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认领》江城小崽

9、剪口 便签丢了，

　　三月九号早上，我把手伸进校服口袋，摸了一下那三个字还在不在。
　　昨天在手心里写的时候是蓝黑色的，被汗洇开了一点。今天早上它们淡了，但没有完全掉。我抬起手看了两遍：郑小满。三个字都还认得。
　　我在心里又念了一遍。
　　早自习陶陶来得比我晚。她一进门就把一摞卷子摔在桌上，摔完看着我，说你今天气色不好。
　　我说我睡得晚。
　　“我跟你讲个事。”她把书包往桌上一丢，压低声音，虽然在早自习压声音一点用都没有，“点歌箱。”
　　我说怎么了。
　　“这学期点歌箱里出现了一样东西。”她说，“不是歌。”
　　我说是什么。
　　“字条。”她说，“没有署名的那种。前天有人从里面倒出来七八张，全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广播站的。写什么的都有。”
　　我说写给谁的。
　　“不知道。”她说，“这就是吓人的地方。你想啊，点歌箱是锁着的，钥匙在林向晚手上。能往里塞的，都是能摸到钥匙的人，或者她自己放进去的。”
　　我说你想说什么。
　　她说我想说的是，这所学校里有些话是从上面传下来的。她用手在半空中比了一个从上往下的手势，比完自己又觉得这个手势太夸张，赶紧收了。
　　我说陶陶。
　　“嗯？”
　　我说任何人都能往那种箱子里塞东西吗。
　　她想了想。
　　“箱子上头那条缝很宽。”她说，“塞张纸不用打开锁。”
　　上午第二节课间，我在楼梯口碰见郑小满。
　　不是约好的。我从（3）班出来往厕所走，走到楼梯拐角，看见她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本数学书，书是合着的，她把书脊捏得很紧。
　　她看见我，没有走。
　　我说你等我吗。
　　她点头。
　　我说你就在这儿等？
　　她说这边人少。
　　我往她那边走了两步。我说昨天那件事。
　　她把书抱到胸口。
　　我说她叫什么名字。
　　她摇头。
　　“我答应过她。”她说，“我要是说了，她以后连我都不敢找了。”
　　我说那我没法帮她。
　　郑小满沉默了两三秒。这孩子每次要开口之前都要沉默，像在给自己的话先铺一条路。
　　“她穿的是新校服。”她终于说。
　　我说什么。
　　“上周三她穿的是新的。”她说，“她妈刚给她买的，就那一件新的。旧的洗得发白了，她平时舍不得穿新的，那天下去之前她特意换上了。”
　　我停了一下。
　　我说为什么要特意换。
　　“因为有人要见她。”郑小满说，“传话的人说，体面一点。”
　　我看着她。
　　她说完这句又把嘴闭上了。她闭嘴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不想说了，她是说到这儿已经有东西堵在嗓子口了，她得先把那口东西咽下去才能接着说。
　　我说你知道是谁传的话吗。
　　“不知道。”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的这些。
　　“她跟我说的。”郑小满说，“她那天回来，站在水池边上跟我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我没事’，第二句是‘别问了’，第三句是‘你别穿新的’。”
　　楼梯口有人往下走，走过的时候看了我们一眼。郑小满往墙边靠了靠。
　　我说我今天下午去四楼看看。
　　她猛地抬头。
　　“你别去。”
　　我说我不进去，我就看看。
　　“那个地方不对。”她说，“她说了，那个地方不对。她站在那儿的时候，一直听得见有人在下面走路，可是她抬头一个人都没有。”
　　我说可能是别的楼层。
　　“她听得很清楚。”郑小满说，“就在她下面那一层。”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走廊里的下课铃响了，响得很长，一段一段的。
　　她说她要走了。
　　我说好。
　　她走了两步，回过头。
　　我等着她说那句“你是这样的人啊”，她今天没说。她今天说的是另外一句，说得很轻，轻到我听完的第一反应是没听清。
　　“你要是看见什么，”她说，“你别一个人看。”
　　下午两点五十我上了四楼。
　　这一趟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选的是自习课，四楼除了美术教室常年锁着，另外两间是高三的闲置教室，门上贴着封条。整层楼安静得能听见楼下操场的哨子。
