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认领》江城小崽

5、空的笔袋 他交来的东

　　第五天，我在登记簿上学到了一个规矩。
　　三月五号这天，风比前几天小，樟树上的那只鞋几乎不转了。屋里三排架子我都擦过一遍，擦到第三排的时候抹布上带的灰已经很薄，擦完不发黑的那种薄。窗台上那半盆绿萝死的那几根彻底干了，叶子一碰就往下掉，掉得比活着的那几片还勤快。
　　下午三点四十分，我在屋里给剪刀上油。老赵说过，这把剪刀每隔两个月要上一次，不然开合的时候会夹到纸。门被人从外面敲了两下。
　　敲门的很少见。捡到东西的人扔进门口的筐就走，来找东西的人站在门槛外面说话，谁都不敲。
　　我说进来。
　　进来的是个男生。
　　他穿的校服很旧，洗到发白，袖口一圈已经磨起了毛。他个子高，站在门口要稍微低一点头。他的书包是双肩背的，背在前面，抱在怀里，抱着的角度有点奇怪，像里面装的东西不能反过来。
　　他在门口问我这里能不能交东西。
　　我说能。
　　他把书包放到桌上了。
　　书包拉开的那一刻我闻到了一股味道，是那种教室后面的柜子里常有的味道，旧纸张和灰尘混在一起。他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双手捧着放到桌面上。那是一个笔袋。
　　深蓝色帆布的，很大，比一般笔袋宽一圈，角上磨破了一点线头。拉链是金属的，拉头是个小方片，磨得发亮。
　　我做了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我盯着它看的时间超过了三秒钟。
　　这个笔袋有没有被人动过手脚没有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我盯它是因为我看不出来。它干干净净的，摆在六点钟之前被擦过的桌面上，桌上还留着一点抹布的水痕。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一个人的手才到得了这间屋子，可是这一个的手看不出来，它没有沾任何东西的痕迹。
　　我说这是你捡的。
　　“是。”
　　我说在哪儿捡的。
　　“一号教学楼，四楼西侧的楼梯口。”
　　我说什么时候。
　　他停顿了一下。停顿的时候他的眼睛往下看了一眼桌子，像在一张纸上找答案。
　　“今天中午十二点二十七分。”
　　我说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我下来的时候看了一眼门厅的钟。”他说，“要不要写这么细，你告诉我。”
　　我说要。
　　他就站那儿等我填。登记簿摊开在桌上，我拿起笔，笔尖悬在新的那一行上面。
　　我写：三月五号。笔袋一个，深蓝帆布。然后停了。
　　我说，捡到的地点。
　　“一号教学楼，四楼西侧楼梯口。”
　　我一边写一边想，四楼西侧的楼梯口我在星期一走过一次，那个楼梯是老式的铁管栏杆，很窄，平时除了去美术教室很少有人走。
　　我说姓名班级。
　　“高二（2）班，周迟。”
　　我的手停在纸上。
　　笔尖那一点墨渗开了一点，渗出一个比字还大的黑点。我把它涂掉，重新写了一遍日期，然后在姓名那一栏补上。
　　那张便签上的两个字顺着纸面浮起来了。
　　三月十九日。领走人：周迟。
　　他在旁边站着，一句话没说，等我写完。他站得很安稳，重心没有换来换去，手垂在身体两边。他没有看我写字，他在看架子最上面那一排，看的是那件领口有一圈黑的校服。
　　我说好了。
　　他答应了一声。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我记住很久的事。
　　他走了两步，又回来了。
　　“这个东西，”他说，“要是没有人来领，会不会被扔掉。”
　　我说学期末没人领的会捐出去。
　　他说捐给谁。
　　我说一般是捐给外来务工子弟学校，有时候也给敬老院。这是老赵说的，我没见过。
　　他说那要是有人后悔了，想把它要回来呢。
　　我说那就来要，登记一下就还给他。
　　“登记的时候要本人来吗。”
　　我说最好是本人。说完我才反应过来他在问什么。
　　他“嗯”了一声，说我知道了。
　　我说这不是你捡的吗。
　　“是。”
　　我说那你为什么担心没人来领。
　　他沉默了两秒钟。这两秒钟里他什么表情都没有变化，就像在思考一道题目的两种解法。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说得非常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放。
