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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第二十九章 审查起诉 案卷移送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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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移送审查起诉那天,桑栀在移送清单上签了字。
清单很长。诉讼文书部分包括立案决定书、逮捕证、解回通知书、延长羁押期限决定书;证据材料部分包括褚慎保存的12号样本余样DNA比对报告、重新鉴定意见书、蔡维平的讯问笔录、故意伤害案卷宗摘录、2004年贺明远案再审判决书、阮红梅身份信息及家属联系方式。最后一行写着:以上材料共一百四十七页,移送人签字。
闻述把清单和案卷一并交给案件管理部门。案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系统里填写了《案件受理登记表》和《接收案件通知书》,加盖了收案章。回执上写着受理日期和案件编号。
“一个月。”闻述从案管部门出来之后说,“审查起诉期限一个月,重大复杂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蔡维平涉嫌故意杀人,2004年的案子,情节严重,可以申请延长。”
桑栀点了点头。她从包里拿出那个白色马克杯,杯子里没有水。她握着杯子,看着杯沿那道裂纹。移送审查起诉只是一个程序节点,但对她来说,这个节点意味着蔡维平的案子从侦查阶段进入了公诉阶段。公诉阶段之后是审判。审判之后是判决。判决之后,阮红梅的家属才能拿到一份写有真凶名字的判决书。
“先讯问蔡维平。”闻述说,“审查起诉阶段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然后听取被害人近亲属的意见。”
“阮红军那边,我去联系。”桑栀说。
阮红军是阮红梅的弟弟,在县城一家汽修厂工作。桑栀给他打了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背景里有气泵的声响和金属碰撞的声音。
“喂?”
“阮红军吗?我是省检察院的桑栀。上次去过你父母家,为了你姐姐的案子。”
电话那头的背景音变小了,像是他走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我记得。我妈跟我说了。案子有进展了?”
“有。杀害你姐姐的凶手已经找到了,姓蔡。案子现在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了。按照程序,我们需要听取被害人近亲属的意见。你和你父母,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阮红军沉默了几秒。“我妈跟我说了。她说凶手承认了。”
“对。他供述了2004年11月那天晚上的经过。”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一会儿。桑栀能听到他的呼吸声,比刚才重了一些。
“我姐走的那年,我还在上学。”阮红军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我爸妈去城里认的尸。回来之后,我妈哭了一个月。我爸不怎么说话,就是抽烟。后来案子判了,说凶手是工友,判了无期。我们以为事情就过去了。”
他停了一下。
“但我妈一直留着那张鉴定报告。她说那是红梅的案子唯一的凭证。她不懂上面写的什么,就是留着。每年清明烧纸的时候,她会把那张纸拿出来看一眼,然后放回去。”
桑栀的手指在杯壁上停住了。
“你想跟你父母说什么?”她问。
“我想说……”阮红军的声音停了一下,“我想说,谢谢你们。还有,我想问一件事。”
“你说。”
“那个姓蔡的,他为什么要杀我姐?”
桑栀沉默了几秒。蔡维平在讯问中说“喝了酒”“吵了几句”“掐了她”。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没有一个完整的动机。也许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只有蔡维平自己知道。但他没有说出来。
“他说是因为争吵。”桑栀说,“具体的原因,他沒有详细供述。”
阮红军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了。”他说,“我爸妈那边,我会跟他们说。他们年纪大了,出庭可能不方便。但我可以去。”
“好。庭审的时间确定之后,我会通知你。”
挂了电话之后,桑栀坐在办公桌前,把手机放在桌上。她拿起那个白色马克杯,杯子里的水已经凉了。她没有去接热水,只是握着杯子,看着杯沿那道裂纹。
讯问蔡维平安排在移送审查起诉后的第三天。
看守所的讯问室,和之前同一间屋子。桑栀坐在角落的椅子上,闻述和另一名检察官坐在桌子一侧。蔡维平被法警带进来的时候,穿着看守所的马甲,手上戴着手铐。他比上一次讯问时瘦了一些,颧骨更突出了,眼窝凹陷,但目光还是直的。
闻述宣读了审查起诉阶段的权利义务告知书。蔡维平听完,点了点头。
“蔡维平,案件已经移送审查起诉。今天讯问你,是审查起诉阶段的法定程序。你有权委托辩护人。如果你没有委托,我们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你指派律师。”
“不用。”蔡维平说,“我自己说就行。”
“你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否属实?”
