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认领》江城小崽

7、送来的人 她立的账，

　　三月七日早上，我在本子上画了一个叉。
　　昨天晚上我把这件事想明白了。光知道自己丢了东西没有用，我得有个数。这有点像口袋破了个洞，钱一张一张往外掉，你要是老不伸手进去数一数，等你忽然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晚了。
　　所以我给自己排了三样东西。
　　挑的时候有个规矩：越不重要越好。越是鸡毛蒜皮，轮到它的日子就越靠后。三样一起放在我心里最靠前的一格，每天早上过一遍，晚上再过一遍。哪天少了一样，我就在那一行后面画个叉。
　　第一行写的是：我小学班主任姓陈。
　　这一行昨天就废了。我在它后面画了叉，画得很轻，怕把纸划破。
　　第二行写的是：三月三号那天，我在学校对面的文具店买过一个本子，三块五，封面是深蓝的，中间三个金字歪了一点。
　　第三行写的是：我妈生日三月八号。
　　写到第三行我把笔停下了。
　　今天是三月七号。明天就是了。
　　我对着这一行看了一会儿。它跟另外两行明明是一起排的，可我看着它的时候心里紧一点，我说不出紧在哪里。可能因为它是一天。别的是东西，有的是人名，有的是一句解释。它是一天。
　　我把本子合上，塞进枕头底下，然后把它抽出来又看了一遍，确认这三行是我自己写的。
　　早自习陶陶来了。她把书包往桌洞里塞，塞了两次没进去，抽出来重新塞。
　　“你昨天中午去哪了。”她说。
　　我说我去了食堂三楼。
　　“我怎么没看见你。”
　　“你排在第二个窗口。”
　　她愣了一下，把头扭过来。
　　“你还看了我两回。”我说，“第二回你把手里的餐盘换了只手。”
　　“你这话听着有点瘆人。”她说完自己先笑了，“行了，我信了。十三块钱的脆皮鸡，值。”
　　我想接一句什么，她已经把书包安顿好了，转身一屁股坐下，凳子腿在地上蹭出一声长响。
　　“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你讲。
　　“昨天下午，林向晚去咱们年级办公室了。”
　　我不动声色地把手里的笔转了一下。
　　“她去干什么。”
　　“找李老师。”她说，“我在门□□作业碰见的。我那时候以为她是来找班主任的，结果她出来的时候我听见她跟别人说了句什么，是关于新来的转学生的。”
　　“她指名了吗。”
　　“没有。”陶陶把笔袋拉开又拉上，“你别紧张，我们又没什么把柄。”
　　我说我没紧张。
　　“你这人真没意思。”她说，“换成别人早该问一句她漂不漂亮了。”
　　我说她漂亮。
　　“你见过？”
　　我说昨天见过一面。
　　她“哎”了一声，把椅子往我这边挪了半寸，我知道她要开讲了，就把书立起来挡着。
　　讲了半节早自习。她讲林向晚讲得比我昨天看出来的多。上学期那个被抓的高三的，男的，篮球特长生，最后保住了学籍，没人知道为什么；再上一个学期，有一个女生的检讨书没交上去，也没人知道为什么。陶陶说这些的时候嘴里一直在说“反正”、“反正”，她自己也知道这些都是没根的话。
　　讲到一半她忽然调头。
　　“对了。高二（2）班有个人叫周迟，你听说了吧。”
　　我说前天听你说了一点。
　　“我昨天又想起一茬。”她压了一下声音，虽然在早自习的教室里压声音完全没有意义，“去年下半年，他有大半个学期没来学校。”
　　我问你怎么知道。
　　“我们宿舍有个姑娘初中跟他一个学校的。”她说，“她说去年冬天在街上碰见过他一回，穿校服，一个人走，看着不像病的样子。反正后来开学就回（2）班了，学籍留在高二。”
　　我说他留级是因为这个？
　　“谁知道。”她说，“我跟你说这件事不是为了告诉你真相，我是想告诉你，这学校关于他的说法比关于别人的加起来的两倍还多，可是没有一条是有出处的。”
　　她这句讲得挺有水平的。我看了她一眼，她说你看我干什么，我也是听来的。
　　上午的课一节一节过去，我在第三节的时候走神了一次。走神的起因是我忽然想起来，昨天晚上我在本子上写第三行的时候，是凭着三天前那通电话写的。那天我在宿舍楼下给她打电话，风很大，我问她你生日是三月八号吧。她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说你还记得啊。
　　我记得的时候，我没觉得那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我以为这是每个人生来就知道的东西的一部分。
　　中午我在食堂三楼又碰见陶陶。她今天排的是第一个窗口。她咬着筷子跟我说她爸明天出差，她要一个人在家两天。她说这话的时候很高兴，高兴里有一点不是那么高兴的东西掺着，我说不清。
　　下午三点四十，我到行政楼。
　　西头那扇门是开着的。老赵在里间整理一个新到的纸箱，他今天没修东西，把纸箱的封口一道一道撕开，撕得很慢，撕下来的胶带卷成一个小团捏在手里。
　　我进屋先做的事是把窗台上的绿萝转了半圈。
　　这盆绿萝死的那几根彻底干了，黄的一碰就掉。活着的那几片叶子朝着窗玻璃，长得很没有出息，全都歪向一边。我把它转过去，让它们冲着屋里。这是老赵干过的事，我照着干了一次，感觉有点像把别人的外套翻过来穿。
　　四点钟，门口有人。
　　他在外面站了两秒钟才进来。他穿着高二（2）班的校服，比前天干净，袖子放下来了，看不见前天那个自己补过的针脚。他的书包照旧背在前面，抱着。
