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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章 雨里的转校生 我到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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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清溪镇那天,雨下了一整天。
2005年9月1日。中巴车从县城开出来,开了一个多小时。车窗上全是雾气,我用袖子擦出一小块,外面的稻田、电线杆、刷着白字标语的墙,一样一样往后退。
我背着一个蛇皮袋,里面是两床被子、四件衣服、一个搪瓷碗。袋子太大,塞不进行李架,我就抱在腿上。旁边坐着一个拎鸡笼的大婶,鸡在笼子里一直叫。她看了我好几眼。
“一个人啊?”
“嗯。”
“去哪儿?”
“清溪。”
“去清溪做什么?”
“读书。”
她就不问了。我把脸转回车窗。雾气又蒙上来了,我就再擦一遍。我想看清楚,我要去的地方长什么样。
车过了一座桥。桥下的河水是黄的,涨得很高,打着旋往下游走。大婶的鸡在笼子里扑腾了一下,一根羽毛从笼缝里飘出来,落在我的蛇皮袋上。我没有拿掉它。
我在想清溪是什么样子。我只在县城车站的地图上见过这个名字,小小的两个字,挤在一条蓝色的细线旁边。我想,有河的地方,大概不会太坏。
——
妈妈是早上五点叫我起来的。
天还没亮,她没开灯,怕吵醒弟弟。我摸黑穿好衣服,她已经把蛇皮袋捆好了,绳子勒得很紧,打了两个死结。
爸爸没有起来。他前一天晚上说过,要读你自己去读,家里不出一分钱。说完他就去睡了。妈妈在灶房里坐了很久,我隔着墙,听见她一直没有动。
从村里到县城,要走一个钟头的山路,再搭一段拖拉机。蛇皮袋一直是妈妈扛着的。我说我来,她不让。她走在前面,背有点弯,那个袋子压在她肩上,看起来比我还大。
我们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山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声,和远处谁家的公鸡在叫。
到了汽车站,她把袋子放下来,喘了一会儿气。然后她背过身去,解开外衣的扣子,从里面一件贴身的衣服里掏出一卷钱。钱用橡皮筋扎着,带着她身上的温度。
“一百二十块。”她说,“省着点。”
我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钱。家里上个月卖了一头猪,爸爸说过,那笔钱是要给弟弟留着的。
我没有问。
她把钱塞进我手心,想了想,又拿了回去。她蹲下来,解开我左脚的鞋带,把那卷钱塞进了我的袜子里。
“钱别放一个地方。”她低着头系鞋带,系了一个死结,“车上人多。”
她的手很粗,指节上全是裂口,碰到我脚踝的时候,糙得像砂纸。系好了,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念念,”她看着我身后的车,没有看我,“在外头少说话,手脚勤快点。你争气点。”
我点头。我一直都是点头的那个人。
五年前她送我去赵家,也是在这个车站,也是这么说的。少说话,手脚勤快点。
她说完就走了,说家里还有猪要喂,弟弟还小。我站在车门口看她。她走得很快,蓝布衣服在人堆里一闪,就看不见了。
她没有回头。
我们家的人,走的时候都是不回头的。
——
我选清溪中学,是因为它收转学生,学费比县一中便宜一半。
也因为它离家很远。离另一个地方,也很远。
初中毕业以后,我没有马上读高中。我在县城的制衣厂踩了一年缝纫机,一个月三百块,寄回家两百,自己留一百。攒够了一年的学费,才去读了高一。
高一在县城读的。县城离赵家,太近了。
我比班上的同学都大。转来清溪的那天,我已经十八岁了。
我不觉得晚。我算过,再读两年,考上大学,二十岁。二十岁的人,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年。
中巴停在镇子西头。
清溪镇只有一条主街,从西头一直通到东头。雨里看过去,两边都是两三层的小楼,楼下开着铺子:五金店,杂货铺,录像厅,还有一家面馆,红漆手写的招牌,“面”字掉了半边。我在面馆门口站了一下,没有进去。我跟自己说,晚上就来。
街的尽头立着一根很高的烟囱,在雨里冒着白烟。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镇东头的建材厂。
清溪中学在镇子东头,校门口有一棵很老的樟树,要三个人才抱得过来。我背着蛇皮袋从西头走到东头,到校门口的时候,裤脚已经湿到了膝盖。
我站在树下躲雨,仰头看它。叶子密得很,雨打下来,落到我身上只剩下几滴。我想,以后每天进校门,都要从它底下过了。
左脚的鞋补过一次,雨水从补丁的缝里渗进去,袜子湿了一块。袜子里那卷钱,大概也湿了。我把脚往后缩了缩,缩到樟树的影子里。
等门口的人少了,我才走进校门。
——
班主任姓陈,戴眼镜,说话很快。她在办公室里翻了翻我的转学材料,在家长签字那一栏停了一下。那里签的是我自己的名字。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我以为她要问,可是她只是把材料合上了。
“走吧。”她说,“要上课了。”
她把我领到高二(3)班门口,拍了拍手:“安静一下,这是新转来的同学,许念。许念,你自我介绍一下。”
四十多双眼睛看着我。
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最后只说了四个字:“我叫许念。”
教室里有人笑了。
“就这样?”陈老师推了推眼镜,“那你坐最后一排靠窗那个位置吧。”
我走过去的时候,听见前排有个女生小声说:“哪儿来的啊,土死了。”她扎着高马尾,校服熨得很平整,胸口别着一块红牌子,写着“班长”。
我假装没听见。我很擅长假装没听见。
靠窗的位置很好,能看见那棵樟树。我刚把蛇皮袋塞到桌子底下,前面的椅子“吱”地响了一声。
坐我前面的男生转过来了。
他趴在我桌上,下巴搁在手臂上,眯着眼睛打量我。头发有点长,被雨淋湿了一缕,贴在额头上。校服外套没拉拉链,里面是一件白T恤,看起来很新。
他的眼睛很亮,笑的时候左边嘴角先动。他看我的样子,不像在看一个新来的、土气的女生,像在看一道他没做过的题。
我不喜欢被人这么看。可是我也说不清,是哪里不喜欢。
“喂,”他说,“新来的。”
我没说话。
“你是哑巴吗?”
