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皎尘埃》爱吃肉的羊驼

4、月亮上的神女 【视角】周

　　我第一次穿上舞鞋，是三岁半。
　　那双鞋是粉红色的，缎面，鞋口缝着一圈细细的松紧带，新鞋硬邦邦的，捧在手里有一股浆过的布和新橡胶混在一起的味道。我妈蹲在我面前，替我把脚一只一只塞进去，系好带子，又用手指沿着鞋口捋了一圈，怕勒着我。
　　"紧不紧？"她问。我摇摇头，紧张得不会说话。
　　那是文化宫三楼的一间练功房，整一面墙都是镜子，把人照得清清楚楚，连头顶日光灯的一根根灯管都照得出来。把杆是木头的，磨得发亮，墙上贴着一张很大的海报，一个姐姐穿着白裙子，单脚立着，手臂抬得高高的，像一只停在半空的鸟。地上铺着暗红的地胶，踩上去软软的，有弹性。一屋子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女孩，穿着一样的练功服，叽叽喳喳，像一笼刚出窝的小鸟。
　　我妈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给我报这个班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她一个月工资四百多块，我的舞蹈班学费，一个月就要八十。八十块，够我们娘俩一个月的菜钱，够交水电费，够给我买两罐当时算稀罕物的高乐高。她没跟我商量，也没跟我哭穷，她只是在报名那天，牵着我的手站在练功房门口，看里面的小姐姐们转圈，看了很久。
　　"望舒，"她低下头问我，"你喜欢吗？"
　　我盯着镜子里那些旋转的、轻飘飘的影子，眼珠子都不会转了，重重点头。
　　"喜欢就好好学。"她摸了摸我的头，"妈妈不指望你成什么家，妈妈就想让你——抬头挺胸地活着，想飞多高飞多高。"
　　那时候我不懂这句话的分量。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有了一双粉红色的舞鞋，有了一整面墙的镜子，还有了一个秘密的、谁也进不来的世界。
　　教启蒙班的老师姓吴，五十多岁，以前是文工团的，腰板挺得像一根标枪，对我们这群奶娃娃却极有耐心。她教我们盘腿坐在地上，小手放在膝盖上，跟着钢琴"啊——"地找呼吸；教我们"小八字步"，教我们像小天鹅一样把脖子伸长，教我们下腰的时候，她的手永远稳稳地托在我们腰后。
　　"对，就这样，慢慢的，不着急。"
　　"周望舒，背再立一点——对喽，这孩子，天生的。"
　　我是真的喜欢。
　　喜欢把杆被手心焐热的温度，喜欢裙摆随着转身打开又合拢的样子，喜欢足尖点地时，整个人被轻轻往上提的那一瞬间，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我从地上拎起来。最最喜欢的，是旋转。转起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动，镜子、灯光、窗户、吴老师的脸，全都化成一圈一圈流动的光，只有我自己在最中间，是定的。
　　我那时候认定，月亮上一定住着一位神女。
　　阿嬷给我讲过嫦娥，讲她住在广寒宫，有玉兔，有永远砍不倒的桂花树。我问阿嬷，嫦娥一个人在月亮上，会不会跳舞？阿嬷说会哟，月亮上的神女，裙裾一摆，就是一地的清辉。我就想，那我练功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当一小会儿神女。
　　于是我练得格外狠。
　　别的小孩下腰下到一半就喊疼、耍赖、哭着要妈妈，我不。我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把腰一点一点送下去，直到头顶能碰到自己的小腿。压腿最疼，那种筋被一寸一寸拉开的疼，像有无数根小针在扎，我把嘴唇咬出了牙印，一声不吭。吴老师又心疼又高兴，逢人就夸："你们看周望舒，这股劲儿，将来是要吃这碗饭的。"
　　我不是不怕疼。
　　我只是发现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只要我跳得足够好，我妈的脸上，就会出现一种特别的光。
