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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记得那一天 她证实了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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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到行政楼西头的时候,门是锁着的。
我不知道是谁锁的。我从口袋里把钥匙掏出来插进去,转了半圈,锁芯咔了一声。这把钥匙昨天才到我手上,老赵递过来的时候交代了一句,别拿去配,丢了跟他说。他还交代这屋子早上七点半开,下午五点半关,中间不许放人进来自己拿东西。
七点二十九分,他拎着两个暖水瓶从走廊那头过来,看见我站在门口,脚底下没停。
“来得挺早。”
“我不知道今天干什么。”
“干什么都行。这屋的活儿,从来是人找活,不是活找人。”
屋里比昨天整齐了。三排架子擦过,地板上有道湿痕,从门口一路拖到窗根底下。我走到窗边坐下,把登记簿翻开。
还是那一行。去年三月十九日。物品栏里两个字,苏禾。备注栏写本人未到场。领走人那一栏空着。
昨天从册子里掉出来的那张便签,我没有夹回去。它夹在我的语文书里,铅笔写的那行字被纸压出了一道浅印,我一路带回了住的地方,摊在桌上看了很久,看不出什么。
“老赵。”
“嗯。”
“这纸上有个名字。”
他正在给暖水瓶换塞子,听见这句,手停了一下。
“周迟。”我念了出来。
他把塞子按进去,按得很实。
“这屋的东西啊,进了这屋就不归原来那个人管了。”他说,“名字也一样。”
我说那名字归谁管。
他说归留名字的人管。
我说那我要是想找这个人呢。
他把两个暖水瓶并排搁到桌子底下,直起腰看了我一眼。他左手小指是弯的,伸不直,昨天我就看见了。
“搁以前啊,”他说,“这屋一个月也收不着十样东西。那时候学生穷,一个搪瓷缸子能用四年。现在一周能收一箱子,丢的东西越贵,人也越不当回事。”
我说你没回答我。
“我知道我没回答你。”
他说完这句就拎着抹布出去了,去擦走廊的地。我这才知道,他一边答应着话一边把话绕走,是这个人的本事。我在窗边又坐了一会儿,把语文书合上,听见走廊里拖把一下一下撞着踢脚线。
上午第二节课间,李老师在讲台上敲了敲黑板,说班里还是没有空位,让我先坐最后一排靠后门那张桌子。
那张桌子的桌角用透明胶粘过,粘得歪,胶已经黄了。桌面右上角有三个字,是用小刀划的,划得很浅,写着“数学卷”。我一路上被人安排,第一天被安排去看失物,第二天被安排到最后一排,我没什么不满意的,最后一排的好处是不用跟谁打招呼。
我的同桌是从第二节课开始跟我说话的。
她叫陶陶。她说她姓陶名陶,爸妈嫌麻烦,上户口那天顺手写了两遍。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在把书往桌洞里塞,塞到一半,卡住了。
她伸手过来帮我把桌板提了一下。
“你这桌子是全校最破的一张。”她说,“前一个坐这儿的人半学期就转走了,咱们班已经换过三个英语老师,我跟你说,这绝对不是巧合,这桌子有点邪门。”
我说谢谢。
“而且这个位置冬天漏风,夏天西晒,中午那阵太阳斜着进来,能把你的水杯晒成温水,直接泡开一碗泡面。我跟你说,我坐这儿坐了一年半,我这皮肤的温度调节这个功能都快报废了。”
我说你已经在这儿坐了一年半。
“我没转走是因为我抗造。”
她把一摞卷子从我的桌角挪到她那边,挪的时候顺手抹了一把,抹出一手的灰。她看着那层灰,说了一句,你看,这就是命运。
上午最后一节课临下课两分钟,我们在传一张草稿纸。她在纸上写:你原来学校哪个的。
我写:南城二中。
她写:有朋友在那边吧。
我写:有一个。
她抬头看我,用笔尖点了点纸面,意思是接着写。铃声响了。老师在下课铃里拖了一句堂,拖了四十秒,等她说完放学,那张草稿纸已经被陶陶团成一团扔进了桌洞。
差四十秒。我记得那个数字。
下午我又去了行政楼。值周的时间是从下午四点开始,我三点四十就到门口站着了。
门口放着一个塑料筐,半人高,学生捡到东西就扔进去,不用进屋。这是老赵的规矩,他说进屋的人都得登记,扔筐里的人不必,因为捡到东西的人从来不留名。
三点五十五分,筐里多了一样东西。
