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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两把钥匙 陆照野离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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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照野离开前,把那张情况说明的照片单独存进一个文件夹。
“我会注明是你找到的家庭留底。”他说,“不会说成档案里的原件。”
我点头。他走后,我把桌上的纸全部收好,没有放回母亲的抽屉,而是装进自己带回来的电脑包。
刚拉上拉链,姨妈就来了。
她这次没提菜,手里拿着母亲的一件开衫,说落在她家椅背上了。开衫洗过,领口朝里折着。母亲住院时嫌病号服硬,输液的那只胳膊经常露在外面,姨妈就用它盖着。
“启明说你不卖了?”
“我没说不卖。”
“那怎么连委托都不肯签?”
我将开衫接过来,放在沙发上。“还没想好。”
姨妈在我刚才坐的位置坐下。她看了一眼桌面,桌上只剩笔和半杯水。
“柜子都收拾完了?”
“还没有。”
“有些是你妈替人留的东西,别弄混。房屋票据和存折你留着,别的我帮你分。”
她说完便站起来。我拦在卧室门前,动作快了一点,两个人都停住了。
我说:“今天弄乱了,明天再收。”
姨妈看着我,嘴角往下压了压。
“知微,我不是来拿你东西。”
“我知道。”
我并不确定自己知道什么。刚才我用整个身体挡住那扇门,和母亲做过的一模一样。
这个念头让我很不舒服。我侧开一点,改口道:“我找到了旧说明,是写我爸他们离开的。你记得吗?”
姨妈没有进去。
“什么说明?”
我把内容大致说了,没有拿出纸。她听到日期,抬手理了一下耳边的头发。
“当时找的人多,你妈写过东西。具体哪张,我哪里记得。”
“为什么要我签字?”
“你看见了呀。”
“我没记得看清那个女人的脸。”
“那是现在。你以前说得清楚,二十多年了,忘掉有什么奇怪。”
她说得很自然。我甚至能在这句话里找到一种安稳:我没有被骗,没有认错,只是忘了。
“我以前具体怎么说的?”我问。
姨妈皱起眉,像想了一会儿。
“提着包,从窗前走过去。你说那是爸爸,我就问旁边是谁。”
“你问的?”
“那么多人,谁没问过。你现在一条一条来问我,我能全记住?”
她把沙发上的开衫重新叠了一遍。
“你妈已经不在了。她听不到你这样问。”
我没再往下问。不是因为被说服,而是有一瞬间,问题只剩下了让我像个坏女儿的能力。
姨妈走到门口,见我没留她,便把鞋跟往地上磕了磕。她左脚有旧伤,蹲久了就疼,母亲以前总让我给她搬椅子。
我还是把椅子搬了过去。
她坐下穿好鞋,语气软了一点:“灯的事查清楚就行,别跟着别人什么都查。”
我说:“我先查灯。”
这不是答应她,只是我眼下确实能做的一件事。
姨妈离开后,我把房门留开了一会儿。
客厅地上有她鞋底带进来的两点泥。我拿拖把擦掉,连着门口那一块都拖了,直到发现自己只是在找事情做,才把拖把搁回去。
电脑里的工作群正催一个旧照片授权。对方说照片是老人交给摄制组的,应该随便用。我找到当时的交接记录,里面写的是供采访参考,没有写公开使用。
我回消息,请再确认。
同事有点不耐烦,发来语音:“东西都给了,还能什么意思?”
我看着桌上母亲那件开衫,忽然很能理解这句话为什么省事。钥匙给了、资料拍了、纸交了,每一次交付都容易被解释成同意后面所有的事。
“给我们看,和让我们播,不是一件事。”我回。
她过了一会儿说知道了,去问。
我将母亲给过周启明的权限也试着列出来:陪同就医、联系修理、帮忙带东西。委托卖房是否谈过,我不清楚;我本人没有签过。
纸写到这里,手机响了一下。周启明问我,买方明天想来再看一眼,方便吗。
我回复暂时不方便,之后由我直接约。
他问是不是陆照野让的。
“是我。”
他发来一个无奈的表情,随后撤回了。过了几秒,又说大家都是为你好。
我没有再解释,只把这段消息保留。它还算不上什么重要线索,却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只要我的决定和他不同,他就认为一定是别人替我作的。
我把纸折好,放到自己电脑下面,没有混进母亲的旧材料。
下午四点,居民小组的丁阿姨回了电话。
她在市医院陪丈夫复诊,电话里报号声很响。我说不急,等她方便再说。她却拿着手机走出去,问我是不是老沈家的女儿。
“你妈前阵子还问我钥匙来着。”
我站直了一点。
“什么钥匙?”