“属实。”
“2004年11月那天晚上,你去阮红梅的出租屋,是提前约好的,还是临时去的?”
蔡维平的手指在桌面上动了一下。“临时去的。那天晚上喝了酒,心里烦,想找人说说话。她住在我隔壁那栋楼,我就去了。”
“你到的时候,她在做什么?”
“在洗衣服。她开了门,让我进去。我坐在床边,她继续洗衣服。我们说了几句话,后来吵起来了。”
“吵什么?”
蔡维平沉默了一会儿。“她说我喝多了,让我回去。我说我不想回去。她说她明天还要上班。我说你天天上班,也没见你挣几个钱。她说你管我挣几个钱。然后就吵起来了。”
“然后呢?”
“然后我站起来,走过去。她往后退,退到墙边。我用手掐住她的脖子。她喊,喊得我烦。我就用力了。”
桑栀在角落里,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收紧。蔡维平的供述很平,像是在讲述一件已经放了很久的事。他没有回避,也没有辩解。
“你掐了多久?”
“不知道。可能一两分钟。她不动了,我就松手了。”
“你确认她死了吗?”
“没有。我松手之后,她倒在地上了。我看了她一眼,就跑了。”
“你跑的时候,门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蔡维平想了一下。“关着的。我走的时候把门带上了。”
闻述翻了一页材料。“蔡维平,你在侦查阶段供述,案发后第二天听说警察来了,就跑了。你跑到哪里去了?”
“去了邻省。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后来认识了我老婆,就留在那里了。”
“你在邻省生活了十几年,有没有想过回来自首?”
蔡维平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他的手指很粗,指节突出,指甲修得很短。
“想过。”他说,“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贺明远申诉的新闻。我老婆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那天晚上没睡着。第二天想过去自首,但走到派出所门口又回来了。”
“为什么?”
“怕。”蔡维平说,“怕坐牢。怕我老婆孩子知道。怕他们看不起我。”
“贺明远被关了二十年。阮红梅的家属等了二十年。”
蔡维平没有说话。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慢慢摩挲着,指腹蹭过桌面的边缘,发出一道极轻的声响。
讯问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蔡维平在笔录上签了字,每一页都签了,字迹歪歪斜斜的。法警把他带走的时候,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桑栀。
“阮红梅的家里人,”他说,“他们恨我吗?”
桑栀看着他。他的眼睛很浑浊,有血丝,但目光是直的。
“他们等了二十年。”桑栀说,“等一个答案。”
蔡维平点了点头。法警扶着他的手臂,带他走出了讯问室。走廊里的灯管亮着,他的脚步声很慢,渐渐远了。
审查起诉期限过半的时候,闻述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省法律援助中心打来的。蔡维平在审查起诉阶段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中心依法指派了一名值班律师。律师姓郑,三十多岁,在电话里说想约时间阅卷。
阅卷安排在第二天下午。郑律师在检察院的阅卷室里看了将近三个小时,把所有证据材料都翻了一遍。看完之后,他要求会见蔡维平。
“他想认罪。”郑律师说,“但他问我,认罪之后能不能从轻。”
闻述看了他一眼。“故意杀人罪,法定刑是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蔡维平的情况,2004年的案子,潜逃二十年,不属于情节较轻。”
郑律师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我会跟他说。”
“另外,”闻述说,“蔡维平还涉及漏罪数罪并罚的问题。他在故意伤害罪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2004年还有故意杀人罪没有判决。根据刑法第七十条,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郑律师在笔记本上记了一行字。“所以他的最终刑期,是故意杀人罪的刑期和故意伤害罪的刑期合并计算?”