是一副耳机。白色的,线断了,断在插头上方两厘米的位置,断口处露出一截铜色。两只耳塞都是旧的,硅胶套边缘已经泛黄。旁边塞着一张纸条,撕得歪歪扭扭,上头写着四个字:操场捡的。
我把它拿进屋摊在桌上,翻开登记簿填了一行。日期栏写今天的日子,物品栏写耳机一副,捡到的地方只写了操场两个字。登记人这一栏我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写完忽然觉得有点好笑。
然后我站在桌边,看了它很久。
昨天那只有没有,我不知道。昨天我以为自己在做梦,一觉睡醒,梦就散了。今天我想知道答案。
我把它捧起来。
我站的地方是行政楼一层西头的储藏室,可是我看见的不是这里。
我看见一片红。
是操场的塑胶跑道,颜色很正,边上有点掉颗粒,露出底下的黑。画面晃得厉害,有人在走动,我看见的是从上往下的一段:一双手,握着这副耳机,悬在跑道上方。
那只手松开了。
耳机往下掉,与此同时有个人影从画面右边过去,一双鞋踩进了我眼前的红色里,鞋边带着一小圈蓝。然后我听见了一个声音,是上课铃。
就到这儿。前面没有,后面也没有,我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为什么扔,不知道他走去了哪一边。
我松开手,耳机落回到桌面上,弹了一下。
我的手抖得不厉害,只是有点凉。我低头去看两只耳塞,把它们转到有光的一面。
左边的那只,网面上嵌着三粒红色的东西。
我把指尖的指甲探进去,挑了一粒出来。是橡胶颗粒,红色的,比米粒小一圈,边缘有点毛,捏一下会掉一点渣。
昨天我擦架子的时候,手上蹭的全是灰。这只耳机我没拆过,它的网面我也没吹一口气上去过。这颗粒不是我弄上去的。
我把它放进纸巾里包好,塞进校服口袋。
四点半,高二年级有一节体育课。我们班在操场北半场集合,老师让我们先跑两圈。
我跑得很慢,跑在第二圈的最后。跑到直道中段的时候我停下来,蹲下去,把鞋带解开又系上。
我伸手在那片跑道上摸了一下,抠出一粒橡胶。
我把纸巾包打开,把那粒放进去,挨着它躺好。
一样红,一样大,一样边缘发毛。
我在跑道上蹲了大概五秒钟,后面的同学绕过我往前去了,有人喊我快点。我系好鞋带站起来,跟着跑完了第二圈。
跑到终点我停下来喘气,风从操场那一头刮过来,刮得我眼睛发涩。其实不是涩,是我那一刻很想笑,笑又出不来,最后在脸上变成了别的一样东西。
昨天傍晚我蹲在储藏室里,以为自己疯了。现在我知道我没疯,我只是看见了别人丢东西的那一瞬。看见了,就再也忘不掉,而我自己的东西正在一样一样地少。
那天剩下的课怎么上完的,我记不太清。回教室的走廊上有人推了我一把,是闹着玩的,我让人推了,也没回头。
晚自习第三节,教室里只剩翻书的声音。陶陶在我旁边背英语单词,背两句抬一次头。
我想给那个人发条消息。
我想告诉他我今天下午干了件什么事。从小到大,我要是想说一件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我把手机从书包侧袋里掏出来,解锁以后直接点了微信。
列表往下拉了一遍。
我停住了。
我说不上来我要找的是哪一个。列表里有很多名字,有备注的,有没备注的,有头像是我从没见过的风景的。我一个一个地看过去,看了两遍。每一个都对不上,我不知道对不上的感觉是怎么来的,可它就是很明确。
陶陶在旁边用笔帽戳我的胳膊。
“你上午说的是哪个人来着。”
我说是我初中一个同学。
“男的女的。”
“男的。”
“叫什么。”
我把手机扣在桌面上。
我说我不知道。
“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陶陶把笔放下了。她看我的眼神变了,从闲聊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可能是担心。
我给她数了一遍。我说我记得他坐我后桌,记得他走读,骑一辆蓝色的自行车,车筐是歪的,被他爸撞过一次,修了没修好。我记得他笑之前要先吸一口气,像呛着了那样,吸完才笑出声。我记得他左手手腕上有一道疤,白颜色的,凸出来一点,是初一那年摔的。我记得他家楼下有个卖包子的。
我记得的很多。
我记得的这些里面,没有一个是他的名字。他的脸我也想不起来。我使劲去想,想出来的先是那辆自行车,再然后是他的手,最后才勉勉强强凑出一个人形,眉眼是空的。
我把手机重新拿起来,翻到最后面的通讯录。
