子里的石榴树还在,枝干虬结,新叶嫩绿。这棵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算起来有一百多年了,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树皮龟裂成无数个不规则的菱形小块,里面藏着蚂蚁和不知名的甲虫。每年春天它还是照常发芽,照常开花,照常结果。夏天的时候石榴花红得像一团团的火,秋天的时候石榴果裂开,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像红宝石一样的籽粒。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它还在这里,像一个沉默的、不为所动的见证者。

      屋里的陈设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堂屋正中间还是那张八仙桌,桌面上积着一层薄薄的灰,有几个浅浅的茶杯印子,大概是上一次有人来的时候留下的——可能是去年的清明,也可能是某位远房亲戚路过时进来歇了歇脚。墙上的挂钟早就停了,时针和分针定格在某个被遗忘的时刻。墙角堆着一些旧农具——一把豁了口的锄头,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锹,一副断了一根绳子的扁担。它们被废弃在那里,身上落满了灰,却依然保留着被无数次使用过的痕迹。锄头柄上那一段被手握得光滑发亮的部分,是爷爷的手磨出来的;铁锹刃上那些细小的卷口,是无数次插入泥土、撞上石头留下的印记。

      空气中有一股陈年的、木头和泥土混合的味道,和城市里任何一种味道都不同。它不是令人不快的味道,但也说不上好闻。它是一种时间的味道,是那些被遗忘的东西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分解、慢慢氧化、慢慢归于尘土的过程中散发出的气息。站在堂屋里,阳光从门口斜照进来,在泥地上投下一个明亮的方形。灰尘在光柱里缓缓飞舞,成千上万颗微小的颗粒,每一颗都曾是这个屋子里某样东西的一部分——可能是奶奶的嫁衣上掉下来的纤维,可能是爷爷抽过的旱烟叶的碎末,可能是某一年除夕夜放鞭炮后飘进来的火药粉末。它们在光里舞动着,安静地,缓慢地,像是在讲述一个没有人再能听懂的、关于这个家、关于这片土地、关于所有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的故事。

      表叔一家还住在村子东头。他们执意留在这里,守着几亩薄田和一座空了大半的祖宅。晚饭是在他们家吃的。堂屋里光线昏暗,白炽灯泡发出昏黄的光,照着桌上几样简单的菜。表叔坐在主位上,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比父亲还深,虽然他只比父亲大两岁。他在这个村子里过了一辈子,日晒雨淋,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比在城市里生活的人要深刻得多。

      席间,长辈们谈论着族里的旧事。谁家的儿子娶了外地媳妇,结婚三年了还没生下孩子;谁家的老人去年走了,享年八十九,算是喜丧,丧礼上摆了三十桌酒席;谁家的房子塌了半边,没有钱修,现在一家四口挤在剩下那一间里。他们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回响,带着浓重的乡音——那些腔调和用词,是我小时候熟悉的,但现在听起来已经有些生疏了。我在城里生活了太多年,舌头已经习惯了普通话的抑扬顿挫,回到这片土地上,听见这些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方言,竟觉得有一丝奇异的陌生。那些词汇——有些我已经忘记是什么意思了,只能从上下文猜测;有些我还记得,但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它们像被锁在记忆最深处的某个抽屉里,钥匙不知去向。

      我坐在桌边,听他们讲话,间或应一两声。他们的世界和我的世界,重叠的部分正在变得越来越少。我关心的是考试、升学、城市里的生活、网络上流传的新鲜事物。他们关心的是收成、天气、生病的老牛、孙子的学费。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地理距离,不只是城乡差异,还有一种更深层的东西——一种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上的鸿沟。我的世界是向前看的,是朝着未来奔跑的。他们的世界是扎根的,是围绕着这片土地、这座村庄、这些代代相传的生活习惯缓慢转动的。这两种世界在同一个饭桌上相遇,彼此礼貌地点头致意,但都知道对方已经走得太远,远到无法真正理解彼此。