“杂物房。她说找一块以前的隔板,我找给她,她后来又说不要了。”
“什么时候?”
“天还没这么热。你别让我说哪天,真想不起来。”
我拿笔记下“入夏前后”,又在旁边加了“丁不确定”。
她告诉我,钥匙有两把。一把在她那里,一把原来由邱师傅保管。去年邱师傅摔伤腿,钥匙交过一次,后来修管子又借走,究竟谁手里有备用的,她得回去翻一下。
“明天我带我这把过去。你们别硬开,那门框一踹就散。”
我问门锁什么时候换过。
“换过?我没换啊。”
电话那端又开始叫号。她应了一声,对我说回头再查,匆忙挂断了。
我看向院子尽头。杂物间门上的新锁在雨后发亮,门板却旧得快掉漆。新和旧摆在一起,上午还只是一件小事,现在忽然有了要解释的地方。
我给陆照野发了丁阿姨说的情况。他回电话,问我是否愿意现在去找邱师傅。
“能看到旧钥匙就先核对,别猜是谁换的。”
邱师傅住在隔两条街的楼房里。陆照野通过片区联络人先打过招呼,我们到时,他正坐在楼下剥毛豆,伤过的那条腿伸在小板凳上。
他听见我母亲的名字,手停了一下,说了句节哀。
我以为他会再问两句病情,他却将空凳子往我这边推了推,让我坐阴凉处。
“老院子什么都旧,只有你妈那扇窗,年年说修,年年又不修。”
我问母亲让他修过什么。
“框烂了,底下返潮。我说要从后面看,她就说算了。你们年轻人愿意弄是好事。”
陆照野拿出杂物间门的照片。他戴上老花镜,凑近看。
“这不是原来的锁。”
他说得肯定,随即又补:“什么时候换的,我不知道。我有大半年没过去了。”
他让老伴从抽屉拿来一个饼干盒。里面有钥匙、螺丝和几截折好的铁丝,最底下压着一张起了毛边的纸。
纸上记着四个姓名和电话,旁边是“取”“还”两个字。有几行只画了勾,日期不全。邱师傅说自己记性差,后来借东西都随手记,并不是每次记。
最下面的一行是“周,换下水弯头”,后面没有“还”。
我把手放到膝盖上,才没立刻伸过去指。
“周启明?”
“老沈的外甥。那次修的是东头厨房,他带人来的。这个我记得。”
“他进去过杂物间?”
“取管件。里面以前什么都有。”
邱师傅拿出一把长钥匙,钥匙尾部套着红塑料圈。他说这只是早先留的另一把旧锁钥匙,交出去那把是否一样,要问丁阿姨。
我一时没明白“两把”怎么又多了一把。他笑了笑,指着饼干盒说,几十年了,配过不止一回,哪能按两把来算。
陆照野让我拍下纸条,但没有把它当成出入记录。
“借过钥匙,不代表换过锁。”他说。
我听见自己回答:“我知道。”
我很想真的知道。周启明昨天还在笑着说亲姐防他,今天这个“周”字就落到我眼前。假如我现在打电话,他一定有许多解释,每个都能接到下一件事上。
邱师傅看着我,忽然说:“你要问他,就问哪天、谁修的、钥匙给谁,别上来问是不是他干的。”
“为什么?”
“问是不是,谁都先说不是。”
陆照野低头收起图纸,嘴角很轻地动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有一点像笑的表情。
回去的路上,我照着邱师傅的话给周启明发消息。
他说修管子是六月,工人是他朋友介绍的,钥匙当天就还了。问还给谁,他过了一阵才回:不是放小姨那儿了,就是给丁姨了。
我把回复留着,没有追着问。
街口的红灯亮起,陆照野停在离我半步的地方。他没有看我手机,我却主动说了周启明的回答。
“明天先试钥匙。”他说。
我问:“如果锁真是他换的呢?”
“那就问为什么换。再核对。”
红灯还有二十几秒。对面有人提着活鱼,塑料袋突然甩了一下,水从袋口溅到鞋面上。那人骂了一句,旁边的小孩笑起来。
我看着他们,突然觉得这三天长得不正常。别人已经买完菜、下完班,我还困在一扇每天早晨会亮的窗前。
回到家时,卧室门敞着。我停了一下,随即想起门是自己出门前留着通风的。
没有人进来。桌上杯子的把手还朝着同一边。
我把电脑包放在能看见的地方,给丁阿姨回了一条消息,确认明天下午见。
她很快发来一张钥匙照片。
旧钥匙上的红塑料圈裂了口,和邱师傅那把一样。
可门上那把新锁,用的已经是另一种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