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皎尘埃》爱吃肉的羊驼

3、跟屁虫 【视角】周

　　我四岁那年，最烦的人就是沈予安。
　　他比我小两天，整整两天，四十八个小时，我妈说的，我曼姨说的，连大院门口看自行车棚的陈阿公都知道。可他从来不叫我姐姐。
　　"叫姐姐。"我叉着腰，站在他家门口，命令他。
　　他比我矮半个头，手里举着半块啃得坑坑洼洼的磨牙饼干，瞪着一双圆眼睛看我，看了半天，非常坚定地喊："望舒！"
　　"叫姐姐！"
　　"望舒！"
　　"姐——姐！"
　　"……望舒。"
　　我气得转身就走，他就颠颠地跟上来。我走快，他走快；我停下，他也停下，隔着三步远，假装在看墙上的青苔，假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等我再走，他又跟上来，像我妈缝衣服时掉在我身后的一截小线头，甩都甩不掉。
　　我们住的地方叫机关大院，原来是一个什么单位的宿舍，红砖墙，灰瓦顶，一栋一栋，围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天井。天井中间有一棵老榕树，胡子（阿嬷说那叫气根）一绺一绺垂下来，风一吹就晃，像老爷爷下巴上没刮干净的胡须。榕树底下有三张石桌，白天大人在那里下棋、择菜、打毛衣，晚上就搬出竹椅竹榻乘凉，蒲扇拍在大腿上，啪、啪，拍蚊子。
　　大院对四岁的我来说，大得像一座城。
　　单车棚是迷宫，一辆一辆自行车挤在一起，车把上缠着褪了色的塑料带，空气里有一股旧橡胶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阿嬷家楼下的杂物间后面，藏着一畦我曼姨她们种的葱和一盆一盆的花；三楼的走廊栏杆，是世界上最惊险的悬崖，把下巴搁上去往下看，天井里的人都变成了小矮人。
　　而这座城里，永远有一个甩不掉的沈予安。
　　我妈跟予安的妈，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朋友。
　　这个不用别人讲，我自己就知道。我妈下班晚，我就在予安家吃晚饭；曼姨上夜班，予安就睡我家。两家的门钥匙，互相都有一把，用红绳系着，塞在门框上头一个谁都知道的"秘密地方"。我妈常说，要不是她比曼姨大几个月，她们俩才该是双胞胎。
　　我妈叫周敏，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画图，画那种我看不懂的、一条线一条线的图。她的手指上总有一股淡淡的铅笔和橡皮屑的味道，好闻得很。她很忙，非常忙，忙到常常我都睡了，她才回来，坐在床边，用手轻轻摸我的头发，我迷迷糊糊睁眼，能看见她眼睛底下两片青色。
　　曼姨正好相反，她在卫生所上班，嗓门大，手脚快，笑起来整条走廊都听得见。她最爱干的事，就是趁我妈不注意，把我捞过去，在我脸上"吧唧"亲一口，然后说："敏子你看看，我们望舒怎么这么好看，长大了可怎么办哟。"
　　予安他爸沈叔叔话不多，在机械厂上班，手上总有洗不掉的机油印子，可他会修东西。大院里谁家收音机坏了、自行车链子掉了、板凳腿松了，都找他。他还会用木头削东西，给我削过一只小木兔子，给予安削过一把小木枪。予安稀罕那把枪稀罕得不得了，睡觉都攥着，可第二天我多看了那只兔子两眼，说我想要一把枪，他一声不吭，把自己的枪塞给我，自己抱着我的兔子玩了一下午。
　　真是个跟屁虫。我嘴上嫌弃，心里却想，算了算了，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本姐姐罩着你。
　　真正让我确立"大姐大"地位的，是那年夏天的一场架。
　　大院外头有一条巷子，巷子里住着几个上了小学的男孩子，为首的一个，剃光头，我们背地里叫他光头强。他们占着巷口那台投币的摇摇车，谁去坐他们就起哄。那天我穿着阿嬷新给我做的碎花小裙子，牵着予安，想去坐那辆一摇一摇会唱"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的小马。
