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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三章 一碗拌粉 开学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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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二个星期,我已经把日子过顺了。
早上五点半起床,在阁楼的小窗户下面背一页英语单词。七点到学校,教室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放学去面馆,九点打烊,回去再写一个钟头作业。
清晨的校园和白天不一样。樟树笼在一层薄薄的雾里,叶子上挂着露水,风一吹就往下掉,滴在脖子里凉飕飕的。教室的门还锁着,我就坐在走廊的台阶上等打铃的老大爷来开门。他后来认得我了,每天先开我们班的门。
我会先把窗户打开,让教室里的气味散一散,再坐到最后一排。那半个钟头,整间教室是我一个人的。
面馆后门的水池上面有一颗钉子。我把当天要背的课文抄在小纸条上,挂在钉子上,一边洗碗一边看。周姨发现以后笑了半天,说她开了十年面馆,第一次见到对着洗碗水背《将进酒》的。
第二天,那颗钉子旁边多了一个小夹子。
江屿那本语文书,我用了一个星期。那一个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在阁楼里对着两本书翻,把新版和旧版对不上的页码一页一页地抄下来,抄在一张纸上,左边是新的,右边是旧的。新版多了两篇课文,我也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了下来。
第二个星期一,我把那张纸用胶水粘在了旧课本的封面里面,把他的书还给了他。
他翻了翻我的那张对照表,翻了很久,说:“你这个人……”
他没说完。我也没问他要说什么。
——
那个星期三,我正蹲在后门洗碗,嘴里念着“天生我材必有用”,听见前面有人喊:“老板娘,一碗拌粉,多放辣。”
那个声音我听了一个星期,已经不会听错了。
我手里的碗滑了一下,掉进水盆里,溅了我一身水。
“念念,端个粉出去。”周姨在厨房里喊。
我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端着那碗拌粉走出去。放下碗的时候,他正好抬起头来。
周姨的拌粉是镇上最有名的。米粉要在开水里烫三下,捞起来沥干,淋一勺肉臊,撒一把炸花生、一撮酸豆角、一撮葱花,最后是她自己炼的辣椒油,红亮红亮的,一端出去整个屋子都是香味。
“想念同学,”江屿的声音里全是笑,“好巧啊。”
一点都不巧。清溪镇只有一条主街,江家的房子在另一头,他从来不必经过这里。
“慢用。”我说。
我转身就走。走到门帘边上,听见他在后面咳了起来,咳得惊天动地。
我回头。他的脸涨得通红,眼泪都出来了,一只手捏着筷子,另一只手在桌上乱摸。
周姨的辣椒油是自己炼的。我第一天就被告诉过,客人说多放辣,就放半勺。
我倒了一杯凉开水,放在他手边。他一口气灌下去,哈了口气,抬起头来看我。
“你笑了。”他说。
我没有。我把嘴角按下去,又给他倒了一杯。
“你就是笑了。”他又哈了口气,很得意似的,“我看见了。”
——
那天他一直坐到打烊。一碗拌粉吃了一个小时,吃完了又要了一碗汤,整个晚上什么也没做,就是托着下巴,看我擦桌子、收碗、拖地。
拖到他那一桌,我把拖把停在他脚边。
“……麻烦抬一下脚。”
他抬起一只脚。
“另一只……也要。”
他又抬起另一只,两条腿悬在半空中,很老实地等我拖完。周姨在柜台后面笑出了声。
打烊的时候,周姨开始把椅子倒扣到桌子上。他站起来,也不说话,一张一张地帮着扣,扣完了又帮着把门口那块“牛肉面”的木牌子搬进来。
周姨叉着腰看着他:“江家的少爷,还会干这个?”
“周姨你别这么叫。”他拍了拍手上的灰,“我爸叫我小兔崽子。”
周姨笑得前仰后合。
第二天他又来了。这次他说:“一碗拌粉,少放辣。”
第三天也来了。
周姨从厨房的小窗口探出头,冲我挤眼睛,压低声音:“江家那小子,是来吃粉的,还是来看人的?”
