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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云要来了 很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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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2004年的那个夏天,是我们所有人最后的好日子。
那时候我九岁,不懂什么叫"最后的好日子",我只觉得那个夏天特别长,长得好像永远过不完。蝉从早叫到晚,太阳把天井的青石板晒得发烫,午后泼一盆水上去,"滋"的一声,腾起一股带着土腥味的白汽,转眼就干了。老榕树的气根被晒得蔫蔫的,一动不动,连风都懒得吹。
大院正在翻新。
外墙搭起了竹脚手架,工人戴着草帽,把剥落的红砖墙重新抹上水泥,再刷成一种很新的、有点刺眼的米黄色。楼道里加装了墨绿色的防盗铁门,原先敞开式的走廊,被一扇扇铁门隔成了独立的单元。门房陈阿公的自行车棚也拆了重建,崭新的钢架,刷着银粉,闻着有一股刺鼻的油漆味。
大人们都说好,说房子新了,安全了,像个现代小区了。
我却莫名地不喜欢。
我说不上来为什么。我只是觉得,那些脚手架和绿铁门,像一只正在慢慢合拢的手,把我熟悉的那个大院——那个谁家做了红烧肉都要端一碗过来、夏夜全院子的人挤在一个天台上乘凉、我们可以在走廊里撒丫子乱跑、随便推开哪扇门都有熟人的大院——一点一点,关了起来。
望舒倒没我这些多愁善感。那个夏天,她有两件大事:考进月芽,和升四年级。
月芽的插班考试,是六月里考的。
我陪她们去的,坐在月芽培训中心楼下的台阶上等。那地方比文化宫气派多了,玻璃旋转门,水磨石地面,墙上挂满了获奖照片和名师简介,空调开得足足的,一进门一股冷气,吹得人起鸡皮疙瘩。
望舒进去考了快一个小时。出来的时候,她头发有点散,脸颊红扑扑的,眼睛却亮。
"怎么样?"我迎上去。
"老师让我做了一组动作,"她比划着,"还让我即兴跳了一段,随便放音乐,让我跟着跳。"
"那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怎么知道。"她嘴上这么说,嘴角却压不住地往上翘。
一周后,录取通知来了。月芽那边的老师在电话里对周敏阿姨说,周望舒条件极好,破格插进提高班,并且,"有一位年轻老师看了她的考试录像,点名想带她"。
那位老师姓什么,电话里提了一句,我当时没往心里去,记住了也没用,一个名字而已。那时候我怎么会想到,这个我连面都没见过的名字,会像一根刺,扎进我们往后的整个人生,拔不出来,一碰就流血。
望舒高兴坏了。
那个夏天,她练得更狠。天不亮就起来,在天井里压腿,老榕树下,她单腿搭在石桌上,闭着眼,一下一下往腿上压,晨光照着她单薄的侧影。晚上洗完澡,她还要对着客厅那面穿衣镜,练表情、练眼神,练到我妈直叹气,说这孩子,对自己也太狠了。
我照旧是她的跟屁虫。
她练功,我给她扇扇子、递水;她去月芽报到,我跟着认路,默默数从大院到月芽要拐几个弯、过几个路口、坐几站公交;她练累了坐在门槛上发呆,我就陪她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也就是在那些并肩坐着的午后,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望舒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她在长大。九岁的女孩,蹿了个子,眉眼一点点长开,不再是那个圆乎乎的小丫头,开始有了少女的轮廓。她安静的时候变多了,有时候说着说着话,会忽然停下来,望着某个地方出神,你叫她两声,她才猛地回神,冲你笑一下。那笑还是好看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那笑容后面,藏着一点我够不着的东西。
我把这归结为:她要去更厉害的地方了,她要变成大舞者了,自然就有心事了。
九岁的沈予安,能给出的最高深的解释,也就到这儿了。
现在闭上眼,我还能闻见那个夏天的味道——柏油路被晒化的焦味、老榕树的青气、井水里泡过的西瓜甜腥味,还有望舒发梢上淡淡的栀子香。
我们三个几乎天天泡在一起。中午趁大人午睡,溜去江边的旧堤上捉蜻蜓、捡被水冲得溜光的鹅卵石,比谁捡的石头纹路最像一幅画;傍晚蹲在大院门口看陈阿公下象棋,看不懂也要装懂,争得面红耳赤;夜里拎着玻璃罐去花坛边找蜗牛,望舒总不肯伤害它们,看够了,又一只只轻轻放回草里,说它们也有妈妈在等。
有一回我们在天台数星星,数着数着争起来,望舒非说银河是月亮走夜路时洒下的一串脚印,文雯说是王母娘娘划的一道河,我说是无数颗星星挤在一起。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望舒忽然轻轻笑了,说:"管它是什么呢,反正我们以后要一起去看真正的大海,看海边的星星是不是比这儿的大。"
那时候我们拉过多少钩啊。要一起考最好的中学,要当彼此婚礼上的伴郎伴娘,要老了还回这个大院,在天台上并排躺着,数一辈子的星星。
蝉鸣那么响,夏天那么长,长到我真的相信,眼前的一切永远都不会变——她不会变,我不会变,那扇玻璃旋转门,永远不会在我们之间转起来。
暑假最后一天,是8月31号,也是望舒九岁半的日子。
那天傍晚,下了一场雷阵雨,来得急,去得快,雨停以后,天台上积了一层薄薄的水,倒映着被洗得格外干净的天。傍晚时分,暑气全消,空气里满是湿润的、翻新泥土和栀子叶的味道。
吃过晚饭,望舒拽着我上天台。
"上来,"她说,"陪我看云。"
雨后的云大朵大朵,被夕阳染成橘红、鎏金、玫瑰紫,层层叠叠,堆在西边的天上,像一座座正在燃烧的城。天台风大,吹得望舒的头发和裙摆一齐往后飘,她张开双臂,闭着眼,仰起脸,像要把自己也交给风。
我在她旁边坐下,两条腿悬在天台边缘晃啊晃。
"沈予安,"过了好一会儿,她睁开眼,忽然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这个问题她问过我,在两年前的天台上,那时候我答不上来。这一回,我却几乎是脱口而出。
"当警察。"
她意外地转过头:"警察?你不是说想开飞机吗?"