我在心里默背了一遍我能背的东西。我小学班主任姓陈,我外公家的固定电话是八位数,我初三班长叫李文欣,我妈的手机号昨天下午是照着那张塑料卡片才拨出去的。这些全都在原来的地方,一个也没少。
只有他不在了。
一整天里我用了一次那只耳朵里的东西,看见了一个陌生人扔耳机的那一秒。
我丢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我知道这两件事是怎么连起来的。我昨天丢的是我妈的手机号,丢了就丢了,我还能照着那张塑料卡片把她重新找回来。
今天我丢的是一个人。我不知道这种东西要去哪儿找。
我把屏幕按灭,又按亮。教室里的灯管在头顶嗡嗡地响,响了很久了,我今天才听见。
放学的铃打过以后,陶陶说她要去交作业,让我在教学楼后面的那条路上等她十分钟。
那十分钟里我沿着操场边的人行道来回走了两趟。天暗下来得早,操场的灯还没亮,跑道是暗红色的,塑胶被踩过一天,反着一点光。有个体训队的人在跑圈,跑得很快,从我身边过去的时候带起一阵风。
然后我听见有人喊我。
“苏禾。”
声音从操场那边过来,隔着一段距离,被风吹得有点散。
我顺着声音回过头去。
有个人影从跑道那边往围栏这边跑,跑近了,隔着铁栏杆站住,两只手撑在膝盖上喘气。他穿着校服外套,袖子挽到小臂,跑了一身汗。
他抬起头,看见我的脸,笑了一下。
他笑之前先吸了一口气。
我说你找我。
“哎。不是。你真没认出来。”
他还在喘,喘得话都说不成句。他说他是陈嘉树,高二(5)班的,体育生。
我说我是高二(3)班的。
“我知道啊。”他说,“我是说我们以前就认识。南城二中,初三,一班。”
我说我是二班的。
“那也是一个年级。”他说,“我们那时候天天一块走,我送你到你家楼下那个路口,拐进去我自己回。”
他的左手撑在膝盖上。那一瞬因为有光过去,他手腕上一道白颜色的疤,凸出来一点。
我看见那道疤的时候,身上有个地方动了一下。就动了一下,然后没了。像有人隔着很厚的玻璃拍了拍我,我听见了声音,找不到方向。
我说我转学以前的很多事都记不太清了。
“那你把我删了啊?”他说完这句自己先笑起来,“我 QQ 还在你列表里,我给你发过三条消息,你一条都没回。”
我说我换过手机。
他愣了一下,笑意收了一点。他说那你下次看到我,打个招呼也行。
我跟他说行。他退开两步,把袖子放下来,转过身又跑回跑道去了。跑到一半他回头喊了一句,说禾禾你别老低着头走路。
我没有答应。我站在原地看他跑远,跑了半圈,变成一个小的人影,融进操场的灯下面。
他叫我禾禾。这个叫法我今天只从陶陶嘴里听过。
陶陶十分钟以后才来,肩上挎着书包,手里拿着一根冰棍,咬得嘎嘣响。她把另一根递给我,我说不吃,她就自己拿着两根,咬一口换一根。
校门口的公交站站着七八个人。等车的时候,我把那张便签从语文书里抽出来,就着路灯看。
三月十九日,领走人:周迟。
我说我昨天问过这个名字。
陶陶从冰棍上抬起头。
“你问谁了。”
“老赵。”
“那他能跟你说什么呢。”她把冰棍咬了一大口,含糊地说,“这是我们学校的年度谜题之一啊。”
我问什么意思。
“周迟这个人啊,是我们学校的神。”她说,“三次年级第一,一次没丢过。不是考上两次的意思,是三次。而且我跟你说,他人还不坏,坏的话早就没人服他了,主要是他太像假的了,我有时候怀疑他是模型。”
我说他为什么不多丢点东西。
“重点就在这儿!”她把手里的两根冰棍举起来比划了一下,“别人丢东西是因为不在乎,他是不在乎到连在乎的样子都懒得装。你翻那个破本子,三年,我们学校所有登记表上都没有他的名字。一次都没有。”
公交车来了。车门开了,人往上挤。我跟着陶陶往前挪了一步,又停下来。
“对了,”她说,“还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
她说周迟是留级生。
去年这个时候,他本来该上高三的。
我扶着车门把手,站了两秒才上去。上车以后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把语文书摊开压在膝盖上,那只写着铅笔字的便签夹在中间。
车开出去三站,窗玻璃上映出我的脸。我不想看它,我把眼睛挪到外面的路灯上去了。
昨天我想去年三月十九日我在干什么,我想出来的是初三的教室,是排骨饭,是下午第二节体育课的太阳,一张脸都没有。今天我又想了一遍。
那些画面还在,一点没褪。可是它们的前面和后面,是空的。
我记得那天。
我只记得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