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鸿》三月池雨

3、六年 1931—

　　1931—1937·北平至上海
　　六年，足够一个孩子长大，也足够一个王朝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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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冬天，桑若从天津回到北平。
　　她没回桑家，自己在城南租了一间小屋。小屋四面漏风，但好歹是自己的。
　　白天桑若继续去报社上班。她把文物南运的报道写完发布了，署的是自己的名字。文章里没提桓祀礼一个字。但写到“三十箱文物安全运抵”的时候，她脑子里会闪过火车上的画面。
　　桑若把这个念头按下去，继续写稿。
　　1932年，桑怀远来找过她一次。
　　他站在她租的小屋门口，穿着一件旧绸衫，头发比从前白了不少。绸缎庄的生意越来越差，日本人进了东北之后，北方的商路断了大半。桑家快撑不住了。
　　“阿若，你回家吧。”他说，“爹不逼你嫁桓祀礼了。”
　　桑若靠在门框上看着他，“爹，你不是不逼了，你是知道逼不动了。”
　　桑怀远脸色变了变，“你怎么跟爹说话的？”
　　“爹，”桑若说，“你要是真撑不住，就把绸缎庄关了吧，别死撑着。”
　　桑怀远气得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说了一句：“阿若，你一个人在外面，小心点。”
　　桑若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1933年，桓祀礼的名字又出现在了报纸上。
　　【桓氏实业与三井洋行签订长期合约。】
　　【桓祀礼：一个商人的选择。】
　　桑若坐在报社的桌子上，把报纸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她拿起笔，写了一篇骂他的文章。第二天发出去，反响不大。北平人关心的是日本人什么时候打过来，不是上海一个商人又签了什么合同。
　　但桑若还是写。每隔几个月，只要有桓祀礼的消息，她就写一篇。她的文章越来越犀利，但读者越来越少。
　　有一次，一个同事问她：“桑若，你跟这个桓祀礼有仇？”
　　她想了想，说：“没有。”
　　“那你为什么老骂他？”
　　“因为他该骂。”
　　同事耸了耸肩，没再多问。
　　1934年，桑若在北平记者圈子里有了点名气。
　　她写了关于东北流亡学生的报道，写了关于华北走私的调查，写了关于日本人渗透北平商界的稿子。有几篇被上海的报纸转载了。主编开始器重她，但也开始怕她。她写的东西越来越敏感，好几次差点惹上麻烦。
　　有一天，主编把她叫到办公室，关上门，说：“桑若，你最近写的东西，上面有人不高兴。”
　　“谁不高兴？桓祀礼吗？”
　　“你别问。”主编说，“我只是提醒你，收着点。”
　　桑若没说话。她回到座位上翻开笔记本，写了一行字：1934年，报社让我收着点。我不收。
　　写完她合上本子，继续写下一篇稿子。
　　1935年，桓二叔桓守义来北平找过桑若。
　　他约在城南一家茶馆，穿着一身新式西装，头发梳得油亮，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表。跟桑若刚从南洋回来的时候相比，他胖了一圈，笑起来的样子让桑若不太舒服，可以说还有点恶心。
　　“桑小姐，”他说，“好久不见了。”
　　“桓二叔有话直说。”
　　桓守义端起茶盏抿了一口，“桑小姐，你跟祀礼的婚约，还挂着呢。”
　　“您想表达什么？”
　　“没什么。”桓守义笑了笑，“我就是想告诉你，祀礼在上海那边忙得很，一时半会顾不上北平的事。桑小姐要是等不及，我可以帮你去跟他说说，把婚约退了。”
　　桑若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桓二叔，你来找我，不是来帮我的。你是想借我的嘴，把婚约的事闹大。”
　　桓守义的笑僵了一下。
　　“你想让桓祀礼难堪，”桑若继续说，“你想让他在北平丢脸，因为他在上海做的事，桓家内部有人不高兴了。”
　　桓守义放下茶盏，脸上的笑收了，“桑小姐，你果然聪明。”
　　“桓二叔，”桑若说，“婚约的事，我自己会处理。不劳你费心。”
　　桓守义站了起来，“行。桑小姐，你记着今天说的话。”
　　桑若坐在茶馆里看着他出了门，上了一辆黑色汽车。
　　桓守义脸上的那种笑里永远藏着一把刀。
　　1936年，桑怀远最后一次来找桑若。
　　他比从前老了很多，背驼了，头发全白了。绸缎庄关了，桑家的院子也卖了。
　　“阿若，”他说，“爹要走了。”
　　“去哪？”
　　“上海。”他说，“有人介绍我去上海做生意。”
　　桑若看着他，“什么生意？”
　　桑怀远没正面回答。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放在桌上，“这是你娘留给你的，一对玉耳环。不值钱，但好歹是个念想。”
　　桑若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对小小的白玉耳环，成色一般，但打磨得很细致。
　　“爹，”她很执着想要问题的答案，“你去上海做什么生意？”
　　桑怀远站起来，不敢看她，“你照顾好自己。”
　　说完他就走了。
　　桑若手里攥着那对耳环，觉得有点凉。
　　那天晚上，她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1936年冬，爹去了上海。我不知道他做什么。但我知道，他怕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
　　北平全城戒严。报社被查了三次，主编把桑若的稿子压了一半。他把她叫到办公室，脸色很难看，“桑若，你走吧。”
　　“什么意思？”
　　“北平待不住了。”主编说，“你写的东西，日本人已经注意到了。你再待下去，会出事。”
　　“我是主编，我不能走。”他叹了口气，“但你年轻，你得走。去上海，去重庆，去哪都行。别留在北平。”
　　桑若：“……”
　　她当天晚上收拾了行李。小屋里的东西不多，几件衣服，几本书，一只旧皮包。她把那对白玉耳环放进皮包，把那本写了好几年的笔记本也放了进去。
　　临走前，她站在窗前，看了一眼北平的夜色。
　　她想起1931年那个冬天，她从火车站出来，坐着黄包车去桓公馆退婚。她想起桓祀礼坐在书房里，低头写字的样子。他说：“今天的账，我记着。”
　　她没听懂。
　　但现在六年过去了，她好像又有点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