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皎尘埃》爱吃肉的羊驼

9、红舞鞋与舞台 九岁那

　　九岁那年冬天，吴老师给我报了榕城市少儿舞蹈比赛，独舞。
　　在此之前，我跳的都是群舞，一群小天鹅里，我站最中间，可那到底是一群人的舞，错一点、慢半拍，有别人替你兜着。独舞不一样，独舞是舞台一空下来，追光一打，台上就只有你一个人，好与坏，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吴老师把报名表拍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心里是怕的。
　　"怕？"她看着我，那双文工团练出来的眼睛，锐利又温和。
　　我老实点头。
　　"怕就对了。"她笑了，"上台不怕的，那是木头。可周望舒，我教了三十年孩子，敢把独舞交给谁、不敢交给谁，我心里有本账。你四岁来，下腰不哭，压腿不叫，别的小孩耍赖的时候，你一个人对着镜子练一百遍。这本账上，你的名字，我写了五年了。"
　　她蹲下来，与我平视。
　　"老师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要这个舞台？就你一个人的舞台。"
　　我顺着她的手，看向练功房那面墙的镜子。镜子里是个九岁的女孩，瘦，白，头发紧紧盘起来，露出一张还带着稚气、却已经有了几分倔强的脸。我想起天台上我妈说的话——望舒是月亮，该升上去的；想起我写在带锁日记里的秘密——我要爬到足够亮的地方去。
　　"想。"我听见自己说，声音不大，却很稳，"吴老师，我想要。"
　　"好。"她一拍膝盖站起来，"那从今天起，脱层皮。"
　　她说脱层皮，真的就是脱层皮。
　　参赛的剧目叫《望月》，是吴老师专门为我重新编排的一段古典舞，讲一个小姑娘在夜里抬头望月，与月中神女遥遥相望，最后自己也化作月光的故事。三分钟的舞，动作密，情绪更密，光是开头那个"望月"的造型，我就练了整整一周。
　　每天放学，别人背着书包回家，我背着舞蹈包去文化宫；别人写完作业看电视，我在练功房里，一遍一遍，从黄昏跳到天黑。足尖立到脚踝肿起来，晚上用热水泡，第二天接着立；一个"点翻"，我能一口气转二十几个，转到胃里翻江倒海，扶着把杆干呕，缓两分钟，再来。
　　地胶上有一块颜色比别处深，是我的汗一滴一滴洇出来的。
　　我妈心疼，半夜给我揉腿，揉着揉着手就停了："望舒，要不咱别比了，一个比赛，妈不在乎。"
　　"我在乎。"我把脸埋在枕头里，声音闷闷的，"妈，你让我比。我想赢。"
　　她不说话了，只是揉腿的手，更轻了些。
　　真正让我撑下来的，还有一个人。
　　予安那阵子，成了我的"专职后勤"。他放学比我早，做完作业，就雷打不动地蹲在练功房门外。他不再贴玻璃了——他长大了些，知道那样丢人——他就老老实实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怀里抱着一个军绿色的水壶，壶里是曼姨煮的红枣姜茶，用厚毛巾裹着，到我休息的时候，倒出来还是热的。
　　我练到几点，他陪到几点，从不催。
　　有一回我一个动作总也过不去，急得直掉眼泪，踢了把杆一脚，坐在地上不想起来。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予安探进半个脑袋，也不进来，只把水壶搁在门口，又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水果糖，搁在水壶旁边，然后缩回去，安安静静把门带上。
　　那颗糖我没吃，攥在手心里，攥得糖纸都皱了。我看着那扇重新合上的门，忽然就不哭了，爬起来，接着练。
　　那段日子，好像一整个世界都在悄悄托着我往前走。