“对。已经执行的故意伤害罪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郑律师点了点头。他把材料收好,放进公文包里,站起来。“我去见他。如果他同意认罪认罚,我会跟你们联系。”
起诉意见书是桑栀在审查起诉期限的最后一周写完的。
意见书的核心内容是:蔡维平于2004年11月某日晚,在被害人阮红梅的出租屋内,因琐事与阮红梅发生争吵,后用手扼压阮红梅颈部,致其机械性窒息死亡。案发后,蔡维平潜逃至邻省,化名生活。2016年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在邻省监狱服刑。2024年,因褚慎保存的12号样本余样DNA比对,蔡维平被锁定为2004年贺明远案的真凶。同年,蔡维平被从服刑监狱解回本省看守所羁押。经讯问,蔡维平对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桑栀在意见书的末尾写道:“蔡维平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其在故意伤害罪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应当依照刑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闻述看完之后,在意见书上签了字。她把意见书提交给佟检察长审签。佟检察长看完,在批准栏签了字,然后盖上了省检察院的印章。
起诉书是在审查起诉期限的最后一天移送的。闻述派了一个书记员,将起诉书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省高院立案庭。立案庭签收了材料,出具了收件回执。
桑栀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窗外的天色。十二月的傍晚,天色暗得早。楼下的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光照在水泥地面上。她想起阮红军在电话里说的话——“我姐走的那年,我还在上学。我妈哭了一个月。我爸不怎么说话,就是抽烟。”二十年过去了。阮红军从学生变成了汽修厂的工人。阮德厚中风了,坐在竹椅上。陈桂兰的头发全白了。
她拿起那个白色马克杯,走到饮水机前接了一杯热水。茶叶在杯底翻了个身,慢慢舒展开。她回到桌前坐下,看着杯沿那道裂纹。她想起陈桂兰在上次见面时说的话——“红梅也有一个白色的杯子。她走的那年买的,说要带到城里用。”
那个杯子现在在哪里?可能在阮家村的老屋里,可能在某个抽屉的角落里,可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碎了、丢了、被遗忘了。但桑栀手里的这个杯子还在。杯沿有一道裂纹,用了五年了,一直没舍得换。
“闻述。”
“嗯。”
“起诉书移送了。接下来是开庭。”
闻述从电脑前抬起头来。“庭审时间等法院通知。2004年的案子,加上漏罪数罪并罚,合议庭会认真审理的。”
桑栀点了点头。她把杯子放在桌上,拿出手机,翻到贺行舟的短信记录。上一条是她发的“找到了。阮红梅的家属在河桥镇”。贺行舟回复了“替我向他们说声对不起”。桑栀看着那行字,想了想,打了一行新的:
“案子移送起诉了。蔡维平供述了。庭审的时候,阮红军会来。”
发出去之后,她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暗了下去。杯子里没有水,她也没有去接。只是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路灯下那一小块橙色的光,在夜色里慢慢移动。
大概过了十分钟,手机震了一下。贺行舟的回复只有一行字:
“我会去旁听。”
桑栀看着那行字。她没有回复。她把手机收起来,拿起那个白色马克杯,在手里转了一圈。杯沿的裂纹在灯光下像一道细小的伤口,摸上去有一道微微凸起的毛边。
她想起褚慎在电费催缴单背面写的“宗。2004。11月。”,想起戚霖在河边仓库铁皮棚里留下的四份手写记录,想起贺行舟在邮局门口系鞋带时发的那条短信,想起贺明远在法庭上说的“我叔叔在外面等了我二十年”。所有人都留了东西。所有人都等了很久。
现在,案子移送起诉了。接下来是开庭。开庭之后是判决。判决之后,阮红梅的家属会拿到一份写有真凶名字的判决书。贺明远会拿到一份写有无罪理由的判决书。而蔡维平,会在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
桑栀把杯子放回桌上,关了办公室的灯。走廊里的灯管亮着,她走到楼梯口的时候,脚步声在空荡的楼道里回响。她走下楼梯,推开检察院的玻璃门。十二月的风灌进来,比前几天更冷了。她站在台阶上,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高。
楼下停着一辆出租车,车顶的灯箱亮着橙色的光。她走下台阶,出租车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看了她一眼。她摆了摆手,示意不坐。车开走了,尾灯在夜色里越来越小。
桑栀走向地铁站。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水泥地面上。她走得很慢,像是在等什么东西。但她知道,该等的已经等到了。剩下的,是程序要走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