　　他说：“我今天又捡到东西了。”
　　我说昨天你没来。
　　“昨天我没来。”他说。
　　我说我以为你搬东西走了。
　　他说没有，他想了想，又说：“昨天我去了一趟四楼。”
　　我停了一下。四楼是广播站那一层。
　　他没解释，把书包放到桌上，拉开。
　　他从里面拿出三样东西，一样一样摆开。摆放的时候他每样之间都隔着同样的距离，像在摆三块砖。
　　第一样是一只手套。蓝色的，校服统一的那种针织手套，右手，五个指头齐全，指尖那一圈磨得起了球。
　　第二样是一支铅笔。木杆的，只剩下四厘米多一点，笔尖削得很尖，笔尾有牙印。
　　第三样是一张公交卡。塑料壳的那种，卡套是透明的，里面塞了一张小贴纸，贴纸上画了个卡通的东西，是个黄颜色的圆脸。这张卡没写名字。
　　我把登记簿翻开，拿起笔。
　　“地点。”我说。
　　“前两样是一号教学楼一楼西门的台阶。”他说，“第三样是在图书馆前面的自行车棚。”
　　我说你怎么记得住。
　　“我今天记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的纸，摊开给我看。上面写了三行：时间、地点、东西。字很小，很整齐，写满了密密的。右边还有一列是他自己画的表，标着数字。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两秒。
　　说实话，我有点意外。我以为他靠的是脑子——他的脑子看样子也够用。可他把事情写下来了。他把一条走廊外面能捡到的东西记成了作业。
　　我说：“你还做记录。”
　　“我做记录。”他说。
　　我说为什么。
　　“因为捡到东西的时候，我离它最近。”他说，“离它最近的人记下来的东西最准。”
　　这句话说得挺平常的，可我听着心里咯噔了一下。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件事：这间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一个人的手上走过来的，而我要负责把它们写下来。我从来没想过，在这之前还有另一个人也在写，写的是一样的内容。
　　我把三样东西登记完。日期、物品、姓名班级、地点。写完我把笔放下。
　　他说：“你登记一样东西之前，要停一下。”
　　我没否认。
　　“你在等一个东西。”他说，“它发生的时候很短。”
　　我说我在等什么。
　　“我不知道。”他说，“所以我想问问。”
　　我说我要是告诉你，你会不会觉得不对。
　　“我不会觉得不对。”他说，“我要是想觉得不对，我就自己想，不用你告诉我。”
　　我笑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在他面前笑，我自己觉得笑得挺失败的，嘴角起来一半就回来了。他好像没觉出来。
　　就是这个时候，我伸手去拿那只蓝手套。
　　我把它捧在两只手心里。
　　我站的地方没变，桌上的登记簿还在摊着，窗还是那扇窗，可我看见的东西全变了。
　　是篮球场边上的铁栏杆。下午，太阳偏西，栏杆上有一层白晃晃的东西。一双手——戴着另一只手套的那只手，把这只手套从另外那只手上摘下来，转身搁在栏杆上。搁的时候还把它理了一下，把五个指头都摊平。
　　然后就没有了。前后不到一秒。
　　手套还在我手里，重得几乎没有重量。
　　这就是我说的一秒。它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我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要摘手套，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回来找，不知道他走进哪一扇门。我只知道他摘下来的时候顺手把它摊平了。
　　一个人在要失去一样东西的时候，是这么放手的。
　　我把它放回桌上。
　　周迟在我旁边，一句话没说。他在这件事上很安静，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安静——别人看你发呆，会问一句“你怎么了”，他不会，他就等着。后来我才知道，他这种安静不是体贴，是他也在想事情，他和我同时在这个屋子里想各自的事，互不打扰。
　　我说手套是从篮球场边捡到的。
　　“一号教学楼一楼西门台阶。”他说。
　　我说那就是有人捡了又挪了地方。
　　他没计较这个。他说：“也许吧。”
　　我把三样东西包好，放进纸箱。
　　他站在桌边没走。他说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这屋里的东西，都会被领走吗。”
　　我说不会。学期末没人领的就捐了。
　　“捐到哪里。”
　　我说一般是外来务工子弟学校，有时候也给敬老院。
　　“会有孩子拿去用吗。”
　　我说大概会有。
　　他“嗯”了一声。他沉默了大概十秒钟。
　　“我在想，”他说，“我要是哪天想找一样东西回来，我去哪儿找。”
　　我说来这儿找。
　　“要是不在这儿呢。”
　　我说那就在别的失物招领处。
　　他摇了摇头。他摇头的动作很认真，像在把一道题的答案划掉。