“不是。”
“那你怎么就说四个字?”他好像觉得很有意思,“我叫江屿。江水的江,岛屿的屿。你那个念,是哪个念?”
“……想念的念。”
“哦——”他拖长了声音,笑了,“想念谁啊?”
我的脸一下子烫起来。我低下头翻开课本,假装在看。课本是去年的旧版,封面上还有别人的名字,被我用修正液涂掉了。
他没再说话,但我能感觉到他还在看。过了好一会儿,椅子又“吱”了一声,他转回去了。
我松了一口气,抬头,正好对上班长回过头来的目光。
她先看了江屿一眼。然后,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短,短到后来我很多次都在想,是不是我记错了。
——
第一节是陈老师的语文课。
她让大家翻到第十二页。我翻到第十二页,是一首我没见过的诗。旁边的人已经开始跟着读了,我还在一页一页地往后找。去年的旧版和今年的新版,页码对不上。
我的脸又烫起来。我把书往桌洞里推了推,假装在听。
前面的椅子“吱”了一声。
一本书从前面递了过来,是新的,书脊都还没压平。他没回头,只是把手往后一伸,把书放在我的桌角上,然后整个人趴了下去,脸埋在胳膊里。
他的桌上什么也没有了。
那一节课,陈老师点了他两次名,说江屿你又睡。他也不抬头,嗯了一声,接着睡。
下课铃一响,我把书还给他。他看了一眼,又推回来:“你先用着,我上课用不着。”
“那你看什么?”
“看窗外。”他说,“窗外好看。”
可是他的座位不靠窗。
——
中午放学,教室里的人一下子就走空了。镇上的同学回家吃饭,住校的去食堂。我没有饭票,也不知道食堂在哪里。
早上出门前,妈妈往袋子里塞了两个红薯。我把它们从被子中间摸出来,已经凉透了,皮上还沾着一点灶灰。
我坐在窗边,一点一点剥着吃。窗外的樟树被雨打得沙沙响,教室里安静得只听得见我自己的咀嚼声。
第二个吃到一半的时候,前门开了。
江屿拎着一瓶汽水走进来,头发上全是水珠。他好像没想到教室里还有人,愣了一下。
我把红薯往桌洞里一塞。
“你不去吃饭?”他问。
“吃过了。”
他的目光从我的脸上滑下去,落在桌子上。桌面上还有一小堆红薯皮,我来不及收。
他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然后他坐回自己的位置,背对着我,趴在桌上睡觉了。
他把两只胳膊一叠,把脸埋了进去。那个姿势,像是故意不让我觉得自己被人看见了。
等他的呼吸声变得很匀了,我才把剩下的半个红薯拿出来,吃得很小声。
红薯是甜的。我妈烤红薯,一直烤得很好。
——
下午第一节课前,班长发下来一张登记表。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家庭住址,父母姓名,联系电话。
我一格一格地填。出生年月,1986年11月。家庭住址,我写了村子的名字,前面跟着乡,跟着县,写了长长一串,格子装不下,挤到了边上。
联系电话那一栏,我想了很久。家里没有电话。最后我写了村里小卖部的号码,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找王婶,请她去家里喊人。
班长收表的时候,在我桌边停了一下,看了一眼那个括号。
她什么也没说,把我的表压在了那一摞的最底下。
——
放学的时候雨还没停。我没有伞,站在教学楼门口,算着跑到镇上的面馆要多久。我在那儿找了份工,每天放学去洗碗,管一顿晚饭,一个月一百五十块。老板娘说迟到一次扣五块。
一把黑伞忽然撑到了我头顶。
“想念同学,”江屿站在我旁边,伞往我这边歪了一大半,他自己的肩膀露在雨里,“你住哪儿?”
“不用了。”
“我又没说要送你。”他挑了挑眉,“我就问问。”
我抱着书包冲进了雨里。
跑出去很远,我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里,撑着那把黑伞,没走,也没追,就那样看着我跑远。好像他早就知道,我会回头。
那是我第一次在离开的时候回头。
后来我才知道,镇上的人都认识他。江家是清溪镇最有钱的人家,镇东头那片厂子、半条街的铺面,都是他家的。他爸爸和镇长一起喝酒,镇上谁家办事,都要请江家去坐主桌。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些。我只记得那把伞,歪向我的那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