      这种疏离感让人愧疚,也让人无能为力。吃完饭出来,天已经黑透了。乡村的夜和城市的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城市的夜从不真正黑暗——路灯、霓虹灯、车灯、写字楼里通宵不灭的灯火,把天空染成一种介于橙和灰之间的暧昧色调。而乡村的夜是真正的、纯粹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我站在院门口,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整个人被钉在了原地。我看见了这辈子见过的最繁密的星空。没有光污染的天空,银河像一条淡淡的、发光的纱巾横贯天际。星星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多的让人头晕目眩,大的小的,亮的暗的,有些在闪烁,有些恒定地发光。那些星星排列成各种各样我认不全的图案——猎户座斜斜地挂在西边,北斗七星像一把勺子倒扣在屋顶上方,北极星孤零零地亮着,周围有一圈淡淡的光晕。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夜空了。更久没有这样站在星空下,感受到那种混合着敬畏、恐惧和归属的复杂情绪了。城里的夜空太亮了,亮得看不见几颗星星,最多能看到月亮和几颗特别亮的行星。而在这一刻,站在这片埋葬了无数代祖先的土地上,头顶是无穷无尽的星辰,脚下是无穷无尽的过往,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渺小——渺小得像那些在阳光里飞舞的灰尘,像坟冢上被风吹动的草叶,像银河里一颗最小最暗的星星。但这种渺小并不让人绝望。它更像是一种解脱。好像那些在城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东西——考试、升学、竞争、未来——在这里都变得轻了,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无论我考得好不好,无论我考上哪所学校,无论我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片土地都会在这里。那些星星都会在这里。那些坟墓都会在这里。而我终有一天也会回到这里,成为这座山上的一个土堆,成为族谱上的一个名字,成为供桌上的一块牌位,被后来的人用镰刀割去坟头的荒草。

      这是悲哀吗?也许是。但我那天晚上站在星空下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温暖。一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温暖。一种知道自己最终会回到哪里的温暖。那种温暖,和被窝里的温暖不一样——被窝里的温暖是逃避的,是暂时的,是你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给自己找的一个避难所。而这种温暖是接纳的,是永恒的,是土地本身散发出来的、不需要任何条件的、对每一个归来的孩子的拥抱。

      回到城里,是第二天的傍晚。长途汽车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窗外的风景从田野逐渐变成工厂,再变成住宅楼,最后变成密集的、高耸的商业大厦。天空在不知不觉中变灰了,那种清透的、高远的、属于乡野的蔚蓝,被城市上空的雾霾稀释成一片暧昧的灰白。空气里重新充满了汽车尾气、柏油马路被太阳晒热后蒸腾出的焦糊味、以及无数人聚集在一起时产生的、那种燥热的、略微发酸的气息。太阳在西边的楼群之间缓缓下沉,把一整排玻璃幕墙染成了金色,反射回来的光芒刺得人睁不开眼。那是一种和乡下的夕阳完全不同的光——乡下的夕阳是温柔的,是缓慢的,是在山头和田野之间缠绵很久才依依不舍地落下去的。而城市的夕阳是被高楼剪碎的,是被雾霾过滤过的,是匆匆忙忙的,像是在赶一场不属于它的约会,一转眼就被楼群吞没了。

      走在回住处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了那个站在坟冢间的自己。那个自己,就在昨天,正午时分,阳光透过柏树的枝叶洒在墓碑上,空气里有檀香和烧纸的味道,父亲蹲在我旁边,镰刀割断草茎的声音清脆而规律。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脚踩在新翻泥土上那种松软的触感,草汁沾在手指上的那种凉凉的、微黏的湿润。可是那个时刻已经过去了。它只存在于我的记忆里,而记忆里的东西,再清晰,也和真实隔着一整条无法跨越的时间的河流。那个人好像是我,又好像不是我。那个站在星空下的、感到渺小又感到温暖的少年,和此刻走在喧嚣街头的、被拥挤的人潮推着往前走的我,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我们是故乡的异乡人。