　　“没有失物招领处。”他说，“它被捐了以后，它就只是一个被人用着的东西。”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句话。我说你可以买一个新的。
　　“我就这一个。”他说。
　　我说什么东西。
　　他低头看了看桌上的登记簿，在那个刚写完的日期上面停了一下。
　　“笔。”
　　我说笔有很多。
　　“我知道。”他说，“可我要的就是那一支。”
　　这时候老赵从里间出来了。他手里捏着一团胶带，走路的时候手上那根弯着的小指在裤子上蹭了一下。他看见屋里有人，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也没进来，转身去走廊拖地了。
　　拖把撞踢脚线的声音一下一下传进来。
　　周迟说他要走了。
　　他走到门口我又喊了他一声。
　　“你明天还来吗。”
　　他回过头。他回头的速度比别人快一点，好像我的这句话他已经在门口等了很久。
　　“来。”他说。
　　我说你来干什么。
　　“捡东西。”他说，“我最近走路都看着地。”
　　这句话他前天说过一遍。一字不差。我盯着他的脸看了一秒，想看看他是不是在笑。
　　他没有笑。他不是重复一句玩笑，他是在重申一件事：我答应了，我就会做。
　　傍晚我值完班回家。
　　天暗得比昨天晚一点。校门口的公交站上站了五个人，我等车的时候把本子从书包里抽出来，就着路灯看。
　　第二行还在。
　　第三行。
　　我看着第三行。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我妈生日三月八号。念完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不对，又念了一遍，这次慢一点，一个字一个字地。三月八号。三月，八号。
　　我脑子里空的地方是没有声音的。它不是人山人海里有个人找不着，它是那一片地根本没有长东西。
　　我把书包搁在地上，蹲在路边。
　　我花了大概十分钟。我把日历上所有的日子在心里过了一遍，从一月过到六月，我把每一个可能跟我们家有关系的日子都想了一遍：我妈的生日，我爸的生日，爸妈的结婚纪念日，她厂里发工资的日子。排完之后我从里面挑一个最像的，挑出来的那一个一到手就散了，因为它下面没有任何东西托着。它不再是一个日子，它只是七个数字里的一个。
　　我坐在公交站的长椅上，两手撑着膝盖。
　　我想起的是三天前晚上那通电话。我记得风声，记得她说“哟，你还记着啊”，记得她说“到时候我可要查的”。这些我都记得。我把她说的话记得清清楚楚，只漏了她要查的那个东西。
　　我把手机掏出来。
　　屏幕亮起来。解锁。我手指点了日历，划到三月。八号那一格是空的。我又划回去，划到去年三月。
　　去年三月八号那一格里有字。
　　是一个重复提醒，每年重复。时间是早上五点五十。备注栏里写着四个字，是我自己的字迹：妈妈生日。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
　　它大概是那时候设的。那时候我还在南城二中上初三，那时候我还能把这件事装在脑子里不用找地方放。我设它的时候肯定以为这是多余的一件事，就跟我在本子封皮上写名字一样多余——谁会忘了自己的妈生日是哪天。
　　我把手机攥在手里，攥了很久。
　　公交车来了。我上车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手机翻过来覆过去看了两遍，最后把它塞回口袋。
　　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不是靠自己记得她生日的。我是靠去年那个我设的一条闹钟。
　　我要爱一个人，现在要借助一个一年前的人留给我的字条。而那个写条的人在今年的三月已经开始漏了。她比我知道得多一点，这点真让人难受。
　　车窗外一排一排的路灯过去。有个人电动车骑得飞快，从车头滑过去，尾灯是红的。
　　我在口袋里把那只手机攥着，一直攥到家。
　　到家是六点四十。我把书包放下，烧水，站在厨房里等水开。
　　水开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我把左手腕上那根褪了色的红绳脱下来，套在手机上。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是想让这两样东西挨在一起，一件是我不知道谁给我编的，一件是我不记得自己设的。它们是我在这个家里仅有的两样有来历而我却叫不出名字的东西。
　　它们挨在一起，看起来像两件废物。
　　夜里九点半，我把本子拿出来。
　　我在第二行的后面什么都没画。
　　在第三行的后面，我画了一个叉。
　　画完我盯着它看。挺漂亮的，一个斜杠一个反斜杠，中间交叉的地方有点粗。
　　然后我在这三个叉下面写了一句话。
　　我写的是：要是有一天我把这些都忘了，希望我在忘以前，已经把它们写过一遍。
　　写完我看了一遍，觉得这句写得不太好，太像作文。我没涂，就这样放着。
　　我躺下以后又把灯打开了一次，去确认手机。
　　闹钟在。明天早上五点五十。
　　我把灯关了。屋里黑下来，楼外面有人在按自行车的铃，两声，很短。
　　我今天第一次觉得这两声响是好的。它不是有人在拐弯，它就是有人在告诉我，他还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