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窗来影》小路潜龙

3、我看见的 许知微在母

　　姨妈没有问陆照野跟我说了什么。
　　她把炒好的青菜端上桌，揭开电饭锅，发现里面只有一点熬干的粥，便用锅铲拨了两下。
　　“你这样吃饭怎么行。”
　　我站在门边问：“他小时候来过吧？”
　　锅铲停住。
　　“谁？”
　　“陆照野。跟他爸。”
　　“找过几回。”姨妈说，“那会儿你小，别想了。”
　　“他们来找谁？”
　　“找人。人不见了，总要找。”
　　她把锅胆拿到水槽里，放水泡着。热水一冲，厨房腾起薄薄的蒸汽。
　　我又问：“我妈怎么说的？”
　　“你妈能怎么说？你爸干的那些事，她也是受害的人。”
　　这句我无从反驳。父亲离开以后，母亲靠改衣服养我，夏天脚踏板踩得发烫，脚背晒不到太阳，却总是脱皮。她不肯换电动缝纫机，说旧的能用，后来还是姨妈找人淘了一台二手的。
　　我把这些记得很清楚。
　　但它们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姨妈擦干手，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后背。
　　“你别听他一句话就把自己绕进去。各家有各家的难。你才送走你妈，先顾好眼前。”
　　她从包里拿出一盒药放在桌上，嘱咐我胃疼再吃，不疼别吃。我说谢谢，她便像终于找到一件能妥当结束的事，收起包走了。
　　晚上，我戴上耳机改稿。
　　受访的是一位退休车工，访谈录到第三十七分钟，采访人问他，是不是从小就想进厂。他停了很久，说，也没别处可去。
　　剪辑稿里，这句被挪到了“对工厂感情很深”后面。
　　我把它移回原位，给制片人留了一条备注：前后提问不同，不能直接拼接成同一个回答。
　　写完以后，我看着那条备注出神。
　　手机里躺着我发给陆照野的照片。他没有评论像不像，只回了句收到。头像是一面普通的白墙，墙脚长着草，看不出在哪里拍的。
　　我差点问他，当年我说过什么。
　　字打了一半，又删了。
　　如果先听别人说，我也许会开始觉得，自己确实记得。
　　第三天夜里下了雨。
　　我把闹钟定在六点前，在书桌上架好手机。为了不让台灯影响录像，只开着客厅灯，卧室门留了一条缝。
　　六点十二分，窗帘又亮了。
　　同样的肩膀，同样的偏头，左胸同样一块白。窗外的雨点砸在不知哪片铁皮上，人影却没有缩肩，没有抬手，也没有挪到能避雨的地方。
　　我盯着它，恐惧慢慢变成一种恼火。
　　前两次我一直在等它动。现在我终于发现，自己不该再等这个。
　　我走到墙边，把床头灯打开，再关掉。人形只是浓淡变化，轮廓不变。我用手遮住帘子一角，又拉开一点缝，看到外面的砖面上有淡淡的反光。
　　六点十三分多，光灭了。
　　我在手机备忘录里写：雨天也有；无进出过程；疑似固定光源。
　　这三个分号让我冷静下来。它们还不是答案，但至少不需要我相信父亲变成了一个每天准时站在墙前的人。
　　八点半，陆照野发来消息，说管理人今天外出，最快明天下午带钥匙来。他提醒我别自行钻窗，尤其不要踩外面的旧管道。
　　我将第三段录像发给他，补了一句：会不会是灯？
　　他回：有这个可能，入口和光源都需要核实。
　　我问老房子改建资料一般放在哪里。
　　他给了两个方向：原管理单位保存的记录，以及住户自己留的缴费单。他还说，找到材料先拍完整，别为了突出一个日期把其他部分剪掉。
　　我从客厅开始找。
　　电视柜里是电费、保修卡和一叠从未用过的优惠券。母亲习惯把纸按大小收，重要与否倒在其次。医院结算单夹在超市传单里，房屋资料却可能压着一张旧菜单。
　　我每找完一格，就拿手机拍一下原来的样子，再将东西分开。到中午，桌上已经排出七摞。最薄的那摞是和我有关的证书，最厚的是我寄给她、她舍不得扔的快递底单。
　　我拆开一只信封，里面是十年前我转给她的一千块钱的银行回单。她在空白处写了：微微第一个月工资。
　　我把那张纸拿在手里，坐了好一会儿。
　　临近下午，才轮到卧室的柜子。
　　柜门没有锁，右边的抽屉却上了锁。我从母亲钥匙串上试到第三把，锁舌轻轻一响。没有暗格，没有夹层，只是几只扁信封、一盒纽扣和一个掉了皮的棕色文件袋。
　　文件袋上写“房屋”，下面又添了一个“旧”字。
　　我先拍了它放在抽屉里的位置。
　　袋子里有购房相关票据、早年的维修通知，还有几张被水洇过的纸。纸张的边缘黏在一起，我没有硬扯，把它们摊到桌上，等潮气散一点再分开。
　　最下面是一张横格信纸。
　　标题三个字：情况说明。
　　它没有机关抬头，也没有印章。右上角写着“留底”，一枚生锈的回形针把它和另一张空白复写纸夹在一起。
　　我先看见日期。
　　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再往上，看到一句话：七月十八日早晨六时十二分，女儿许知微在自家厨房窗前，看见许建成与罗素英一同向院东口走去。