　　西侧楼梯口还是那个样子。铁管栏杆，漆掉成一片一片的，水泥的窗台上一层灰。
　　我昨天看过的那块没灰的地方还在。我伸手比了一下，还是那个高度。
　　我在平台上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蹲下来。
　　我是被一个念头支使着蹲下来的：如果有人在这儿剪开一件校服，那么剪下来的东西一定落在地上。
　　墙角有一道缝，是水泥地和踢脚线之间的一条黑缝，大概一指宽。里面塞着灰、头发、一小段透明胶、半根牙签。
　　我用指甲把一样东西抠了出来。
　　是一小块布。
　　蓝白色的，比指甲盖大一点，边缘是齐的——不是磨断的，是剪断的。它的一面还连着一小截线，线头是那种缝纫机走的针脚，一个挨一个，很密。
　　我把它放在手心里。
　　我把它捧起来。
　　画面来得比哪一次都快。
　　我看见一把剪刀。
　　是小的那种折叠剪，剪刀刃上有锈。一只手拿着它，把刀尖插进一块布下面，挑了一下，然后合上。
　　布片掉下去。
　　那只手把它用指尖弹了一下，弹到墙角那边去。
　　就到这儿。
　　我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跪在地上，一只手撑着水泥地。
　　我把那一小块布翻过来看。
　　我看得最清楚的不是剪刀，是那只手的袖口。袖口是深蓝色的，比校服深，洗得发白，边上起了一圈毛。这是干活的人穿的那种颜色，我妈也有这样一件。
　　指甲剪得很短。右手食指的侧面有一小块颜色不一样的地方，是创可贴撕掉以后留下的胶痕，旧了。
　　我在原地跪了大概五秒钟，才站起来。
　　我把布片包进一张纸巾里，塞进口袋。
　　然后我听见楼梯下面有声音。
　　不是脚步，是有人上来了。上得很稳，一步一级，不快。
　　我刚要转身，他已经站在三楼和四楼之间的转角了。
　　是周迟。
　　他看见我，停下来。
　　他站在那儿，两只手垂着，也没有打算解释。他就那么看着我，看着我跪在地上的膝盖，看着我手里的纸巾。
　　我说你怎么在这儿。
　　“我每天都在这儿。”他说。
　　我说从什么时候开始。
　　“开学第二周。”他说。
　　我算了一下。开学第二周，他第一次送东西到那间屋子是三月五号。也就是说，他送东西是后来的事，蹲这儿是更早的事。
　　我说你在这儿干什么。
　　“等。”他说。
　　我说等什么。
　　他说：“等那个把东西放回去的人。”
　　我说什么东西。
　　他说他没有告诉我。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站在转角，没有上最后那几级。
　　我从平台上走下去，走到他站的那一层。我们之间隔着栏杆拐的那个弯。
　　我说周迟。
　　“嗯。”
　　我说昨天你说过，那张便签不是你写的。
　　“是。”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有那张便签。
　　他停了一下。
　　“因为我找过它。”他说。
　　我说你找它干什么。
　　“因为它上面那个日期是我丢东西的日子。”他说。
　　我说你三年没丢过东西。
　　“是。”他说，“所以我要知道，谁替我记着那一天。”
　　我站在那儿，一时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脑子里冒出来的是一本册子。一本硬壳的、封面起了毛边的册子，第一页第一行写着“苏禾”，备注栏写着“本人未到场”。
　　我们两个人隔着栏杆站了大概十秒钟，谁都没说话。
　　后来是他先开的口。
　　“你昨天说，今天要跟我说一句话。”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说的是明天。
　　我说我说的是明天，今天就是明天。
　　他看着我的脸。
　　我说我今天不太方便。
　　“为什么。”
　　我说我在想别的事。
　　他没有追问。他“嗯”了一声。
　　我心里那口气松到一半，忽然就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我说不清那是什么，我只知道自己刚刚骗了他，而且骗得很顺，顺到我自己都差点信了。
　　我说我明天说。
　　“行。”他说。
　　他说完这两个字就往下走了。走到一半他停了一下，回头说了一句。
