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物风残少年须臾》美女邱莹莹

17、第 17 章

　　第十七章旧扇

　　那柄团扇是在老宅阁楼的樟木箱底找到的，压在祖母那件褪了色的绛紫色棉袄下面，和一叠泛黄的旧信、一只断了齿的牛角梳、几枚生了绿锈的铜钱挤在一起。樟木箱的盖子掀开时，一股浓烈的樟脑味混合着老木头特有的酸腐气扑面而来，像是打开了时间的棺材，那些被封存了几十年的气息终于找到了出口，争先恐后地从箱子里涌出来，在阁楼闷热的空气里翻腾、旋转、扩散。我蹲在箱子前，把那些旧物一件一件地取出来——棉袄的袖口已经磨破了，露出里面灰白色的棉絮，棉絮结成硬块，像一块块小小的顽石；旧信的信封已经发黄变脆，上面的字迹被水渍洇得模糊不清，只能隐约辨出几个字，写的似乎是“平安”和“勿念”；牛角梳的梳齿断了三根，剩下的几根也磨得又短又钝，梳背上积着一层灰白色的污垢，那是头油和灰尘混合之后凝结成的岁月的包浆。最后我才看到它——那柄团扇，静静地躺在箱底最深处，像一朵枯萎了的花，又像一只合拢了翅膀的蝴蝶，在黑暗中沉睡了几十年，等着被人重新唤醒。

　　我把它拿起来，动作很轻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扇柄是竹制的，原本应该是淡青色的，现在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像是被烟熏过，又像是被茶水浸泡了无数遍。竹节处的凸起被手掌磨得光滑圆润，那是被握了几十年、甚至更久之后才有的光泽——不是漆的光泽，不是油的光泽，而是人的手心分泌出的汗液和油脂渗透进竹纤维里，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点一点地打磨出来的、温润如玉的光泽。扇框也是竹的，用极细的竹篾弯成完美的圆形，接口处用丝线缠了又缠，缠成一个细密的、精致的结，丝线原本大概是红色的，如今已经褪成了一种接近灰白的淡粉，像是被雨水反复冲刷过的胭脂。扇面上蒙着一层绢，绢已经泛黄了，不是那种刺眼的枯黄，而是一种温润的象牙黄，像陈年的宣纸，又像存放了多年的旧丝绸。绢面上绣着一枝桃花——不，不是一枝，是一角，是从扇面左侧斜斜地伸出来的半枝桃花，枝干用赭色丝线绣成，花朵用粉色丝线绣成，花瓣的边缘用更深的胭脂色勾勒，花蕊用鹅黄色的丝线一点一点地点上去，每一根花蕊都细如发丝，在午后的光线里泛着若有若无的光泽。桃花旁边绣着两只燕子，一高一低，正在花枝间穿梭。燕子的翅膀是蓝黑色的，腹部的羽毛是灰白色的，剪刀似的尾巴张开来，像是要把春风剪成两半。燕子的眼睛是用黑色丝线绣的，只有针尖那么大的一点，可就是这一点，让燕子活了——它们斜着翅膀，张着尖喙，仿佛下一秒就会从扇面上飞出来，在阁楼里绕一圈，然后从天窗飞出去，飞向那片被遗忘的春天。

　　绣工极精细，针脚密得像雨点落在水面时激起的细碎涟漪，一层压一层，一圈套一圈，每一针都排列得整整齐齐，像是一队纪律严明的蚂蚁，沿着无形的轨迹行军。我把扇面凑近了仔细看，那些丝线的颜色层次分明——花瓣的最外层是浅粉，中间是桃红，花心是胭脂，三种颜色的丝线由浅入深地过渡，不是通过染色，而是通过一针一针的穿插和覆盖来实现的。绣花的人把不同颜色的丝线混在一起，一针浅粉旁边紧挨着一针桃红，桃红旁边又紧挨着一针胭脂，三种颜色在绢面上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在光线的折射下呈现出一种微妙的、渐变的、宛如花瓣天然纹理的效果。这是苏绣里的“擞和针”技法，用不同色阶的丝线交错刺绣，让色彩过渡自然柔和，不留痕迹。这种技法需要极好的眼力、极稳的手劲和极大的耐心——眼力要好，才能在千万种颜色里挑出最合适的那几种；手劲要稳，才能在薄如蝉翼的绢面上均匀地刺下每一针；耐心要大，才能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中不厌倦、不浮躁、不放弃。

　　我把扇子翻过来，看它的背面。背面没有绣花，只有一行极小的墨字，写的是“庚申年春月，绣于南窗下”。庚申年。我推算了一下，大概是民国九年，也就是一九二零年，距今已经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春天，一个人坐在南窗下，弓着背，低着头，一针一线地绣着这柄团扇。窗外大概有一棵桃树，正开着花，花瓣被春风吹落了几片，飘进窗来，落在她的绣架上，落在她的膝头，落在她还乌黑的发间。她也许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桃树，然后低头继续绣，把桃花的颜色、燕子的姿态、春天的气息都一针一针地绣进了这方小小的绢面里。她不知道自己绣的这柄扇子会在一百年后被一个后人从樟木箱底翻出来，不知道那些丝线的颜色会褪得这么淡，不知道扇面上的燕子飞了一百年还没有飞出那方绢面。她只是在那个春光明媚的午后，用自己的手艺和耐心，把一个瞬间定格成了永恒——一个桃花盛开、燕子双飞的春天的瞬间。