　　文雯知道我备赛没空上课间，每天放了学，先把当天的板书和老师留的作业，用她最工整的字替我抄一份，再绕二十分钟路送到文化宫。她看不懂舞蹈，就坐在走廊长椅上，托着腮看我转圈，看半天，冒出一句："周望舒，你转得我眼都花了，你自己不晕吗？"然后从书包里掏出半块用纸巾包着的、她妈烤的红薯塞给我，"快吃，还热乎。"
　　我妈那阵子接了更多的图纸，常常画到后半夜，灯下还摊着我的演出服。《望月》要一件月白色的纱裙，店里卖的贵，她舍不得，就扯了块便宜的雪纺，照着录像一针一针自己缝，裙边绣不上银线，她就熬夜用最细的银线，一点点勾出月亮的纹路。有天夜里我起来喝水，看见她伏在缝纫机前打盹，手边是缝了一半的裙子，针还别在衣襟上。
　　阿嬷腿脚不便来不了练功房，就隔三岔五让予安捎来一只搪瓷缸，里头是她炖了一下午的银耳莲子或者酿豆腐，捂在棉套里，打开还冒着热气，缸身上永远贴着她用毛笔写的小纸条："皎皎吃饱，才跳得高。"
　　我那时被这些密密匝匝的好围着，只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不知道命运很快就要把这束最干净的光，亲手掐灭；我只知道，为了这些爱我的人，我也要把那三分钟，跳到最好。
　　比赛那天是2004年3月，开春，天还冷。
　　赛场在市少年宫的大剧场，红丝绒的座椅，水晶吊灯，舞台比文化宫的大出一倍，地板打了蜡，能照出人影。后台全是人，化着浓妆的小选手，紧张的家长，来回奔走的老师，空气里混着发胶、胭脂和紧张的汗味。
　　我妈请了半天假，特意穿了她平时舍不得穿的那件藏青色呢子大衣；曼姨和沈叔叔带着予安，占了第四排；阿嬷行动不便没来，却一早在家上了三炷香，让我妈把一道平安符缝在我演出服的内衬里，贴着心口。
　　我抽到第七个上场。
　　报幕声响起："下面请欣赏，七号选手周望舒，独舞《望月》。"
　　大幕拉开的那一瞬间，世界忽然安静了。
　　台下是黑的，几百号观众隐在黑暗里，我谁也看不清，只能看见正前方一束追光，白得发蓝，像一轮悬在半空的、小小的月亮。音乐起，是一段清冷的古筝，我深吸一口气，足尖一点，走进了那束光里。
　　后来我妈跟我说，我一出场，她的眼泪就下来了，她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觉得台上那个小小的人影，又孤勇，又干净。
　　我自己反倒什么都忘了。我忘了台下的人，忘了打分的评委，忘了缝在心口的平安符，我甚至忘了这是一场比赛。我就是那个望月的小姑娘。我仰头，伸手，去够那轮够不着的月亮；我旋转，裙摆打开，像月光在水面铺开；我下腰，柔软得像被风折弯又弹起的柳枝；最后一段，音乐转急，我一连十几个点翻，追光跟着我转，转出一圈又一圈的光痕，然后，乐声骤停，我单膝跪地，仰头，手臂缓缓伸向头顶那束光，定格。
　　一秒，两秒。
　　掌声是猛地炸开来的，像潮水，哗地拍上岸。
　　我维持着那个造型，胸口剧烈起伏，追光底下，我看见自己的影子，孤零零地、长长地铺在舞台上。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吴老师说的"一个人的舞台"是什么意思——是怕，也是骄傲；是孤，也是亮。
　　颁奖的时候，主持人念到"少儿组独舞金奖，周望舒"，我站在侧幕，足足愣了三秒，才被吴老师一把推上台。
　　奖杯是水晶的，做成一只踮起的足尖鞋形状，捧在手里，凉丝丝，沉甸甸。我举着它，朝第四排鞠躬，我看见我妈哭得一塌糊涂，曼姨在旁边拍她，沈叔叔使劲鼓掌，手掌都拍红了，予安站在座椅上，又蹦又跳，扯着嗓子喊"望舒——望舒——"，喊得周围的人都看他，他也不管。
　　下台以后，一家人围上来。我妈把我搂进怀里，半天说不出话，只会反复说"好，好"。予安挤到最前面，献宝似的递上一束花——是他用攒了两个月的零花钱买的，三朵康乃馨，配着满天星，被他一路攥着，花瓣都有点蔫了，可那是我收到的第一束花。
　　"给你的！"他仰着脸，眼睛亮得像星星，"金奖！周望舒你是金奖！我就知道！"