　　“你要是去四楼，别一个人去。”
　　这句跟郑小满刚才说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我说好。
　　我站在楼梯上听着他的脚步下去，一级一级，一直到听不见。
　　下午四点十分我回到那间屋子。
　　老赵今天没在。他把昨天忘在这儿的那把拖把拿走了，门后面只剩下一圈地是干的，别的地方还潮着。
　　我把布片登记了。日期写三月九号，物品栏写“布片一小块，蓝白，剪口”，捡到的地方写“一号教学楼四楼西侧楼梯口”。姓名班级那一栏我自己填了。
　　写完我坐在窗边，把今天的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四点半，门口有高跟鞋的声音。
　　林向晚来了。
　　她今天没穿那双白鞋，换了一双平的。她走到门口敲了两下门框，还是那个动作，还是那句“打扰了”。
　　我说进来。
　　她说她来拿手套。
　　我把抽屉拉开，把那副白色棉布手套拿出来递给她。
　　她接过去的时候没急着走。她在屋里看了看，看见桌上摊着的登记簿。
　　“你在记东西。”她说。
　　我说这是我的活。
　　“我知道是你的活。”她说，“我是说你记得比别人慢一点。”
　　我抬头看她。
　　她笑了一下，还是那种标准的笑，嘴角起来的幅度合适，眼睛也弯，可是看着不暖。
　　“三月八号这一行。”她说，“领走人那一栏。”
　　她没有凑过来看，她只是抬了抬下巴。
　　我说怎么了。
　　“没什么。”她说，“我只是觉得，他终于肯欠一次了。”
　　我说什么意思。
　　她没回答。她把手套在两只手里换了一下，说这副手套是广播站的，防静电用的，一副要十几块钱，丢了要赔。
　　我说你上次为什么把它放在窗台上。
　　“因为我说话的时候手里拿着东西，就听不进去别人说话。”她说，“这是真的，我试过。”
　　我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她说的是真的，可她也是在告诉我：她上次是故意把手放下的，故意让我看见她在听。
　　我说你来就是为了拿手套吗。
　　“一半。”她说。
　　我说另一半呢。
　　她这才把脸转向我。
　　“我听说你这几天上过四楼。”
　　我没有说话。
　　“我不管你要找什么。”她说，“我就跟你说一件事：这所学校里，被叫上去过的人不止一个。你别一个一个地问，问到最后，她们谁都不会再跟你说话。”
　　我说我不问名字。
　　“你不问名字更好。”她说，“你记住脸就行了。脸不会丢。”
　　她这句说得太准了，准到我当场就僵了一下。
　　她可能看出来了。她没往下追，她把手套收进包里，说了句“那我先走了”。
　　走到门口她又停住。
　　“对了。”她说，“你要是再上四楼，别一个人去。”
　　今天第三个人跟我说这句话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往走廊那头走，高跟鞋的声音一声一声远了。
　　五点二十，我把登记簿合上。
　　合之前我做了一件事。我把它从后往前翻，翻到中间那几页，去找那张对折的便签。
　　铅笔写的，字迹很轻，写着“三月十九日，领走人：周迟”。
　　昨天它还在。
　　我把中间那一叠纸一页一页地捻过去。捻得很慢，慢到每一页的纸边都在我拇指下面过了一遍。
　　没有。
　　我又把整本册子举起来，书脊朝下，抖了两下。
　　什么都没有掉出来。
　　我把册子放回桌上，坐在椅子上，两只手压在封面上。
　　屋里比外面低两度。窗外面那棵樟树上昨天还挂着一根灰色的带子，今天连带子也不见了，树上面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我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我没有去想是谁拿的。我想的是另外一件事，一件比这更糟的事。
　　我想的是：我现在开始怀疑屋里的每一样东西了。
　　这间屋子是我唯一能找到证据的地方。可它从今天起不一样了，它不再是一个只进不出的地方。有人能进来拿走一样东西，还不留名。
　　我把手从封面上拿开。
　　我做了今天最后一件事情。我翻开我的本子，在三月九号下面写了一行：
　　今天有人从我这儿拿走了一样东西，我没有看见他。
　　写完我看着这行字，忽然发现它读着不像抱怨，像认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