"那是小时候不懂事。"我一本正经,其实我也才九岁半,"我想好了,就当警察。"
"怎么忽然想当警察了?"
我没立刻回答。
我看着天台下面,翻新过的大院,米黄色的墙,墨绿色的铁门,进进出出的、我认识了一辈子的人。我想起这两年的一些事:巷口光头强那样的男孩,赵鹏那样的嘴,每次望舒被人说"没爸爸"时,她瞬间黯下去的眼神;想起我每次想护着她,却总因为个子矮、年纪小、力气不够,而感到的那种深深的无力。
"因为,"我慢慢说,"警察厉害啊。警察能把坏人都抓起来,谁也别想欺负人。"我侧过头,看着她,非常认真地说,"等我当了警察,我就专门保护你。谁要是敢欺负你,我'咔嚓'就把他铐走,让他一辈子都出不来。"
望舒被我逗笑了,梨涡陷下去,是我最喜欢看的那种笑。
"那我呢,"她问,"你不想知道我想干什么?"
"你不是早就说了,跳舞,跳到月亮上去。"
"不止。"她转回头,重新望向那片燃烧的云,眼睛里映着漫天的霞光,亮得惊人,"我要在月芽好好练,将来考全国最好的舞蹈学院,北京的,上海的,哪里最好我考哪里。我要当首席,要跳主角,要让我妈坐在最前排,看我跳一辈子。我还要——"
她顿了顿,声音轻下去。
"我还要走得远远的。离开这条巷子,离开这个大院,去最大的城市,去最远的地方。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们、说过我们闲话的人,都只能仰着头看我。"
九岁半的周望舒说"走得远远的"时,语气里有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近乎悲壮的东西。我那时不懂,只当她是小孩子赌气、要强。
我于是伸出小指头。
"那说定了。"我说,"你去全国最好的舞蹈学院,走得再远,我都跟着。你考到哪个城市,我就考哪个城市的警校。你在台上演,我在台下守着,散了场,我接你回家。"
她看着我那根小指头,忽然又笑了,伸出她的小指,跟我勾在一起。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我们俩异口同声,摇了摇勾在一起的手指,再一齐用大拇指,盖了个歪歪扭扭的章。
盖章的那一刻,最后一缕夕阳,正好穿过云层,落在我们勾着的手上,金灿灿的。
天彻底黑下来之前,我们下楼。
走到三楼拐角,望舒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翻新过的大院。脚手架还没拆,绿纱网在夜风里轻轻鼓动,像一只正在呼吸的、巨大的兽。工人们已经收工,院子里亮起了新装的路灯,惨白惨白的,把每一扇崭新的绿铁门,照得发冷。
"沈予安,"她没头没脑地说,"你觉不觉得,大院变了。"
"嗯,"我点头,"墙都刷了,我不喜欢那个黄。"
"我说的不是墙。"她摇摇头,却没再解释。
那天晚上,她回家收拾去月芽要用的东西:新的练功服,新的舞鞋,一个绣着月亮的舞蹈包。她把阿嬷求的平安手串,仔仔细细戴在手腕上,又把我送她的那个舞鞋形状的小挂件,挂在包的拉链上。
我站在她家客厅门口看她收拾,心里忽然没由来地一紧。
像有什么东西,在我看不见的远处,正悄悄地、一点一点地,朝这里移动。像暴雨前压在天边的那种云,你抬头看,天还是亮的,太阳还在,可你后脖颈的汗毛知道,云要来了,一场很大的雨,要来了。
"望舒,"我叫她。
"嗯?"
"明天就开学了,"我憋了半天,只憋出一句,"月芽要是……要是有什么事,你一定告诉我。不管什么事。"
她直起腰,看着我,像是觉得好笑,又像是有一点别的什么。她走过来,像个真正的姐姐那样,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她终于比我高,够得着了。
"知道了,小管家婆。"她笑着说,"能有什么事呀。我是周望舒,我可是要当月亮上的神女的人。"
是啊。她是周望舒。她那么厉害,那么亮,什么坎能难住她呢。
我被她说服了,那颗悬起来的心,又悄悄落回原处。
第二天,2004年9月1号,星期一,开学。
望舒背着绣月亮的舞蹈包,走进了月芽舞蹈培训中心的玻璃旋转门。同一周,月芽来了一位新的实习老师,舞蹈学院大四的学生,二十出头,姓崔,单名一个狩字,长得干净,说话温和,最擅长蹲下来,用和孩子平齐的高度,笑眯眯地跟她们说话。
我没有跟进去。
我被那扇旋转门挡在外头,站在九月明晃晃的大太阳底下,看着望舒的背影被门吞进去,又看着玻璃门转了一圈,把明亮的街景、我、和整个旧世界,都关在了外面。
那是我最后一次,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离她那么近。
卷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