　　阿嬷的反应最隆重。晚上回家，她把奖杯端端正正摆在观音像前，上了香，拜了三拜，嘴里念叨："佛祖保佑，我们皎皎有出息，光耀门楣。"然后她非要给我煮一碗太平面，线面、两个太平蛋、一只鸡腿，说吃了，往后平平安安，步步登高。
　　那碗面我吃得热泪盈眶，一半是撑的，一半是别的什么，满满当当，堵在心口。
　　那是我舞蹈生涯里，最纯粹的一次快乐。后来我也拿过别的奖，更大的舞台、更亮的灯，可再没有一次，像九岁这年的春天这样，干净得没有一丝阴影。因为那时候我还真心相信，舞蹈是我的，舞台是我的，光是我的，只要我足够努力、足够好，我就能一直一直，往月亮上去。
　　转折，是在一周后。
　　吴老师把我妈请到了文化宫，我也在。她先把比赛的录像夸了一遍，然后，话锋一转，神色认真起来。
　　"周敏啊，"她叫我妈的名字，不像别的家长，叫"望舒妈妈"，"有句话，我憋了几天，还是得跟你说。望舒这孩子，是我三十年教过的最好的苗子，没有之一。她的条件、悟性，尤其是那股劲，搁在我这个启蒙班里，是埋没了。"
　　我妈一怔："吴老师，您这话……"
　　"我这个班，是带孩子入门、培养兴趣的，顶天了，送到市里比个赛。"吴老师摆摆手，很坦诚，"可望舒要走的，不该是这条路。她该接受专业训练了，往附中、往专业院校的方向走。榕城教这个的，我给你掂量过，最像样的，是'月芽舞蹈培训中心'，那边有北舞、民院毕业的老师，有考前班，有往专业院校输送的通道。我跟那边的负责人认识，可以推荐望舒去考插班，先上小课，看看她的上限到底在哪儿。"
　　月芽。
　　我在心里默念这两个字。月亮的月，发芽的芽。多好听的名字，像是专门为我起的。
　　我妈显然也动了心，可她第一反应还是现实："吴老师，那边……学费贵吧？"
　　"贵。"吴老师不瞒她，"小课更贵，一节顶我这儿十节。可话说回来，望舒这样的，值得。当然，"她顿了顿，看向我，语气放缓，"这是大事，得孩子自己愿意。望舒，你想去吗？去了，可比现在苦十倍，老师也比我凶，你怕不怕？"
　　我几乎没有犹豫。
　　我想起舞台上那束白得发蓝的追光，想起自己化作月光的那三分钟，想起日记里那个要爬到最高处的秘密。
　　"我不怕。"我说，"吴老师，我想去。"
　　我妈看着我，看了很久。她大概是想起了天台上自己说过的话——她要做那架梯子，让我踩着，能爬多高爬多高。她最终缓缓点了点头，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
　　"好。"她伸手，握住我的肩膀，"咱们去考。钱的事，你别操心，有妈妈。"
　　从文化宫出来，天已经擦黑，早春的风里带着一点暖意。我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予安来接我们，听说我要去一个更厉害的舞蹈班，先是高兴，随即又皱起眉。
　　"那……那我还能去接你下课吗？"他问。
　　"当然能啊。"我说。
　　"那个月芽，离这儿远吗？"
　　"有点远，坐车要二十分钟。"
　　他"哦"了一声，低下头，踢着路上的一颗小石子，踢出去，追上去，再踢出去，像是在跟那颗石子较劲。走了好一会儿，他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望舒，新地方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可得告诉我。"
　　我笑他："舞蹈班都是女孩子，谁欺负我。"
　　"那也说不准。"他一本正经，"反正你记住，不管你跳去哪儿，我都能找着你。"
　　九岁的我，把这句话当成了又一句孩子气的大话，笑着应了，没往心里去。
　　我们谁也不知道，那扇叫"月芽"的门，正静静地、彬彬有礼地，在我前方敞开。门里灯火通明，把杆雪亮，有一位年轻好看、最会蹲下来与孩子平视说话的老师，正等着一个"眼睛里有月亮"的小姑娘，自投罗网。
　　2004年的春天，我捧着水晶奖杯，站在命运的门槛上，满心以为，自己离月亮又近了一步。