　　“我在想，它原来的那个人，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没有找到。”
　　我说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没有地方找。”他说，“这间屋子是一栋楼里最后一个地方。东西走到这儿就到头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把话说得很平，我却觉得这话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他肯定想过很多遍。
　　他转身要走。
　　我这个时候喊了他。
　　我说周迟。
　　他回过来。
　　我说我叫苏禾。
　　“我知道。”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想了想，说：“开学第一天你在讲台上说过。”
　　我说我在讲台上就站了半分钟，我也没说给谁听。
　　“我听见了。”他说完停了一下，又补一句，“开学头两周，我会把老师说的话都听进去。”
　　我说这两周已经过去了。
　　“我知道。”他说。
　　这句话按理说是一句硬话。说硬话的人我见过很多，他们说完会笑一笑，或者用别的句子把它抹平。他没有。他说完就站在那儿，等我接。
　　他这句话说完就走了。走出去大概三秒钟，他又回来了，站在门口。
　　“还有一句。”他说，“明天下午我还来。”
　　我说你来干什么。
　　“捡到东西。”他说，“我最近走路都看着地。”
　　我说那你捡得可够多的，全校丢的东西最后是不是都会走到你手上。
　　他往前已经走了三步，听见这句又停住，整个人转了过来。
　　“你刚才那句是真的吗。”
　　我说我说笑的。
　　他“哦”了一声。他没有笑，也没有不高兴，他只是把这件事确认了一下，确定完了就放下了。后来我才明白，他分不出哪句话是玩笑，所以他每句都要问一遍。
　　他说我先走了。
　　走廊里拖把还在一下一下撞着踢脚线，是老赵在拖地。
　　我低头看桌上的笔袋。
　　它就在我手边。我站在桌旁边盯着它看了大概一分钟。然后又看了半分钟。我甚至在心里给自己找理由：我得把它放进门口的纸箱，我得给它分类，我得把它擦干净。这些理由连我自己都骗不过。
　　我就是想碰它。
　　我把它拿到手上。
　　我把它捧起来了。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捧着它站在窗子前面，阳光从侧面照进来，在桌面上切出一块斜角。我可以听见老赵的拖把声，听见楼下操场上有人喊人，听见头顶上二楼有人在搬桌子。我能感觉到这个笔袋的重量，帆布的表面有一点点粗，拉链是凉的。
　　什么都没有。
　　我把它放到桌上又捧起来，捧起来又放下。第三次的时候我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了。
　　还是没有。
　　我拿着的是一个空的东西。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把我吓住了。它明明在这儿，它有重量，有磨破的线头，有金属拉链，可是它在我的手里是空的。
　　我最后把它放回了桌上，退了一步。
　　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没了。
　　不是它没了。是我没了。我站在桌边扶着桌沿，把手指抠进木头的裂口里，抠出一道白印。我想的是，如果我往后再也看不见了，那从今天起我就是个普通的转学生，安下心念书，念到毕业，什么都不用还。
　　这个想法让我舒服了大概三秒钟。
　　然后我把它掐了。
　　我往架子那边走过去，伸手拿起了第一样东西：一枚校牌。塑料壳的，边上有裂，绳子褪色褪成了米白。这是上个月底收进来的，一直没人领。
　　校牌到手上的瞬间，我就看见了。
　　一只手抬起来，把这根绳子从脖子上取下来，往空中一甩。绳子打了个旋，然后落到地上。画面不到一秒，旁边有一部分浅色的光，可能是窗，也可能是灯。
　　我站在架子前面喘了一口气。
　　还在，能力还在。坏的不是我。
　　我把它放回架子上，站在原处等着。每次看过之后我都这样站着等，等那个东西从我身上被拿走。有时候它来得慢，有时候它来得很快，我从来不知道它要拿的是什么。
　　这一次它拿得很干脆。我从原路走回来，走到桌边，忽然发现我在想的一件事断了线。
　　我刚才在想明天中午吃什么。陶陶说过食堂三楼的窗口，我想着要不要加一个卤蛋，加不加之间我听见楼下有人在吹哨子，然后我就想不起来了。
　　不是想不起明天吃什么。是想不起我为什么在想这个。