　　"喂，"光头强挡在摇摇车前，上上下下打量我，忽然怪声怪气地说，"她就是那个没爸爸的，对不对？我妈说了，她爸跟别的女人跑啦——"
　　后面几个男孩哄地笑了。
　　我愣住了。
　　"没爸爸"这三个字，我不是第一次听见。幼儿园里有小朋友问过，我回家问我妈，我妈当时正在切菜，刀停在案板上，停了很久，然后蹲下来，把我搂进怀里，说："望舒有妈妈就够了，妈妈一个人，能顶两个人。"她笑着，可我看见她眼睛红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问了，也不许别人提。
　　我那时候还不太懂"跟别的女人跑了"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他们在笑我，笑得我脸上发烫，笑得我妈在我心里红起来的那双眼睛，又开始疼。
　　予安比我先炸了。
　　他平时话都讲不利索，那一刻却像个小炮仗，挣开我的手就冲上去，一头撞在光头强肚子上，嘴里喊着含混不清的："不许说望舒！"
　　他哪里是光头强的对手，比人家矮一个头都不止，被人家一推，屁股着地，摔在巷子里，小木枪都飞出去了。可他爬起来，又冲上去，又被推倒，膝盖磕在青石板上，破了，渗出血珠子。
　　我一下子就忘了什么叫害怕。
　　我冲过去，捡起地上的小木枪，照着光头强的胳膊就抡，一边抡一边喊："你才没爸爸！你们全家都没爸爸！我有妈妈！我有曼姨！我有沈叔叔！我有阿嬷！我有好多好多人！你有吗你！"
　　我大概是真的急眼了，四岁的小女孩，披头散发，举着把木枪，悍不畏死。光头强被我抡懵了，加上予安爬起来抱着他的腿就咬，三个大一点的孩子，愣是被我们两个不要命的小不点逼得节节败退。最后还是陈阿公从车棚里冲出来，一声吼，把他们驱散了。
　　仗打赢了，我才想起来哭。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予安膝盖上的血，哇地哭出声，比他这个受伤的哭得还响。予安反倒不哭，一瘸一拐凑过来，用脏兮兮的小手拍我的背，学着他爸的口气，老气横秋地安慰我："望舒，不哭，我不疼，真的，一点都不疼。"
　　后来是曼姨给我们处理的伤口。卫生所里，双氧水抹上去冒白泡，予安疼得龇牙咧嘴，硬是一声没吭，因为我坐在旁边看着。曼姨一边给他涂，一边又气又笑："你说你俩，加起来不到九岁，跟人打什么架。"
　　"他说我没爸爸。"我低着头，抠着衣角。
　　曼姨涂药的手停住了。
　　她把我拉过去，让我坐在她另一条腿上，左一个予安，右一个望舒，搂着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一字一句地说："望舒你听着。你有爸爸也好，没爸爸也好，你一点都不比任何人差。你是曼姨见过最好、最金贵的小姑娘。以后谁再这么说你——"
　　"我就打他！"予安抢着说。
　　"不许打架。"曼姨在他脑门上轻轻弹了一下，却没什么力道，"你就告诉他，我曼姨是许曼，我沈叔叔是沈建国，我们全家都站在望舒这边。记住了没？"
　　"记住了！"我们俩异口同声。
　　那天回家，我妈知道了这事，晚上把我搂在怀里，很久没说话。临睡前，她在我耳边轻轻说："望舒，以后别为这个跟人打架，妈妈心疼。"
　　我搂着她的脖子，小声问："妈妈，有予安他们一家，还有阿嬷，还有你，我是不是比谁都多？"
　　黑暗里，我妈笑了，笑着笑着，有一滴温热的东西，落在我脖子里。
　　她说："是。我们望舒，比谁都多。"
　　橘子是那年深秋来的。
　　下着冷雨的一个傍晚，我跟我妈打伞回来，听见单车棚旁边的纸箱子里有细细的声音，喵——喵——，又弱又哑，像谁把一小段哭声泡在了水里。我蹲下去掀开纸箱，一团橘红色的、湿漉漉的小东西，缩在角落，抖得像风中的一片叶子。
　　"妈妈，猫！"
　　我妈起初不让养，说她白天上班，没人照看。我抱着那团湿漉漉站在雨里，不说话，也不走，就那么看着她。我跟我妈之间，向来是这样的：她吃软不吃硬，我不哭不闹，就拿一双眼睛看她，看到她心软为止。
　　她叹了口气，投降："……就这一次啊。"
　　我欢呼出声。我们给它擦干，用吹风机小心地吹，吹着吹着，那团毛蓬起来，原来是一只橘黄色的小狸猫，背上深橘，肚皮奶白，鼻头粉粉的。它大概是饿坏了，舔了小半碟温牛奶，肚子圆起来，就在我手心里打起了呼噜。
