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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第 38 章   第三十 ...

  •   第三十八章最后一课
      腊月初,刘小川向学堂递交了退学的呈文。
      呈文是陈启明替他抄的,抄到最后署名的时候,陈启明的笔停了停:“三年同窗,就这么散了。”刘小川说:“散不了。你往后办的报,记得寄到京城来。”陈启明把笔一摔:“废话。白送你,邮费都我出。”
      消息在学堂里传开,反应各不相同。算学的宋教员找他做了一次验算,把武备要考的三角、力学逐条过了一遍,过完在草稿纸上画了个对勾:“考得上。去了别丢明德的人。”李铁生来送他一双手套,军用的,皮里子,“京城冷。打枪的手,冻不得。”王雨亭送的是一支笔和一刀纸:“你答应过我,枪上一天,笔一天不离身。”
      教经史的方先生的帖子,是最后到的。
      方先生是头一年才接的国文课,前一年,教了刘小川二年的沈先生告老还乡了。方先生六十出头,比沈先生还旧派,长衫的袖口磨得发亮,讲《左传》从来不看书,一句一句背出来。他平时极少单独找学生,找了的,学堂里都说,必是那学生身上有什么事,拴住了老先生的心。
      刘小川去的时候,是腊月初八的傍晚。
      教员室里只剩方先生一个人。窗外的天已经暗透了,屋里点着一盏罩灯,灯下摊着几摞课卷。老先生没有让坐,先从案头的一摞书底下,抽出一册书来。
      线装的,蓝布面,书角包着青绸,磨得起了毛边。翻开,是《史记》里的一篇,书页的天头地脚,密密麻麻全是批注,朱笔的,墨笔的,看得出是几十年读下来的功夫。
      《项羽本纪》。
      “拿去。”方先生说。
      刘小川双手接过,一时没有明白:“先生——”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这本?”
      刘小川摇头。
      方先生把罩灯捻亮了一点,灯芯上的火苗立直了,把老先生脸上的皱纹照得根根分明。
      “项羽力能扛鼎,气压万夫,巨鹿一战,破釜沉舟,诸侯将入辕门,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样的本事,三千年里没有几个。可他最终自刎乌江,连尸身都被分成了五块。”方先生缓缓地说,“为什么?”
      “他只会打仗,不会做人。”
      老先生伸出枯瘦的手指,点了点书页上的一行:
      “你看这句,‘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自矜,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奋其私智,是只信自己那一套。项羽到死都说‘天亡我,非战之罪’,到死不肯认账。天要亡他么?不是。是他自己把自己的账记错了:他以为天下是打下来的,天下不是打下来的,天下是守出来的,守天下,靠的是会做人。”
      他抬起眼,看着刘小川。
      “你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军人。武备出来,进新军,也许用不了几年,就要带兵。带兵的人,枪在手里,人在你一句话之下生死。到那时候,你记住,枪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选哪条路,看你自己。这道题,课本上没有,考场上没有,只有到了那一天,你自己作答。”
      刘小川捧着书,把这几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收进去。
      “先生,”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您从前,也想过从军?”