　　我妈太累了。
　　那几年，她白天在单位描图，一张图要伏在制图板前画整整一天，脖子僵得转不过来；下了班，她接我放学、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等我睡了，她还要在台灯底下接私活，给别的小公司描图纸，一张几块钱。我半夜起夜，总能看见客厅那盏台灯还亮着，橘黄色的一圈光，我妈侧对着我，背微微弓着，铅笔在纸上沙沙地走，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蚕。
　　有一回，我练功练到脚腕肿了，踮地就疼，没敢告诉她，怕她不让我学了。晚上她给我洗脚，一碰我脚踝，我"嘶"了一声，她立刻发现了，抓着我的脚反复看，眉头拧成一个结。
　　"怎么弄的？多久了？你怎么不吭声？"
　　"不疼。"我把脚往回抽，"妈，我真不疼，你别不让我跳舞。"
　　她一下子不说话了。她就那么捧着我那只肿起来的小脚，低着头，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的肩膀，极轻极轻地抖了一下。然后她站起来，去拿毛巾，用冷水拧了，敷在我脚踝上，动作轻得像在摆弄一件易碎的瓷器。
　　"妈妈没说不让你跳。"她声音有点哑，"妈妈是怕你疼。望舒，咱们学什么，都没有你的身子骨要紧，记住了？"
　　我点头，又摇头，最后伸出胳膊搂住她的脖子，把脸埋在她颈窝里。她身上有铅笔屑和肥皂的味道，还有一点点汗味，那是我在这世上觉得最安全的味道。
　　"妈妈，"我闷声说，"我跳得好，你是不是就高兴？"
　　她愣了一下，把我搂紧了。
　　"傻瓜，"她说，"你就是不跳舞，就那么杵着，妈妈也高兴。你是妈妈的女儿，你活着，妈妈就高兴。"
　　我那时候不完全信。小孩子有小孩子的逻辑：我看得见她加班到几点，看得见她给我交学费时把钱数了又数，看得见她在别的小朋友妈妈面前，听到"你一个人带孩子真不容易"时，那一闪而过的、要强的眼神。我于是认定，我必须好，必须特别特别好，好到让她觉得，所有的苦都值。
　　三岁半的周望舒，就这样早早学会了一件事：把最好的自己，端给最爱她的人看。
　　吴老师是见过太多孩子的人，偏偏把我这股子闷头硬撑的劲儿看在了眼里。有一回压腿，我咬着牙一声不吭，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走到我身边，没有像夸我"能吃苦"那样继续加码，反而蹲下来，用手掌轻轻盖住我绷得发僵的膝盖，放缓了声音："望舒，疼了就说疼，累了就喊停，这不丢人。跳舞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咬着牙跟自己较劲的事。"她还跟全班的小丫头说，谁要是身上哪儿不舒服，不许藏着掖着，第一时间举手，"老师宁可你们慢一点，也不要一个硬撑的小英雄"。那时候我似懂非懂，只觉得这位吴老师的手，永远稳稳托在我们腰后，从不会借着"纠正动作"，在我们身上多停半分。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一个真正干净的引路人是什么样子——她教你飞，却更在意你疼不疼。
　　那些年下了舞蹈课，回家的路是暖的。
　　曼姨有时顺路，会把我和予安一起接走，两个小孩手牵手走在榕城傍晚的巷子里，谁家厨房飘出蒸鱼豉油的香，谁家阳台上的三角梅开得泼泼洒洒。回到大院，阿嬷总给我留着一碗温热的甜酒酿或者一小盅炖得软烂的排骨，看我吃完，才肯放我去玩。天还没黑透，院子里全是人，张阿婆坐在竹椅上择菜，王叔蹲在门口修自行车，一群孩子追着一只瘸了条腿的流浪狗跑，橘子蹲在墙头上，甩着尾巴看我们。
　　那时候我以为，日子本来就该是这样的：练一场出一身透汗的舞，吃一碗有人温着的饭，跑过一整条被夕阳染黄的长廊，身后永远跟着一个赶不走的沈予安。我以为这样暖的、亮的、有边有际、人人都疼我的日子，会一直一直过下去，过到我长成很大很大的人。
　　予安是我舞蹈班的"编外人员"。