　　"叫什么好呢？"我妈问。
　　我看着它那一身橘子糖一样的颜色，脱口而出："橘子！叫橘子！"
　　橘子从此成了我的跟班二号。白天我走到哪它跟到哪，晚上钻我被窝，趴在我脚边，呼噜呼噜，像一台小小的、暖和的发动机。予安来我家，第一件事永远是蹲下来找猫："橘子！橘子！"橘子起初怕他，后来跟他混熟了，也肯让他挠下巴，舒服得把脖子抻得老长。
　　我们仨——我、予安、橘子——常常在天井的榕树下耗掉一整个下午。我当老师，予安当学生，橘子当另一个学生，我用树枝在泥地上教他们写"人、口、手"，予安学得认真，橘子只会追自己的尾巴。阳光透过榕树的叶子，一块一块洒下来，在地上晃，阿嬷坐在不远处的竹椅上念佛，木鱼声笃、笃、笃，慢腾腾的，像时间本身。
　　说到阿嬷，阿嬷是我妈的妈，从老家来帮着带我。
　　阿嬷的脸像一颗晒干的橘子，皱纹一层叠一层，可她的手很软，手心常年有檀香和皂角的味道。她信佛，家里供着观音，清早起来先上香，青烟袅袅地升，她就跪在蒲团上，念念有词。每年她都要去鼓山的涌泉寺，给我求一串平安手串，木头珠子，用红绳穿着，戴在手腕上，她说是佛祖替她看着我，什么脏东西都近不了我的身。
　　阿嬷最常念叨的，是我眼角这颗痣。
　　那颗痣长在我右眼角下面，小小的一点，褐色。阿嬷每次捧着我的脸看，都要叹气："哎哟，泪痣哦。我们皎皎长了一颗泪痣。"我问她什么是泪痣。阿嬷就用她软软的拇指，轻轻摩挲那颗痣，说："长泪痣的囡仔，是前世临走的时候，舍不得的人太多，眼泪没流完，孟婆就在她眼角点了一颗痣做记号。这一世啊，也兜不住眼泪，多情，心软，要受好些眼泪的苦。"
　　我听不太懂，跑去问予安："阿嬷说我这颗痣，这辈子要哭很多很多，怎么办？"
　　予安非常认真地盯着我的眼角看了半天，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他才说："那你别哭。你要是想哭，就来找我，我替你想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
　　"我……"他卡壳了，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我把你逗笑！你一笑，眼泪就跑了！"
　　为了证明，他当场就做了个鬼脸，把两个嘴角往下扯，鼻孔撑大，还学橘子打了个喷嚏。我"噗"地笑出声，笑着笑着，真的把要问的事忘了。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一个人要是真的难过到了极处，是笑不出来的，再好的鬼脸也没有用。可四岁那年的沈予安不知道，四岁的周望舒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天井、榕树、橘子、阿嬷的木鱼声、两个随时可以互相推门的家，还有一个拍着胸脯说要把我的眼泪都赶跑的、小两天的跟屁虫。
　　那年冬天，榕城下了一场极小极小的雪粒子，打在瓦上沙沙响。我和予安裹成两个粽子，趴在走廊栏杆上看。阿嬷在屋里喊我们别冻着，我呵出一口白气，问予安："雪是什么味道的？"
　　予安说："不知道。"
　　我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去北方，看最大最大的雪，堆最大最大的雪人，跳最好看的舞，给你们所有人看。"
　　予安仰着脸看我，认真地问："那我能一起去吗？"
　　"你呀，"我摆出姐姐的架子，拿冻得通红的手指点了点他的额头，"你是我的跟屁虫，我去哪，你当然得跟到哪。"
　　他立刻就笑了，露出两颗刚换的、缺了的门牙。
　　天井外头，1999年正在过去，新的世纪马上就要来了。大人们说，过完这个冬天，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我信。那时候我什么都信。我信阿嬷的佛祖，信我妈说的一个人能顶两个人，信予安说他能把我的眼泪都赶跑，也信我自己——周望舒，是夜晚升起来的、谁也挡不住的、最亮的那轮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