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纹》江城小崽

4、第七块地砖 数到第七块

　　课间操的时候，我在五楼走廊上走了一个来回。
　　我在数地砖。
　　从教室后门往东，第一块，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第五块，第六块。
　　第七块是松的。
　　我踩上去，它“咦”了一声。
　　我又踩了一遍。还是那一声。我换了个角度踩，声音不太一样，但一定会响。
　　我蹲下去，按了按它的角。缝里的灰被按出来一层，沾在我手指上。
　　我在本子上写：
　　五楼走廊。教室后门往东，第七块。响。往东是行政楼方向。
　　写完我把本子合上，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其实我早就有坐标了。教室第三排靠窗是坐标，食堂靠门第三排是坐标，母亲店里靠灶台那张小方桌也是坐标。我这十年都靠坐标活着。
　　只是这些坐标都有一个毛病：它们只能告诉我“我在哪儿”，不能告诉我“他是谁”。
　　这一块地砖不一样。
　　顺着它往东走，能走到三楼。
　　课间操的音乐还在操场上响，隔着一层楼，闷闷的。旁边有两个女生经过，其中一个回头看了我一眼，大概是觉得一个女生蹲在走廊地上按砖很奇怪。
　　我没有解释。
　　那个女生走出两步，又回过头。
　　“你东西掉了吗？”
　　我说：“没有。我系鞋带。”
　　她“哦”了一声，走了。
　　我穿的是没有鞋带的那双鞋。
　　这是我今天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也是今天说的第一个谎。这样的谎，我一天要说几次，我自己都数不清。
　　我解释不了。
　　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数地砖？
　　我总不能说，因为门牌我看不见，走廊尽头的脸我认不出，我唯一能信任的东西，是一块松了的地砖会不会响。
　　我把这一句在心里说完，然后又把它咽了回去。
　　我这十年都在干这件事：把想说的话在心里说完，然后咽回去。
　　咽得多了，有时候我自己都分不清，哪一句话我真的说出口过。
　　午休我上了三楼。
　　行政楼比教学楼旧。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我走一步，它亮一段，走完就暗下去，像在替我把身后的路关掉。
　　走到最里面那间，门上挂着一块牌子。
　　漆掉了大半，但还能认出来是“校园广播站”五个字。牌子的右下角有人用圆规刻过什么东西，很浅，看不清。
　　门虚掩着。
　　我手抬起来了。
　　里面有人在说话。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声音都不大。
　　男的说：“这段太平了，你自己听听。”
　　女的说：“那你来。”
　　男的说：“我下午来改。”
　　然后有人笑了一声。
　　门里面还有别人。
　　一个脚步声从里屋出来，在桌边停了一下，翻了两页纸，又走回去。整个过程里她只说了一句话，问这周的稿子谁还没交。语气很不客气。
　　我在门外站着，手指还搭在门框上。
　　里面至少三个人。
　　早上那一个、中午那一个、傍晚那一个——我一个都对不上。而这三个人现在很可能都在离我两步远的屋子里。
　　我把手收回来。
　　我在门口站了大概两分钟。
　　两分钟里我算了三件事。
　　第一，里面不止一个人。
　　第二，我一进去，只要他们开口，我就能把这两个人认下来。可走廊上刚才走过去的那个，楼梯口站着打电话的那个，我一个都对不上。我今天认得出两个，明天照样认不出第三个。
　　第三，我进去要说的话只有一句。可我说完这一句，他们一定会问我：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我答不上来。
　　我总不能说，我想找十年前在一个很黑的地方陪我说话的人。
　　我在那扇门外面站着，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人在紧张的时候，心跳不是从胸口听见的，是从耳朵里听见的。
　　里面那两个人还在说话。他们说的是稿子，是时长，是谁下周值日。
　　都是很平常的事。
　　我离那扇门只有一步。
　　这一步我迈不出去。
　　有一次也是这样。小学的时候，我转学到另一座城市的学校。第一天我站在教室后门外面，听见里面的人在念我的名字。
　　我站了一整节课。
　　后来是班主任出来找我，问我为什么不进去。
　　我说：我在听。
　　从那天开始，我学会了先站在外面听，听清楚了再进去。
　　可有些事情，站在外面是听不清楚的。
　　我退到楼梯口，扶着栏杆站了一会儿。
　　栏杆上的漆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生锈的铁。我用指甲刮了一下，铁锈的粉末从指甲缝里落下去。
　　然后我下楼了。
　　走出两步，我听见身后有人上楼。
　　脚步声不快，一步一级，很稳。