      这个句子忽然从脑海里冒出来,像一颗埋在泥土里很久的种子,终于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破土而出。是的,我们是故乡的异乡人。我们有故乡的户口,有故乡的方言,有故乡的口味,有故乡的记忆。但我们不再属于那里了。我们学会了说普通话,习惯了便利店和地铁,适应了二十四小时热水和外卖,习惯了在手机上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回到故乡,像一个游客,带着一种猎奇的、怀旧的、居高临下的目光,打量着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事物——水井、石磨、稻田、土路、茅厕——觉得它们亲切,又觉得它们落后。我们想念故乡的食物,但吃不了一个星期就会想念城市里的日料和火锅。我们想念故乡的宁静,但住不了三天就会抱怨没有WIFI和快递。我们已经是半个外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根还扎在那片土地里,但枝叶已经伸向了完全不同的天空。我们汲取的是城市的雨水和阳光,呼吸的是城市的空气和灰尘,说的是城市的语言和话题。而那片土地,在我们离开的这些年里,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它不再是记忆中的样子,也许从来都不是。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吗?离开了那片熟悉的、安稳的土地,将自己抛入未知的城市洪流。像蒲公英一样,被风从茎上扯下来,飘过田野,飘过河流,飘过无数个陌生的屋顶,最后落在某条水泥路的裂缝里。那里只有一点点土,不够深,不够肥沃,但你得努力在那里生根。你得学着在更坚硬的土地上扎根,汲取更稀缺的养分,在更逼仄的空间里伸展枝叶。你必须适应。因为你已经回不去了。那阵把你吹来的风,不会把你吹回去。而那些还留在茎上的种子,也不会等你。

      那枚从故土带走的种子,被小心翼翼地埋在心底。你知道它在那里。在某些时刻——比如在超市里忽然闻到一股类似故乡田野的气味时,比如在深夜里忽然想起外婆家院子的石榴树时,比如在和人聊天时一个早已遗忘的方言词汇忽然跳到舌尖时——它会轻轻地动一下,提醒你你从哪里来。但它会不会在新的土壤里开花?或者就此永远地沉睡,成为一座无人祭扫的坟茔?我们无法预料。

      也许所有人的青春,都是这样一个被连根拔起、再重新自我栽种的过程。我们告别了童年的土地——那片由家庭、故乡、已知和确定构成的土地,被抛进一个更广阔也更陌生的世界。在那里,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知道你的家族和你小时候的绰号,没有人记得你在哪条河里差点淹死、在哪棵树上摔下来磕破了膝盖。你是空白的,是可以被重新定义的。这既是自由,也是恐惧。自由是因为你终于可以成为你自己——不是谁的儿子,不是哪个村的谁家,不是某个家族谱系上的一个名字。恐惧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没有了那些定义你的东西,你到底是谁?

      这个过程充满了撕裂感。一端是故乡,是童年,是那些不需要思考就能理解的生活方式,是无论你走多远都会在每年清明呼唤你回去的、祖坟上的青草和纸幡。另一端是远方,是未来,是那些尚未被探索的可能性,是你自己选择的、与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这两端同时拉扯着你,把你拉成一张绷紧的弓。你不能松手,也不能放手。你只能就这么被拉着,在两种力量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而这种撕裂感,也许就是青春的本质。你不是在告别故乡,你是在告别一种确定。那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属于哪里”的确定感,随着你离开故乡的那一天就永远地失去了。从那以后,你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位置,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归属”。你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像故乡那样确定的答案,但你一直在找。而寻找本身,就是你新的身份。

      清明。故土。他方。所有离开故乡的人,都活在这种双重身份里,既是故土的子孙,又是他乡的旅人。而那座祖坟上的青草,每年都会按时长出来,等待一把生锈的镰刀,和一个越来越陌生的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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