　　团扇。这两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古典的、雅致的、略带哀愁的美感。汉唐的诗里写过它——“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班婕妤的这首《怨歌行》，大概是咏扇诗里最古老也最动人的一首。她把自己比作一柄团扇，在夏天被主人握在手里，形影不离；秋天一到，就被扔进箱子里，再也不看一眼。团扇的命运就是如此——它与炎热相伴而生，当炎热退去，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古人说“秋扇见捐”，用被秋天遗弃的扇子来比喻被爱人冷落的女子，那是一种何其凄凉的意象。可此刻，这柄团扇躺在我的掌心里，我倒不觉得它凄凉。它的确是被遗弃了——被它的主人遗弃在樟木箱底，被整个时代遗弃在历史的角落里。可它并不凄凉，因为它并不自怨自艾。它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不抱怨，不哀鸣，不乞求任何人的怜悯，只是用自己的褪色和破损，记录着时间的流逝，守护着那个春天的记忆。被遗弃是一种被动的不幸，而守护是一种主动的尊严。

　　这柄团扇在绣成之后，大概陪伴了它的主人很多个夏天。在那些漫长的、闷热的、蝉鸣如沸的午后，她握着这柄扇子，一下一下地扇着风。扇出来的风是柔和的，带着竹子的清香和绢丝的凉意，拂在脸上，像是一只清凉的手在轻轻地抚摸。她握着它去赶集，去庙会，去戏台下面看戏。戏台上演的是《牡丹亭》还是《西厢记》？杜丽娘在花园里游园惊梦，崔莺莺在月下听琴，那些古老的爱情故事在夏夜里被一遍遍地搬演，台上的伶人咿咿呀呀地唱着，台下的观众如痴如醉地看着。她坐在人群里，手里轻轻地摇着这柄团扇。扇面上的桃花在她手腕的轻转中若隐若现，燕子在她指尖的晃动中栩栩如生。那时的她大概很年轻，额前梳着整齐的刘海，鬓边插着一朵刚刚摘下来的栀子花，腕上戴着一只细细的银镯子，扇子一摇，银镯子就叮当作响，清脆的金属声和扇子带起的微风混在一起，成了夏夜里最动听的音乐。

　　后来呢？后来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扇子被收进了箱子里。再后来春天又来了，夏天又来了，扇子又被拿出来。如此往复了几十个春秋，直到有一年，扇子被收进箱子之后，就再也没被拿出来过。也许是主人买了新的扇子——那种从上海来的、印着月份牌美女的机制绢扇，花花绿绿的，比她手绣的桃花更鲜艳，更时髦，更配得上那些新的夏天。也许是主人老了，眼睛花了，手抖了，握不住扇柄了，也就不再需要扇子了。也许是主人离开老宅，去了很远的地方，来不及带上这柄旧扇，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裳和全部的家当细软。这柄团扇就被留在了樟木箱底，压在旧衣裳下面，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夏天来了又去，桃花开了又谢，燕子来了又走，而它只是静静地躺在黑暗里，和樟脑丸作伴，与蠹虫为邻，等待着某一天某一个人重新把它从箱底取出来，重新在阳光下展开它的扇面，重新凝视那枝褪了色的桃花和那对飞了一百年也没有飞走的燕子。

　　一百年后的这个午后，它终于等到了。我拿着这柄团扇走到窗前，把它举到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里。绢面在逆光下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丝线刺绣的部分比周围的绢面更厚一些，所以透光度更差，在逆光中形成了深色的剪影——桃花的剪影，燕子的剪影，一根根丝线的剪影，都清清楚楚地印在光幕上，像一幅微型的皮影戏。我轻轻地转动扇柄，那些剪影就跟着转动起来，桃花在旋转，燕子在盘旋，在光与影的交织中产生了某种错觉——它活了，它在我的手中重新活了过来。我握着它，一下一下地扇着，扇出来的风很轻很弱，几乎感觉不到，可它确实还在，还和一百年前一样。只要有人握着它，只要有人在夏天里需要它的风，它就还没有被遗弃。这扇子，在某种意义上，比人更长寿。它的主人早就不在了——那个在南窗下绣桃花的绣娘，那个握着它在夏夜里听戏的少妇，那个把它收进樟木箱底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可它还活着。它用它发黄的绢面和褪色的丝线，用它竹柄上的包浆和扇框上的丝线结，用它沉默的、不事张扬的姿态，向后人证明着：美是可以穿越时间的，手艺是可以穿越时间的，一个春天的午后、一双绣花的手、一颗安静的心，都是可以穿越时间的。只要还有一柄旧扇留存至今，那个春天就没有完全消逝。

　　我把团扇重新合上，轻轻地放回樟木箱底，放在那件绛紫色棉袄的旁边，让它们继续做伴。箱盖合上时发出一声沉闷的响，扬起一阵细小的灰尘。那些灰尘在午后的阳光里飞舞，像一群被惊扰的、微小的精灵，然后慢慢地、慢慢地落回地面，重新归于沉寂。而阁楼又恢复了它原有的安宁，只有从天窗射入的那道阳光，还在默默地移动着，从东墙移到西墙，从黎明移到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