“吃粉的。”我说。
“哦——”她拖长了声音,和他第一天问我“想念谁啊”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把头埋进了洗碗水里。
——
九月底收班费,每人五十。
孙婷婷拿着一个铁盒子,一排一排地收。收到我这里,她停下来,把盒子在我桌上敲了敲。
“许念,就差你一个了。”
她的声音不大,但刚好能让前三排的人都听见。有人回过头来。
那三十二块五,一个月的早饭和午饭吃下来,只剩十一块了。周姨的工钱月底才发,还有三天。
“我……月底发了工钱就交。”我说,声音小得自己都快听不见,“下个星期一,可以吗?”
“下个星期?”孙婷婷笑了一下,“全班都交了,就你特殊?五十块都拿不出来啊?”
教室里安静了一下。
我低下头。我想说,三天以后就有了,就三天。
可是那句话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出不来。我只觉得脸在发烫,烫到了耳根。
前面的椅子“吱”地响了一声。
“孙婷婷,”江屿没回头,懒洋洋地翻了一页书,“我上周不是给了你一百吗。多的那五十,算她的。”
孙婷婷愣了一下:“你什么时候——”
“你记错了。”他说,“账对不上,我补。”
孙婷婷的脸一下子红了。她看了江屿的后脑勺很久,最后什么也没说,抱着铁盒子走了。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的肩膀碰了一下我的桌角,很重。
我知道他没有给过一百。全班都知道。
放学的时候,我看见江屿走到讲台边,把一张五十块塞进了孙婷婷的铁盒子,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
月底发了工钱。周姨数给我一百五十块,又单独塞给我十块,说是“全勤奖”。我从来没听说过面馆有全勤奖。
我抽出五张十块,叠得整整齐齐,装进一个信封。信封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自己折的。
我在账本上记:班费,五十。还江屿。
早读前,我把信封塞进了他的抽屉。
中午放学,我翻开语文书,那个信封好好地夹在《荷塘月色》那一页里。五张十块一张不少。信封背面多了一行字,字很丑,歪歪扭扭:
欠着吧。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前面的人转过来,我才快速地合上书。
“看什么呢,这么入神?”
“……朱自清。”
他笑得趴在了我桌上。
那天晚上,我把账本上那一行重新看了一遍,没有划掉,只在后面加了三个字:以后还。
——
十月初的一个晚上,又下雨了。
面馆九点打烊。我拉下卷帘门的时候,看见他站在对面的屋檐下,撑着那把黑伞。
这一次我没有跑。
雨不大,细细的,打在伞面上沙沙地响。主街上的铺子大都关了门,只有录像厅门口还亮着一串红绿色的彩灯,里面传出来打斗的声音。地上的水洼把那些灯光拉得很长,踩上去,就碎成一片一片的。
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他一直在说话,说数学老师的假发,说镇上哪家录像厅最好,说他爸要他以后接管厂子,但他想去大城市。
“哪个大城市?”我问。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接话。
“还没想好。你呢?”
“上海。”我说完就后悔了,觉得自己说了一句不自量力的话。
“为什么是上海?”
我也说不清。初中的地理书上有一张外滩的照片,黑白的,很小。我看了很多遍。那些楼那么高,那些人走得那么快,好像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因为那里很大。”我说,“大到没有人认识我。”
他没有笑我。他想了一会儿,说:“那我也去上海。”
“你刚才还没想好。”
“现在想好了。”
伞不大,我们的胳膊时不时碰一下。每碰一次,我就往外挪一点点,他就把伞往我这边歪一点点。
走到巷子口,我停下来。
“就到这里吧。”
我不让人知道我住在哪一间。谁都不行。这是我很早就学会的事。
他看了一眼黑乎乎的巷子,又看了看我,没有问为什么。
“行。”他把伞塞到我手里,自己退到雨里,“那我就送到这里。”
“伞——”
“明天还我。”他已经往回跑了,跑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喊,“许念!明天放学,我在樟树下面等你!”
那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而不是“想念同学”。
我撑着他的伞,站在巷子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里。伞柄上还有他手心的温度。
那天晚上,我把伞擦干了,立在床头。半夜醒来好几次,每次都要看一眼它还在不在。
我开始盼着放学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盼过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