　　我停下来，让他先过。
　　他走到我旁边，停了一下。
　　“同学，你找谁。”
　　是个男的，年纪比我大，可能是老师，也可能是高三的。
　　我说：“我不找谁，我路过。”
　　他看了我两秒。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能听出他呼吸的节奏没有变。
　　“三楼是办公区。”他说，“没事别乱逛。”
　　我说：“好。”
　　他上楼了。
　　我在楼梯拐角站着，等他的脚步声上到四楼。
　　等的时候我想了一件事：刚才那个人，我连他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没判断出来。我猜他年纪比我大，靠的是他说话比我稳；我猜他可能是老师，靠的是他说“三楼是办公区”时用的是通知的语气。
　　没有一条是看见的。
　　我这十年对人的判断，大概有一半是这么来的——从一句话的语气、一步楼梯的轻重、一个“我们”或者“你们”里，往回倒推这个人是谁。
　　推对了，是我的运气。
　　推错了，我就要道歉。
　　我站在楼梯拐角，等他的脚步声上了四楼，才继续往下走。
　　其实我本来可以问他的。
　　我可以问他：广播站里的主播都有谁。
　　他大概会答我。甚至可能指给我看。这是一个很好问的问题，换谁问都不奇怪。
　　可我没有问。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他是老师，是学生，是哪个年级。
　　我不知道我这句话说出去以后，会落到谁手里。
　　下楼的时候，声控灯一段一段地灭在我身后。
　　傍晚我在一楼楼梯口看见那个木箱。
　　上面用红漆写着两个字：树洞。
　　旁边贴着一张打印纸：“校园广播站 ·投稿箱”。
　　箱子上的锁扣是坏的，半开着，露出里面一叠纸的边。有一张纸的角从缝里翘出来，被来来往往的人蹭得起了毛。
　　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
　　有人从我旁边走过，随手往里面丢了一张折好的纸。纸落进去，几乎没有声音。
　　那天下午的课上，我走神了一次。
　　我在想一件很久没有想起来的事。
　　那年很黑的时候，我哭到一半停下来，是因为那个男孩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先别哭。你听。
　　他说：你听，外面有脚步声。
　　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那天外面根本没有脚步声。那六个小时里，外面一直很吵，是水声，是喊声，是铁架倒下来的声音。他就是随便指了一个方向，让我把注意力放过去。
　　我照做了。
　　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有用的一件事，就是在那六个小时里学会了听。
　　我把这件事想起来，又把它按回去。
　　那节课下课，我问了许念一件事。
　　“一楼楼梯口那个树洞，是干什么的。”
　　“广播站的呀。”她说，“什么都投，每周三挑几封念。”
　　“念出来？”
　　“念出来。去年有个人投了一封告白，署名写了班，周三被念了，全校都知道是谁。那个人下学期就转学了。”
　　我问：“那要是没被念呢。”
　　“没被念就是没被念啊。”她说，“三班有个人，从高一投到现在，一封都没被念过。”
　　我“嗯”了一声。
　　她看了我一眼：“你问这个干嘛。”
　　我说：“随便问问。”
　　她没再问，把自己的练习册翻过来，在封底写了三个字：周三念。写完还给这三个字画了个框。
　　然后我回教室，撕了一页纸。
　　我写了三遍。
　　第一遍写得太长。我把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写进去了——十年前，很黑，一个男孩一直说话，我找了他十年。写完我自己看了一遍，撕了。这不是投稿，这是一封求救信。
　　第二遍写得太像一封信。开头还写了“你好”，结尾写了“谢谢”。撕。
　　第三遍我只写了一句：
　　早上七点十九分那段，我很喜欢听。
　　没有署名。
　　想了想，我在下面补了一行小字：
　　高二（7）班一个转学生
　　写完我在纸上按了一下，把折痕压平。
　　傍晚去投信的时候，木箱边上站着孟瑶。
　　我停在楼梯拐角，没有动。
　　她在箱子里翻。抽出来两张，看了看，又塞回去；再抽一张，对着走廊的灯看了一会儿，折好，塞进了自己校服的口袋。
　　然后她走了。
　　我等她走远，才走过去。
　　信从箱口滑进去，落在纸堆上。
　　我站在那儿，手还搭在箱沿上，抬头看了一眼三楼。
　　三楼的窗户黑着。
　　我站了一会儿，听见操场那头晚自习的预备铃响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在本子上写：
　　信已投。
　　如果有人念，那就是他。
　　如果没有人念——
　　那就说明，他还不知道有人在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