　　这件事当时我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
　　我再看那个笔袋的时候，心已经稳下来了。能力没有坏，坏的是它。
　　如果一个东西到我手里是空的，那就说明它没有经历过“被失去”这件事。被扔掉的耳机有画面，被撕掉的作业本有画面，被人从楼梯缝里推出去的搪瓷缸子有画面。它们全都被人弄丢过，所以它们全都留下了东西。这一只没有。
　　这个笔袋没有被丢过。
　　它是被人送出去的。有人把它装进自己的书包带下楼，放在那个楼梯口，等着被人捡走。或者是有人亲手交到他手上，他再拿过来交给这间屋子。两条路走的都是同一件事：它的主人没有失去它，是把它给了出去。
　　自愿送出去的东西，不会留下任何东西。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反正我就是知道了，像知道渴了要找水一样确定。
　　我把笔袋登记的过程重新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四栏都填满了。
　　然后我往下看了一行。
　　登记簿上一共只有两行是今天写的。第一行是这个笔袋，日期，地点，高二（2）班周迟，备注栏写着“捡到”。
　　第二行是我记错的那一笔，我以为的最后一行。我把它涂掉了，我在它的下面重新写了一遍“三月五号”。
　　写的时候我把纸拿起来对着窗口的光看了看。
　　我把那页纸拿到窗口的光底下照了照。墨团下面还留着原来的笔画，钢笔水渗得深，能认出来。
　　认出来的那一刻，我把登记簿重新放平了。
　　涂掉的墨团底下，“交”这个字被人描过一遍。
　　不是我描的。我写这一栏的时候写的是“捡到”，我没有写过第二次。那两笔也不可能是一个笔误压出来的，它们的力道比底下的字重，是有人特意把这一个字描了一遍。
　　描它的人不是想要把字改掉，他是想要让这个字更清楚。
　　我把登记簿合上了。
　　窗户台上的茶缸是老赵的。我走过去把茶缸挪了挪，挪到阳光晒不到的那一侧。
　　屋里比外面低两度。
　　我把笔袋放进筐旁边的纸箱子里，把它跟别的笔袋放在一起，一共放进了四个。它们挨在一起，看起来一模一样。
　　走出行政楼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西头那扇门，门开着，屋里没有开灯，窗台那盆绿萝一半死一半活，看不出来这两天有没有变化。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陶陶发来的消息。
　　她问我明天中午要不要去食堂三楼吃十三块钱的脆皮鸡饭，她说今天下午第二节下课那个窗口排队的人少。
　　我回她：去。
　　打字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自己在想一件无关的事。
　　我在想他说“我最近走路都看着地”的语气。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好意思的，可是他没有改口，也没有笑一下把它盖过去。别人说话的时候会留余地，他说话的时候会把余地填上。
　　我把这条消息发出去，然后又打了一行，想了想删了。
　　我想打的那句话是：高二（2）班的周迟，你认识吗。
　　我没问。
　　有些事我想要自己看见。
　　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本子摊开，把我当初写下来用来核对自己的那三样东西默背一遍。
　　第一样，我小学班主任姓什么。
　　我早上起来还知道这三个字，我在心里排过很多次顺序，我把它们放在最前面，因为它们最不重要，正因为最不重要，它们应该最后一个被拿走。
　　我坐在床边上，把这三个字在嘴里含了两分钟，一个都没冒出来。
　　我认得那个老师的脸，我认得她办公室在楼梯右手第二间，我甚至认得她一年到头别在胸前那枚圆形的胸针。可是她姓什么，我不知道了。
　　我把笔拿起来，在本子上写了一行。
　　三月五日。小学班主任的姓没有了。
　　写完我把笔搁下，没有再往下写第二行。
　　窗外又有人在楼下按自行车铃，跟昨天一样是两声，短的。我这次没有去听，我在看自己左手腕上那根褪了色的红绳。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它是谁编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天系上来的，我以前总能想起有人跟我说过一句话，跟这根绳子有关系。
　　现在连那句话都找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