　　他不肯跟沈叔叔回家，非要跟着曼姨来送我上课。曼姨拗不过他，就由他趴在练功房门外那扇大玻璃窗上，脸挤得扁扁的，像一张贴在玻璃上的小圆饼，一看就是一个半小时。
　　一开始吴老师赶他："小朋友，这儿上课呢，你到外面玩去。"
　　他不说话，往后退两步，等吴老师一转身，他又贴回玻璃上，赶了三回，吴老师哭笑不得，随他去了。
　　下课铃一响，他永远是第一个冲进来的，献宝似的从背后变出一根冰棍。冰棍是他用自己的零花钱买的，捂在口袋里，怕化了，拿出来的时候，纸皮都被体温焐软了，冰棍也化了小半，糖水顺着他的手腕往下滴，他浑然不觉，直往我手里塞。
　　"给你的，"他喘着气，"绿豆的，你最爱吃。"
　　"你怎么一身汗？"
　　"我……我跑来着。"
　　后来我才知道，他所谓的"买冰棍"，是要走两站地，去那家批发冰棒的小店，因为那里比文化宫门口便宜两毛钱。一个五岁的小男孩，算准了下课时间，提前半小时出发，买回来，再捂在怀里，一路小跑着回来，就为了让我一出练功房，就能吃上一口凉的。
　　我吃着那根半化的绿豆冰棍，故意板着脸说："沈予安，你是不是我跟屁虫？"
　　他理直气壮："我妈让我看着你，怕你被人拐走。"
　　"我在练功房，谁拐我？"
　　"那……那我也看着。"他梗着脖子，顿了顿，声音小下去，"望舒，你转圈的时候，真好看。像……像电视里那个，嫦娥。"
　　我一下子就不逗他了。五岁的小男孩，说不出"月亮上的神女"那样的话，他只会说"真好看"。可我捧着那根化了的冰棍，心里某个地方，软得一塌糊涂。
　　那年冬天，文化宫办新春汇演，我们启蒙班也有一个节目，群舞，我被安排在最中间的位置。
　　演出那天，我妈特意跟单位请了假，曼姨、沈叔叔、阿嬷，一家子浩浩荡荡全来了，占了第三排最好的位置。予安被沈叔叔架在脖子上，手里举着一台傻瓜相机，如临大敌。
　　大幕拉开，音乐响起，我穿着我妈连夜给我缝了亮片的小纱裙，站在灯光最中间。那一刻我其实是怕的，台下黑压压坐满了人，我看不见我妈。可当第一个动作起，足尖一点，手臂抬起，我忽然就不怕了。
　　我想起阿嬷说的，月亮上的神女，裙裾一摆，就是一地清辉。
　　我想，那现在，轮到我了。
　　我跳得忘乎所以。旋转的时候，灯光在我眼前流成一条河，我好像真的离开了那方小小的舞台，越升越高，升到一个又冷又亮、又干净的地方，那里没有加不完的班，没有数了又数的钱，没有"没爸爸的孩子"，只有我，和一整个属于我的、皎洁的夜空。
　　音乐停，大幕合拢，台下的掌声潮水一样涌上来。
　　我跑到后台，掀开帘子一角找我的家人。我看见我妈拼命鼓掌，鼓着鼓着，抬手抹了一下眼睛；曼姨在旁边又是笑又是拍她；阿嬷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大概是在谢佛祖；而予安骑在沈叔叔脖子上，举着那台傻瓜相机，"咔嚓""咔嚓"，几乎把一整卷胶卷都拍光了。
　　后来照片洗出来，没有一张是清楚的。
　　不是糊了，就是只拍到舞台顶的灯，最好的一张，也只拍到我半个旋转的影子，虚虚的一团光。予安为此懊恼了很久，我却把那张糊照片要了过来，夹进我最宝贝的小本子里。
　　我说："这样才好。"
　　予安不懂："糊成这样，哪里好？"
　　我说："你不懂。神女本来就是看不清的，看清了，就不是神女了。"
　　他似懂非懂地看着我，然后非常认真地宣布："等我长大了，我买一个最好的相机，把你拍得清清楚楚。你跳一次，我拍一次，给你拍一辈子。"
　　五岁的沈予安说"一辈子"的时候，语气笃定得像在说一加一等于二。
　　我信了。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一辈子"这三个字，原来那么长，又那么短；不知道有些灯光会熄，有些月亮会被云吃掉；更不知道，多年以后，那个举着傻瓜相机、拍了一整卷糊照片的小男孩，会在一个没有灯光的深夜，捧着我留下的本子，一页一页，徒劳地想把我模糊的影子，重新看清。
　　2000年的新春，灯光那么亮，掌声那么暖。我站在舞台中央，被我的一家人围着，以为自己真的是月亮上的神女，从此只会往更高、更亮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