      问出这句话,是因为他注意到一个细节——方先生刚才讲“破釜沉舟”的时候,讲到诸侯将“膝行而前”,那只枯瘦的手,在案上轻轻一按,按得纸响。那不是讲书的手势,那是知道沙场是什么的手势。
      教员室里静了一瞬。
      方先生笑了。那笑里有些东西松动了,像多年不动的门轴忽然转了一下。
      “你眼睛毒。”他说,“坐。我给你讲个旧事。”
      他从案头取过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刘小川倒了一杯。窗外,初八的月亮还没起来,只有罩灯昏黄的一圈。
      “光绪二十一年,我二十二岁,在府城里中秀才的第三年。那年北边打了败仗,马关的条约下来,割台湾,赔两万万。消息传到府城,我在书院里当众哭了一场,回去跟我的先生磕了三个头,说不读八股了,要去考武备。那时候天津有个武备学堂,招北五省的子弟。”
      刘小川捧着茶杯,不敢出声。
      “我练了一个月。跑步,爬杆,托砖,石锁从我练到六十斤。考的那天,初试的算学、国文,我考了头名——主考官都记了我的名字。到最后是验身体。”方先生说到这里,端起茶,呷了一口,语气平平的,像在念别人的账,“验出来,我左肺上有病根,小时候一场天花落下的。带兵的人,要能在北方雪地里趴一夜,要能三天三夜不合眼。我的肺,撑不住。”
      “就这样,笔试头名,刷了。”
      老先生把茶杯放下,杯底磕在案上,很轻的一声。
      “我回来,大病一场。病好了,把石锁卖了,八股捡起来,后来中举,后来教书。教了三十年。”他看着窗外,“这三十年,我常常想,如果当年验上了,我今天在哪儿?也许在北洋的营里,也许死在甲午的海上,也许,也变成一个只会打仗不会做人的老丘八。”
      “想明白了是哪一年呢?是前年。沈先生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方老弟,你教出来的学生,一半做了教员,一半做了幕僚,没有一个是兵。这不是你的错,是你命里欠着的。’”
      方先生转过头来,罩灯的光,正照在他脸上。
      “小川。我走不了的路,你替我走。”
      刘小川的喉咙,一下子哽住了。
      他站起来,捧着那册《项羽本纪》,对老先生深深躬下去,躬到底。直起身的时候,他说:“先生。我替您走。走到哪一天,我都带着这本书,带着您这三十年。”
      “别带这本书。”方先生摆摆手,忽然又按住了他的手,“书带去。书页里的批注,是我这三十年的心得,哪一笔该重,哪一笔该轻,我都注在里头了。你读到哪一页,就是我陪你到哪一页。”
      “但是有一句话,不在书里,我只说给你。”
      老先生的眼睛,在灯下亮得惊人。
      “项羽输,不是输在乌江,是输在鸿门。鸿门宴上,范增三次举玦,他不动。他心软,可他的心软没有章法——该狠的时候心软,该软的时候狠,一败涂地。你将来带兵,会遇上千百个‘鸿门’:哪一次该杀,哪一次该放,哪一次该等——每一次,都是你这册账本上的账。”
      “记住了:武人最重的德,不是勇,是取舍分得清。”
      “取舍分得清的人,枪在他手里,才是救人的东西。”
      刘小川是第二天清晨离开学堂的。
      动身定在腊月十二,可行李头一天就收拾好了,最后一晚,他去学堂各处走了一圈。操场上的雪扫出了一条跑道,教室的玻璃窗上映着晨光,报馆的那扇窗黑着,陈启明赶稿赶到后半夜,这会儿还没起。
      走到大门口,他站住了。
      身后是三年的明德。操场,教室,拱门上四个铜字在晨光里泛着旧了的光。他想起第一天站在门口不敢进的自己,想起黑板上那个被哄笑的“七”字,想起贴在墙上那篇《我的家乡》,想起大什字传来的哨音和茶楼里的争辩,想起沈先生的“笔要正,骨头要更正”,想起方先生的“取舍分得清”。
      他回头看了一眼。
      方先生站在教室的窗口。
      老先生显然起得比谁都早,长衫穿得整整齐齐,扣子一直扣到领口。他看见刘小川回头,没有说话,只是抬起手:
      朝他,挥了挥。
      一下,两下。
      晨光正从东边漫过来,漫过操场的积雪,漫过那扇窗,漫过老先生挥动的手臂。刘小川站在学堂大门外,对着那扇窗,端端正正,鞠了一个躬。
      直起身,他转身,走进了省城腊月的晨雾里。
      雾很深,几步之外,街市的声音先醒过来:挑水的、卸门板的、拉货的独轮车。他怀里贴身的地方,三样东西隔着布轻轻碰在一起,半块玉,一根银簪,一册《项羽本纪》。
      一条是娘的来路,一条是桂花树的约,一条,是一个走了三十年没能走成的人,托付给他的路。
      雾的深处,京城的武备学堂在等着他。
      刘小川把行李往肩上紧了紧,大步走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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