　　厨房。
　　我抬头，隔着客厅看过去。现在的窗台贴了白瓷砖，搪瓷缸早不在了，可窗户仍然朝着同一块院地。
　　纸上的字很熟。母亲写“微”时，总把中间的山写得过高；“素”字下面那几笔挤在一起，像一截没理开的线。
　　我逐行往下读。
　　说明里写父亲带着旅行包，罗素英穿长雨衣，两人没有停留。最后一段说，孩子认得他们，所述属实。
　　底下先是母亲的签名。
　　旁边另起了一小行，写着：上述经过本人看见。
　　再下面，是我的名字。
　　“许”字歪向左边，“知”的口写得太大。“微”字最后几笔没地方放，拖出了横线。
　　我认识这三个字。我小学作业本上的名字就是这样，写到最后一个字，前面总是不够宽。
　　可是罗素英的脸在哪里？
　　我闭上眼，只看见父亲的旅行包。深色，侧面有一道浅边。另一个人在他旁边，衣服长，后背被一片亮光照着。再往前，我就分不清了。
　　我没有听见他们说话。
　　甚至不确定，这些画面里有多少是后来反复听来的。
　　我先去找小学的作业本。
　　客厅柜子底层有一个铁皮盒，装着毕业照、奖状和几本母亲挑出来留的本子。最上面那本的封皮已经脱落，扉页写着我的班级。
　　我把两个名字放到一起，笔画的别扭几乎相同。没有哪处能让我松口气，说这是别人模仿的。
　　作业本里夹着一张家长签字条。老师说我上课走神，请家长督促。母亲在下面签过名，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句“已经教育”。
　　我不记得那次走神，却记得练签名。
　　母亲教我，姓写窄一点，后面两个字才放得下。我嫌“微”难写，她在纸上拆开给我看，写错就换一行。那些时候她很耐心，不发脾气，手指按在我要落笔的位置，等着我把名字写完。
　　正因为如此，我更难想象自己会拒绝她递过来的任何一支笔。
　　我将作业本合上，手指在铁皮盒边缘擦了一下，蹭出一道浅灰。
　　电话通讯录里，姨妈排在最前面。我差点先打给她，问当年究竟怎么回事。她总能很快给一个解释，有时我还没说完，她就知道我在怕什么。
　　但这一回，我想先把自己剩下的那一点记忆写下来。
　　我找一张白纸，只写三行：父亲；包；另外一个人。
　　写到第四行，停住了。
　　衣服很长，脸没看见。我想不起是谁先说那是罗素英，也想不起自己有没有重复过那个名字。
　　我把白纸摆在旧说明旁边。一张只有几行，另一张却连时间都精确到分钟。
　　随后我给陆照野打电话，只说找到一份旧说明，问他能不能过来。他问是否方便先拍给他，我将正反面都拍了。
　　照片发出去后，没有回复。
　　二十分钟后，他在门外敲门。
　　我已经把纸放进一个新的透明文件套，没有封口。桌上还有母亲为我留的工资回单，我伸手想收，最后没动。
　　陆照野站着看完那张纸，问：“在哪里找到的？”
　　“母亲卧室，右边柜子抽屉。棕色袋子里。我拍了。”
　　“还有别的版本吗？”
　　“目前没有。”
　　他点点头，没有马上拿手机。过了一会儿，才问我能不能复制一份。我说可以。
　　他拍完，镜头离开纸面，手指还停在屏幕上。
　　“你当年看清她了吗？”
　　我说：“我妈应该不会随便写。”
　　他抬眼看我。
　　这一次，没有厨房的水声，没有别人催我吃饭，我也不能假装没听清问题。
　　“我问的是你。”他说。
　　我伸手摸了一下文件套边缘。塑料很滑，纸被我的手指带得挪了几毫米。
　　“我记得两个人。父亲的包。另一个穿得很长。”
　　“脸呢？”
　　我摇头。
　　“声音？”
　　“不记得。”
　　他没有追问颜色、身高、走路姿势，没有把他知道的罗素英塞进我的回忆里。我反而觉得更难开口了。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你母亲。”
　　陆照野把手机收起来。
　　“这张纸，我父亲可能见过类似的说法。但他留的材料没有这一张。我需要核对。”
　　我问这是不是能证明，当年有人认错了。
　　“能证明这里写了什么。”他说，“你当时实际看见什么，要分开。”
　　我想反驳，他对一张二十二年前的纸太苛刻。话到嘴边，又想起自己昨晚留给制片人的备注。
　　不是同一个问题，不能直接拼成同一个回答。
　　窗外的雨小了，有人收起撑在门洞边的伞。水珠接连落下，敲得铁桶叮叮响。
　　我把文件套重新摆正，给它拍了一张全景。随后在空白纸上写下发现时间、位置、谁在场，写到最后，发现落款又该是我的名字。
　　二十二年后，我终于会给那三个字留足够的位置。
　　写完，我对陆照野说：“我们把这份材料的情况也说一下。查灯的时候，一起问清楚该交给谁。”
　　他答应了。
　　我低头看着旧纸。母亲替我写得很完整，时间、地点、姓名，连“本人看见”都安排妥当。
　　那张纸上，我唯一能确定是自己写的，只有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